团结与对抗:两种对中国穆斯林妇女的解读
[摘要]《中国清真女寺史》是一部研究中国清真女寺发展史、中国穆斯林妇女社会和家庭处境变化的专著。由于本书所关注的是中国“信仰的女性群体”,因此引起多方人士的关注。本书著者水镜君和玛利亚•雅绍克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一方面使此书在东西文化对话和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著者过于投入的对话反而忽略了此书的主角——中国穆斯林妇女。本文就《中国清真女寺史》所探讨的中国穆斯林社会男女两性关系从团结与和谐走向对抗与矛盾的问题略作论述,并在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无论是水镜君主张的团结与和谐,还是玛利亚•雅绍克主张的对抗与矛盾,她们都忽略了中国穆斯林妇女自身的声音。
[关键词]《中国清真女寺史》;穆斯林妇女;两性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49-03
《中国清真女寺史》是一部详细研究中国清真女寺历史的专著,著者为水镜君和玛利亚•雅绍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清真女寺的发展历史,并对以清真女寺为核心的中国穆斯林妇女的处境给予了强烈关注。在东方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本书认为,中国清真女寺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从团结走向对抗的过程。本书颠覆了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的传统,但对新的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及中国穆斯林妇女家庭及社会身份的重构却并未详细涉及。由于本书所涉猎的是中国“信仰的女性群体”,因此引起多方人士关注。牛津大学的劳拉•纽伯对本书的评价是:“作者开拓了一个硕果累累的研究领域,写出了一本将引起性别研究学者、从事当代中国伊斯兰世界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相当大兴趣的著作。”
一、团结与和谐——传统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
传统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是团结与和谐的,大致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方式。在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前提下,对真主安拉的无条件顺从是男女两性的共同义务,在此前提下,男性有保护女性的义务,女性有服从男性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并存,二者的地位基本平等。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从平等走向不平等,甚至出现男性的绝对权威和女性对男性的完全依赖和顺从,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伦理关系的影响。即便如此,中国穆斯林男女两性的平等性依然高于传统中国男女两性关系。
《中国清真女寺史》一书的作者之一水镜君客观地阐述了中国清真女寺的历史以及中国穆斯林妇女的地位和处境。传统中国穆斯林女性的生活空间一直局限于家庭,其文化生活也局限于家庭,虽然伊斯兰教明确规定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命,“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但穆斯林女性求知的主要目的是个人修行和教育子女,而不是提高社会地位和得到社会认可。水镜君采用边缘记忆,即男性的记忆和在男性辅助下的女性的记忆,追溯了中国清真女寺的历史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中国穆斯林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并得出女寺和女学的兴起是中国穆斯林女性要求独立和发展女性宗教文化的需要。在水镜君看来,清真女寺的发展是中国穆斯林面对外界压力时,表现出来的男女两性的团结和中国穆斯林女性要求文化上的发展和独立的体现。“无论面对强迫同化政策和明显带有敌意的冲突,或是更具颠覆力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潮流的威胁,捍卫伊斯兰教的过程加强了穆斯林的团结和共性。”水镜君认为:“妇女在宗教中的出现,始自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厄难时期’(明清时期),外部压力和同化危险令男女穆斯林形成一致的目标:强调女子教育。”中国穆斯林社会最早的女学是由男性开办的,记录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师的社会活动和他们之间传承关系的《经学系传谱》中有很多关于男性开办女学和女性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记载。《经学系传谱》的记载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穆斯林社会在应对生存和文化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是男女两性的团结而非对抗
在水镜君的笔下,中国穆斯林男女两性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过程,在对纯粹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世界的家园记忆还清晰的情况下,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但由于受中国传统社会父权制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的影响,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走上了女人绝对服从男人的道路,无论从家庭、社会还是宗教方面,女人都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但是作为边缘群体的中国穆斯林小社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男女两性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以此来应对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两性的地位又走向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水镜君对中国清真女寺出现和发展原因的解释基于她对中国穆斯林社会性别团结的理解。“在重建中原地区女性宗教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时,水镜君对妇女的宗教权利、权利的获得及所处困境的解释,根植于她对男女穆斯林在维护伊斯兰教中性别团结的理解。”
二、对抗与矛盾——重构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的尝试
