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摇篮的守护神与歌者
当新中国的公安文学在时代生活的航流中滚滚涌来之际，人们往往会把审美的眼光投注于尚在行进的文学之艨上。然而，在缪斯女神姗姗来迟的文学河道中，却有着公安文学早期创作者勇烈的冲浪和赤诚的搏击。他们为新中国的摇篮守护，为新中国的业绩讴歌，他们的名字决不应该被竖起的文学丰碑隐在基座之底。我在沿着公安文学的历史航程作追踪考察时，脑际里总是跳出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文达
公安文学真正具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并以迥别于风靡世界的侦探推理和惊险犯罪类小说的不凡面貌，铺下中国特色的公安题材小说一块奠基石的，应是1955年发表于《中国青年》(14－15期)的中篇小说《双铃马蹄表》。这篇由文达执笔后由陆石修改润色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始料未及的反响，由小说改编的剧本《国庆十点钟》(吴天执笔)拍成影片后，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轰动效应。
在1955年至1957年两年多时间里，文达共创作发表了《双铃马蹄表》、《一个笔记本》、《奇怪的数目字》和《爱甩辫子的姑娘》等四部中、短篇公安小说，并和林庆标创作了电影剧本《农村一妇女》。然而不久，文达被迫中断了创作。数年后，他的创作热情又在另一个领域里燃烧了起来。除了与末代皇帝溥仪合作创作文学传记《我的前半生》外，近年来，他还创作完成了《人神沧桑》二卷本长篇小说，主编《人、龙、人》大型画册，并主编了《中国当代公安题材文学作品选》(1949－1989)。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公安文学的创作、研究工作。
公安文学的发展历史，莫如说，即是作家越来越自觉清醒、越来越深刻完整地把握与认识警察界和与警察界有机沟通的整个世界及多种关系的艺术表现过程。而文达的系列“反特”小说，则可看作是作家在这片尚未深耕细作的土地上，自觉认识、深入表现而开掘出的一块“处女地”。
《双铃马蹄表》的故事并不曲折，构思也未见精妙之处。它只是相当忠实地叙述了作者自己参与侦破的一起“反革命爆炸未遂案”。然而，它却标志了中国公安题材文学开创期一个崭新的起点，一个公安题材“本体”曲折历程中独立个性确立的良好开端。
文达的作品，不同于其它侦破小说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作家的创作取材，不再是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场，不再是刀光剑影、枪林盾丛的公开搏杀，而是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创发展中，在祖国由战乱修复期转入和平建设期的背景上，我公安保卫战士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曲折隐秘的暗中较量。由于取材背景的转换，使得作家的创作视点，主题内涵、结构方法、叙述风格，也都有了和过往这类小说质的改观和变化。
读文达的作品，往往有这样深刻的感觉：作家是在和平安宁、生气勃勃的社会环境中去撷取把握现实生活，从现实的某一事物、某一人物、某一案件的真实表现过程中，再现现实生活中的美质、人的精神美质、作家理想中的美质以及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追求幸福的美质。在那些侦破作品中，作家并不是津津乐道于一两个曲折惊险的破案故事，而是孜孜索求于再现升华公安生活的本质特色和公安领域的真正代表人物。
和同期作家、艺术家相同，“警钟长鸣”、“弓弦紧绷”亦成为作家文达必然选择的基本主题。作家真诚而又严肃地在那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反复告诫：一切热爱生活、建设祖国的人们，千万不要放松自己的政治警惕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敌人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颠覆破坏我们伟大的祖国和我们从事的神圣事业。