与水镜君的性别团结观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本书的另一作者玛利亚•雅绍克的性别对抗观点。水镜君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学者,虽然回族女性学者的身份使得她的言语也带有一定的边缘色彩。而玛利亚•雅绍克代表的则是典型的西方学者,她运用东方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以西方的标准重构中国穆斯林两性关系,但此努力并未如其所愿,即便如其所愿,成功构建了中国穆斯林两性的新关系,但理论与现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从理论出发构建出来的理论,并不一定在现实中取得理想的实践效果,中国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只能是更多的彷徨和迷茫。
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穆斯林妇女,无疑具有倾听妇女自身声音的意义,但由于玛利亚•雅绍克先入为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使其不能很好地倾听和分析中国穆斯林妇女的真实感受和体验。玛利亚•雅绍克竭尽全力所做的是要解放中国穆斯林妇女,把中国穆斯林妇女从父权制以及阿拉伯伊斯兰父权制,甚至是男人把持的父权制真主制中解放出来。玛利亚•雅绍克寻求解放中国穆斯林妇女之路的过程中,忽略了几个基本的事实,首先,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权制对中国穆斯林社会有影响,但并为达到主导的地位;其次,阿拉伯伊斯兰父权制和男人把持的父权制真主制只是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声音,并不代表真正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观点,况且,处于非伊斯兰政权下中国穆斯林社会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有区别的;最后,本书所研究的是中国“信仰的女性群体”,却忽视了信仰是中国穆斯林女性生活中的首要之事,依据《古兰经》的叙述,在真主面前男女平等。
在忽略了以上基本事实的前提下,玛利亚•雅绍克对正统伊斯兰教的特点描述为“性别等级制,倚赖伊玛目对经文和注释的理解,必须服从安拉前定的命运(只有被挑选的少数人知晓,大多数人只对高高在上的神圣存在有模糊的了解)。在这一宗教框架内,民主、解放和女性主义,统统被当作比德阿被拒绝”。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抑制妇女的潜能和渴望,保持夫权制认可的妇女天性,成了建立在性别权威的金字塔结构和性别隔离空间之上的伊斯兰秩序的轴心,该秩序通过强烈谴责创新、灵活性和多样化维护自己。”在此结论下,作者进一步认为,“群体权威神圣的合法性源自一种宇宙观。该宇宙观认为:男人的双重角色是真主的仆人,女人的主人;女人最主要的责任是无条件服从相互强化的世俗与神圣父权制,把其视为传达安拉旨意的唯一通道。”至此,玛利亚•雅绍克完成了其对中国穆斯林传统两性团结的颠覆,把男女穆斯林完全对立起来,对立的结果就是要抗争,要寻求解放和平等,但玛利亚•雅绍克并未给出切实可行的“解放之路”,从而实现两性的真正平等。
三、主体的缺席——中国穆斯林妇女依然失语
玛利亚•雅绍克沉浸在描绘解放中国穆斯林妇女蓝图的想象中,不仅忽略了她试图要解放的群体本身的声音,而且忽略了本书的另一作者水镜君的观点。虽然水镜君运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试图说明中国穆斯林社会两性关系的团结与和谐,但在玛利亚•雅绍克强有力的理论面前,水镜君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于是,《中国清真女寺史》一书所谓的中西合璧和中西对话,却变成了玛利亚•雅绍克所持的理论和水镜君所体验的现实之间奇怪而扭曲的交织。
无论是玛利亚•雅绍克还是水镜君,她们都只是代表了学者的观点,本书所研究的主体——中国穆斯林妇女依然失语,田野调查的结果虽然代表了她们的心声,但在玛利亚•雅绍克先行理论的误读下,中国穆斯林妇女的真实感受和意愿并没有被解读和表达出来。无论是女寺和女学里的妇女,还是普通的中国穆斯林妇女,她们依然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信仰和世俗之路。研究主体的缺席和被误解使得本书虽然获得了不菲的学术荣耀,但其现实意义却大打折扣。
研究主体缺席现象的出现与本书参与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本书的作者水镜君和玛利亚•雅绍克分别是中国传统学者和西方正统学者的代表,水镜君在一定程度也代表着作为局内人的中国穆斯林妇女,而本书的另外两名参与者王玉芬和朱丽则代表了与穆斯林共处的局外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别因此重新排列。汉族身份趋于将自己视为不同于少数民族的另类,情况有时变得更为复杂。但冲突转化成颇有启发意义的讨论的源泉,令大家对学者的客观性所具有的不稳定特点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要求客观的解读历史文献,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深入被研究的对象,但研究者大多以他者的身份取得田野调查的资料。他者的身份不仅导致了对田野资料的误解,而且导致了对历史文献的误读,这是本书研究主体缺席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
无论是方法论还是阐述内容,本书都给读者以新奇的体验。中国的穆斯林女性长期以来是一个被忽略了的群体,本书对中国穆斯林妇女的特别关注,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正如马贤所言:“清真女寺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是世界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女寺、女学和女阿訇在中国穆斯林妇女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对此关注和研究者很少。本书首次追溯了清真女寺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分析了女寺文化及其对穆斯林妇女生活的影响,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民族宗教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此书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值得一提,但由于作者强烈的东方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使得本书在论述的过程中,忽略了中国穆斯林妇女这一群体的真实处境和感受,而把西方的女权思想和中东穆斯林的境况强加给了中国穆斯林妇女,使得本书的部分论点显得牵强附会。
从古到今,作为中国“信仰的女性群体”,无论是对传统的继承和突破,还是对现代的应对和变通,中国穆斯林女性一直在寻求着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平衡点,世俗生活是今世的人生,信仰是今世的经营和后世的归宿,二者的恰当结合才是完美、幸福的人生。把穆斯林女性从传统的两性团结和自然分工中解放出来,并不一定就能实现平等。况且这里的解放和平等只是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意义,并不完全代表中国穆斯林妇女这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