这种告诫在建国初期由战乱恢复走向和平建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肃反”高潮到来，而反革命敌特分子确未放弃他们破坏捣乱罪恶企图的状况下，尤其是在表面一派“阳光明媚、春风和煦”，而暗中充满凶险、阴谋、恐怖和罪恶的生活现实中，是必然而又必须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题的恒定却掩盖不了作家艺术追求的悄悄衍变。如果说，在小说《双铃马蹄表》中，这种主题，是被作者正面契入和明确强调的，那么，到了小说《奇怪的数目字》里，随着作家艺术思维的变化和艺术表现的成熟，这种主题则转为侧面烘托和多重强化了。作家的思想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更加增强了思想内涵的隐曲丰富和艺术表现的淳厚味道。从《双铃马蹄表》——《一个笔记本》——《奇怪的数目字》，便体现出文达的这种对艺术的潜在追求。
公安干部顾群(《双铃马蹄表》)和石平(《奇怪的数目字》)，是作家着力塑造的真正公安战士的形象。在这两个外形相象、性格相似的公安侦察人员身上，集中了公安人员所应具备的优良素质和可贵的品格。我们看到：《双铃马蹄表》中的顾群，显得严肃而又认真，沉稳而又老练，朴实而又善良，坚强而又机智，工作勤奋而又细致，然而又是那么普通而平凡。同时，他高度的政治嗅觉和鉴别力，也使人不能不敬服。《文艺报》曾载文评过《双铃马蹄表》、言及顾群之所以能够清晰地辨明敌我，洞察真相，“不只是借助于他的侦察经验，而且也由于他对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热爱。”(见《文艺报》1955年9月第18期谢云的文章)。作家正是把公安战士放在社会生活的“厚土”之上，融于人民群众的相互依赖支持理解的“瀚海”之中，才使得他笔下的人物那么真实可信，平易可亲。如果说，《双铃马蹄表》和《一个笔记本》中的顾群形象，还是重在于侦察破案中体现忠诚细致等优秀品格的话；那么，在《奇怪的数目字》和《爱甩辫子的姑娘》里，作家则在公安战士石平身上蕴含了更多的“智慧”成份，那种沉静之中的智慧，那种处事不惊、临危不乱、周到全面、刚柔并济之中的“智慧”，是在深刻分析案情和深入实际调查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它迥别于西方侦探小说和当时流行的苏联惊险小说，作者或许认识到，那种先知先觉、出神入化的人物不属于中国公安人员。显然，在故事显性的敌我“智斗”的进程发展中，隐藏在背后的是作家和读者的智慧较量。作家文达不仅仅表现了他的纯正的思想和过人的智慧，他的自信和有趣也从这里充分地表现出来。
高尔基曾说文学是“时代的文学和情绪的历史”。它表现作家历史的时代的一瞬的情绪，在某一特定生活情状下的倾泄。同时，各个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情绪演变又构成了“情绪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情绪”和“情绪的历史”，便深沉地体现在文达的作品中。
在作品《双铃马蹄表》中的主人翁顾群身上，便渗透着这样一种“历史的情绪”。在《双铃马蹄表》中，作家一方面描述了顾群观看着人民广场这十分美丽而雄伟的检阅人民力量的地方而产生的博大的情怀；一方面又描述了顾群快乐地嗅着槐花时，对家乡的美好回亿所产生的细微的情绪。作家十分自然地把人民卫士对壮丽祖国的神圣感情和对自然景物、故乡槐树的美好感情溶为一体，化为一种捍卫祖国尊严、保卫人民安全、粉碎敌特阴谋的、坚定无比的伟大信念。因而，自然地生发出“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容破坏，都不容许从我们手中失去……”的誓言。这种神圣情感和美好情感的互融，既表现了作家一种横向的“历史的情绪”，又构成了作家纵向延伸的“情绪的历史”。
从《双铃马蹄表》到《奇怪的数目字》，我们始终捕捉出作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求实精神和乐观情绪。同历史的脉搏、时代的节奏跳跃在一起的是作家描述着的热情蓬勃的祖国和人民高昂的、乐观的精神面貌。作家始终创造着健康向上的文学品位和真诚讴歌的情感基调。
作家用着的是一副沉着冷静、平缓自如的笔墨。所有的热情和真诚都埋藏于这副笔墨之下。乍读：淡淡的、平平的、较少曲折、毫无奇诡；深识：实实的、稳稳的、大有素养、深藏智慧。犹如一瓶包装素淡、内中淳香的陈年老酒，散发着特有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作家朴素平实的文笔并无什么新独之处(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大多都携着一支朴素的笔走进文坛，而且朴素和简单在一个作家的早期总是相并的)，那么，我们印象最深的则是作家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从容不迫地交代事件，从容不迫地展开情节，从容不迫地勾画人物，从容不迫布置悬疑，最后又是从容不迫地安排结局。这种从容不迫使得作家的构思少有人为的感觉，而多是水到而渠成、瓜熟而蒂落的自然创作态势。
结构，往往是小说作家的匠心独运所在。然而，在文达笔下，却看不到那种刻意求工之势。他顺其自然地组成了一个情节的“连环套”。逻辑的内在发展把情节和人物一个一个地套在连环之中，形成一根连环的长链。在《双铃马蹄表》中，作者选择了两个物件作为导线，形成内在的逻辑内驱力，前半部是一封未封口的信，后半部则是一只双铃马蹄表，“信”和“表”的引入和转换，带领了全书的情节向指定的方向发展。在《奇怪的数目字》中，几处“奇怪数字”的分别破译也把情节线索导向深入。如果说，在《双铃马蹄表》中，由于情节组织的松散，也还有着情节安排的遗憾和悬念构置的不足的话，那么在《奇怪的数目字》之中，那种强烈的悬疑效果和情节的严密无懈，都得到了合理的张扬。
从顾群(《双铃马蹄表》)的沉着细致到石平(《奇怪的数目字》)的机智老练，从吴铃(《爱甩辫子的姑娘》)的爽直热情到张明(《一个笔记本》)的犹疑怯弱。作者并不仅仅是通过外在行为动作赋予他们以性格特色，而恰恰是通过生动的人物心理描述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波澜，塑造出公安战士和治保积极分子以及“丧失警惕者”的众多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而在反面角色的塑造中，如吴占彪(《双铃马蹄表》、“笑面虎”(《一个笔记本》)“好运气”以及“女佣人”(《奇怪的数目字》)等等，作家则还是显得笔力较弱，没有充分展示他们阴险狡猾的一面。大概这和作者注重正面形象塑造有关。他的人物模式的构成即是我强敌弱、我胜敌败、我众敌寡，因而在刻画方面自然是我主敌次。这个模式的构成是和当时的政治背景紧密相关的，任何作家都不能摆脱特定时代的局限。
文达的小说创作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和广泛影响呢？究其原因：首先，故事的取材均是公安斗争由战乱修复期转入和平期的祖国背景上发生的案件，它不再带有战争硝烟的色彩，而以大城市为背景，以公安战士为讴歌对象，以人民群众的配合破案为艺术环衬，以揭露敌特反革命颠覆破坏、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和保卫祖国的责任心为目的。因而作品中公安机关对敌斗争面临的任务，所应采取的方法、手段都和解放初期百端待举、百废待兴之时大不相同，它已由公开、半公开转为稳秘；由单一转为复杂；由表面转为深层。它的逼近生活现实艺术再现的手法能够唤起人们对其强烈的审美注意。其次，小说中渗透着一种真诚讴歌的精神基调，真实地塑造了中国公安战士顾群、石平的动人形象，把中国公安人员认真、勤奋、艰苦细致的调查破案的工作作风和沉着冷静、果敢、睿智的侦破本领艺术地再现出来，第一次突出地、准确地、平凡化地讴歌赞美了中国公安人员形象，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再次：它毫无对外国侦探惊险小说的机械模仿，完全是中国式的人物，在中国式的事件(案件)中进行着中国式的侦察破案。它走出了一条中国公安文学开创期的毫不偏斜的正确之路，作家以公安文学最初开创者的姿态进入文坛，也以勤勤恳恳的求实精神为公安艺术的审美作了首次导航。
文达是一个思想纯正、见解深刻且富有才华的作家，然而他的公安文学创作只持续了短短的三年，便被政治情势上的意外间断阻隔了。待他1958年下放锻炼回来后，他意外地接受了一件使他以后名震海内外的但也给他带来诸多烦恼的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写自传。这本名叫《我的前半生》的文学传记，把文达的视野和才华引到了另一方向，对公安文学来说，这或许是个遗憾，但却造就了全新的文达。
《我的前半生》是李文达与爱新觉罗·溥仪合作撰写，叙述溥仪传奇性经历的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次合作前后长达四年之久，文达走南闯北，收集资料，实地考稽，听取意见，研读古典，批阅删翻，创作了这本40万字的末代皇帝传记。
《我的前半生》一书，是一部称誉“海内外的奇书”。其以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和现代的沧桑变迁为背景，详细真切地记叙了溥仪从三岁当皇帝到特赦释放50余年中的沉浮起落、忧怨悲慨的个人生涯和情感历程。极为成功的是作品在溥仪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的穿插中，纵横交错地展示了以溥仪为核心的整个从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的历史变迁，描述了以溥仪为首的整个清室皇族在那一特定年代的历史。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细致准确地用文学语言描述溥仪半个世纪中的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涯，更在于其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作了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民俗、礼仪诸领域中无人替代的丰富而又翔实的活的参照。
《我的前半生》还提供了一个中国传记作品的旁征博引、事无巨细、文字典雅、韵味厚重的传记模式。
作品对围绕着溥仪的中国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外交、宗教都有详尽的阐述，而围绕着溥仪的宫廷、家世、婚姻、生活、衣食住行、游宴赏乐、花销开支，以及后来的改造生活都有细致的交代，其对溥仪50余年来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生活力式、行为习惯的变化也有较深刻的描绘。而对涉及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从“皇帝”的独特角度进行了叙述。尤其是作者对晚清历史文化的了如指掌，对宫闱内外琐细之事的介绍，对近代皇宫礼俗、世情的表现，以及对溥仪的情感心理的描摩，都充分表现了他相当的功力和绵绵的苦心。该书的风靡世界，便是对这种才华和苦心的回报和嘉许。
作者所进行的公安文学创作，使其对溥仪后期的改造生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作者用相当篇幅描述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监狱里一个清末皇帝重新做人的改造生涯和认罪历程。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人的灵魂改造，是一项复杂的心灵镌造工程，而改造人的灵魂，更是共产党人所下气力最大、所施人道最多的一项浩大的社会历史工程。这一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皇帝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辉业绩，生动地讴歌了党的改造政策的胜利。
文达对公安题材文学和个人传记文学的贡献是有时代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他不仅仅具有公安文学真正奠基者的身份，而且是公安文学摆脱外国侦探小说影响的真正开拓者。如果说，公安文学的开创首开了表现新中国摇篮公安保卫者可贵形象的崭新领域，那么，文达则是这个摇篮前最初的守护神和真诚的歌者。
我们在肯定李文达对公安文学的开拓业绩之时，不能不对小说的姊妹艺术——电影文学，作一番历史的回溯，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其主题上的直白和艺术上的稚嫩，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艺术之河今天的宽阔深广是从昨天的涓涓细流汇成的，当我认真地涉足这条艺术之河时，那个创作了九部公安题材电影作品、天真而又顽执的剧作家的名字便跃人我的眼帘——
赵明
匍伏于当代公安题材电影文学的田壤中，矻矻地耕耘与播种，使自己的精神劳作和新中国公安“反特”电影创作的风雨历程紧密根植在一起的，当属5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优秀剧作家赵明。
赵明的创作道路始于30年代末在新疆学院时期。他曾主编过《新疆儿童》、新疆学院院刊《新芒》，任《新疆青年》、《新疆文学》编委、在茅盾老师的指导下，与其他同学创作了四幕话剧《新新疆进行曲》，并在《新疆日报》发表过长篇文艺通讯《到博格达去》。1946年以后，曾在东北《和平日报》上发表十余篇进步影剧评论。然而，正式自觉地进行公安文学创作，则是从1950年开端。从其创作第一部电影剧本《斩断魔爪》到代表作《寂静的山林》，而后到80年代创作出的《沈水滔滔》，赵明共创作了九部主要以公安反特为内容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六部编为选集本《寂静的山林》出版发行。
赵明是抱着对中国公安题材文学热烈的追求和开创的勇气而初涉反特电影创作的，他的火热的激情和真诚的信念，促发确定了他毕生业余从事电影创作的夙愿。
以文学为武器打击敌人、教育人民是他刻意遵循的创作圭泉。因而在其一系列电影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贯注其间的是神圣而崇高的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丰沛的强烈感情。
赵明的创作从其开始起，便自觉不自觉地和新中国公安事业的生存发展、公安战线复杂尖锐的斗争生活紧密相连。观其作品，大体可以窥到我国公安工作“文革”前17年激烈深刻的发展历程。或许可以这样说，其中凝聚着我国社会主义公安事业进步发展粗略而又真实的历史轮廓。《斩断魔爪》再现的是1950年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背景下，我东北某兵工厂的一场隐蔽而又公开的斗争；而剧本《寂静的山林》，虽然描述的是1952年美国片面宣布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前后，发生在我国某城的敌我暗中较量，然而却是在大规模“肃反”工作渐至高潮的背景下面世的。《南海的早晨》则明确清晰地反映了1962年美蒋特务窜犯大陆时期，我南海边防军民歼灭敌特的故事。对建国后，公安重要历史阶段的几番刻意表现和突出选择，十分鲜明地表现着作者的政治感情和为公安斗争服务的自我确定。因此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交叉，立足现实和提炼艺术的融合，使得电影作品服务于“政治”的主题单纯而明确地传达出来。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赵明从事创作的时代氛围，便不难看到他是踏着战争硝烟和新中国一同走进黎明，他本身已由对敌“隐蔽斗争”的战线而转入保卫祖国安全的“公开”的战线，而同时，对敌斗争则由硝烟弥漫的“有形的战线”转为“无形的战线”。这种敌人由明转暗和自己由暗到明的情状，使得斗争的公开性、直接性转为隐蔽性、复杂性。然而，斗争却无时无刻不存在。由是，作家的笔便由衷地描述着这一斗争的转变。同时，也自然地明确了自己创作的主题、基调。
写于1950年的《斩断魔爪》(长影1954年拍摄)敏锐而迅捷地触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敌对势力的暗中颠覆破坏，我们务必不能松懈革命的斗争性和警惕性。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重大严肃的主题。建国初期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更使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决然无可回避。作为一个坚定地认为艺术必须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作家，他必然要用他的方式和手段，对其认为最有价值的主题，义无反顾地进行正确而鲜明的艺术再现。由于这部剧本的及时性、真实性，所以拍成影片后，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在苏联及东欧各国放映后，也获得好评。苏联《少共真理报》载文称：“《斩断魔爪》的创作者成功地描绘出一幅中国广大爱国人士的友爱的集体与一小群卑顽的卖国贼和特务之间的尖锐斗争的图画。”并称影片“有助于真实地阐明中国人民正在着手解决的迫切的问题”(见苏联《少共真理报》1954年12月29日阿·爱尔斯特列姆的文章)。
如果说《斩断魔爪》还仅仅是围绕着兵工厂里一张防空设计图的窃取与反窃取而展开的一场敌我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总有一些简单化之嫌。那么，出版于1957年的《寂静的山林》(长影1956年拍摄)，使把人们带到了一个更大时空坏境映衬下，我与敌隐蔽、惊危而又反复、激烈的智慧较量和力量搏斗的图画之中。在这个剧本里，作家十分真实地把敌我双方人物构置于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里，细腻深入地刻划了敌我双方的各类人物。把解放初期那种真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氛围之中敌特对我大陆千方百计的颠覆破坏和我公安人员与广大群众反颠覆的智慧与力量在多重冲突中真实地烘托出来。
在赵明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电影人物塑造艺术表现力的逐步深化。我们从周工程师、张处长、方凯(《斩断魔爪》)身上，或许尚未看到那种人物形象应具有的鲜明个性，甚至多少还有些贴补政治标签的感觉，然而在史永光、金文英(《寂静的山林》)身上，我们却感到了人物的性格特质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潜在趋势。金文英的特务本质并不是挂在脸上的，而史永光的英雄本色也不是写在身上的，随着剧本情节的深入，人物的性格便体现出他本身的亮色。而在剧本《沈水滔滔》中，老干部文如波的形象，也在两段历史的倒插叙述时空转换中鲜明而可感。
如果我们把作者的电影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几部作品如《斩断魔爪》、《寂静的山林》、《南海的早晨》是在历史感和时代感中传达出一种“保卫祖国，捍卫人民的劳动果实”的忠诚不渝的神圣信念，那么，其后期的作品，如《烈骨英风》、《沉水滔滔》等，则是在历史感和沧桑感中表现出一种“于祖国同忧患，和人民共生死”的高尚而近乎顽执的道德情操。
尽管我们可以指责作者的早期作品在情节设计上过于简单，在悬念安排上，也缺少应有的紧张刺激性，但我们却不能忽视作者对公安工作的真实表现和忠诚叙述。苏联老一代电影大师舍·尤特柯维奇曾在《真理报》撰文道：“《斩断魔爪》这一影片，情节是吸引人的，充满着行动，其中，叙述的事件都是真实的，而人物形象则是现实的”(见1954年12月27日苏联《真理报》)。作者确是做为公安工作的忠实代言人而踏进创作领域的，他强调真实而忠诚地反映公安生活的原本面貌。一切破坏自然原本面貌，滥用惊险、打击，肆意夸大、神化，都是作家所反感或厌弃的。因此，我们细读作品，便会感到作者在人物的刻划、情节的安排、对话的选择、构思方法的采用以及一些行动细节的铺设上都是依据当时社会环境客观情状和作者对公安生活的深切体验来展开的。在是忠于生活再现人物，还是拉开生活距离表现人物的艺术天平之上，作家的法码自然地偏在前者的托盘上。
不要认为作家忠于生活便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从作家对俄国几位大作家作品内在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在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情节安排和戏剧冲突而作的分析笔记中，足可看出作家对艺术殚精竭虑的追求。电影艺术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一个综合艺术品类。一位电影大师曾总结道：戏剧的本质是：每件事情都发生在一个由人工照明的小匣之中。电影的本质则是：它拥有整个充满日光的世界作为活动场所。所以，电影剧作家可以轻易地、迅速地交换空间场面，可以在时间上前进或倒退；可以压缩和延长时间，也可以表现在不同空间同时发展的行动等等。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喻之为“象喝干海水一样困难”的文学结构，在赵明的电影剧作中，则显出了其构架的严谨和首尾的完整。
这种情节安排和结构营造的突出之笔，在剧本《寂静的山林》中体现得较为完美。作家发挥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视象性、蒙太奇的独创性的特点，把敌我之间的斗争冲突放在三个不同的时空场景上表现：大陆东北某城——香港敌特基地——山林中的空地。这样使得交叉连缀的时空转换随着情节的推移起伏，最后归结集中在表现直接冲突的一片“寂静的山林”。作家结构的营造还表现在情节冲突的巧妙安排，剧本选择了敌特潜进大陆，而我又钻入敌营的“圈中有圈”、“敌中有敌”的表现角度，结构显呈前后二部。前部通过女特务金文英潜进大陆后对我化装侦察的公安人员史永光的隐秘窥探试验，展示出我公安侦察人员的高度智慧和应变能力，并通过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环衬出解放初期的总体社会氛围；后部则通过史永光赴港后和美蒋特务的反复较量，展示了我公安战士对敌斗争的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和沉静自若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敌特使用“心理测谎器”等手段进行的多次考验，逐步升级着敌特的怀疑和狡猾，也反衬出我侦察人员愈来愈坚的英雄本色。史永光和金文英隐秘窥查的暗线，史永光和美特皮利斯、孙威廉等的心理较量的明线，是剧本前后相衔的两大冲突线。整个剧本故事的曲折、复杂和结构的严谨完整，特别是在高潮中刻画出公安侦察人员史永光的动人形象，体现了“情节是人物形象展开的历史”这一艺术格言。而作者注意运用电影的视象性——着力于选取富有特征的空间结构和传达人物的“眼神”等细微动作，加强了视象摄影中的环境造型和人物造型。在赵明的其他剧本中，也可以看到他对电影综合艺术的巧妙运用。
作为艺术家的赵明是一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公安战士。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烈地毫不含糊地传达出艺术内涵里的政治价值指归。
他认为“公安文学与政治更贴近”，从而强调政治对公安文学的强化作用。在他的作品中每每鲜明地体现着和某一时期公安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浓重色调。
在强调政治价值的同时，他的作品还有着浓厚的道德价值。作家推崇“善”和“正义”，他把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道德理想张扬起来，把“扬善抑恶”、“憎敌爱友”看成为一种政治与道德的双重价值选择。他不能忍受邪恶作祟、丑类肆行，他强烈地歌颂美好和正义。正是基于对其所真诚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对党、祖国、人民的深挚的爱，对反动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强烈的恨，这位性格乐观、纯情、略带童真的老战士，一旦进入创作，便显出不同寻常的严肃和正直，无论歌颂或抨击，褒赞或控诉，态度都极为鲜明强烈，容不下一丝渣滓。
席勒说：“作家都是经过美的清晨之门进入认识王国”。赵明在跨进“美的清晨之门”后，给我们带来了他特有的审美价值：他按照电影的“内在联系”，力求严谨地完成艺术结构，自觉地创造戏剧冲突并发展冲突，在社会冲突、不同人物性格冲突和人物性格内心冲突中塑造人物，在一个尽可能完整严谨的结构里，获得一个他认为正确的价值取向下的认识、教育、审美的多元共鸣。赵明的电影作品，艺术方法上往往以再现生活现实为主，然而又经过精心的提炼和概括，他的作品是在静态的肃穆中铺设惊险曲折场景，节奏平缓而流畅，结构完整而有序，情节的转换和环境的衔接(镜头的闪换和场景的变化)，都自如浑成，紧凑的情节和尖锐的冲突都化入徐徐曲迂、渐至高潮的技巧安排上。
另外，《美丽的伊丽河》、《烈骨英风》等剧本，也体现出其对新疆民族生活的追忆和留恋，体现出他对美好大自然的依依深情。
当然，由于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十年浩劫”对文艺的无情干预，也由于作家无暇进一步深入公开斗争第一线体察、感受生活，使得其后来的作品均未能超过《寂静的山林》，同时，作家刻意强调政治作用也带来负面影响，致使笔下有些人物有理念的传声筒之嫌，还由于作者对电影的业余尝试，尚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大工业化艺术的种种潜能，使得有些作品没有充分考虑电影艺术的特性。好在作家正在向过去的创作告别，给自己的创作画了一个并不满意的过去完成式。
作为新中国最早执笔创作电影的作家之一，赵明的贡献在于：从《斩断魔爪》——《寂静的山林》——《南海的早晨》，以一系列“反特”电影作品奠定了我国电影中“惊险”样式的独有位置，开创和延伸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表现领域。同时，他对中国公安工作的真诚反映和忠实代言，也形成了当代早期“反特”电影的质实味淳的风格，为建国17年此类创作提供了系列艺术范式。
〔责任编辑：陈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