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比较
内容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在总量规模扩张的同时，正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随着全球服务业趋势的不断加剧，服务业内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服务业结构升级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利用Moore值作为分析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过程的具体指标，对2003-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程度和态势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对策建议，认为：第一，加大产业结构软化力度，提高服务业比例。第二，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三，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赢得新的发展空间。第四，重视引导高新技术向传统服务业渗透，改造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的基础性产业，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服务业结构 Moore值
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在总量规模扩张的同时，正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随着全球服务业趋势的不断加剧，服务业内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服务业结构升级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服务业相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投入少、消耗低、产出高的绿色环保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不仅是影响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因素，也是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研究服务业内部结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的比较研究，为进一步合理规划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服务业结构比较研究
（一）服务业结构现状
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其构成项目也有差异。从2003年起，服务业构成项目基本一致，主要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十四项构成。为了便于统计与比较研究，以2003年至2010年期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得到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比例，见表1所示。
（二）服务业结构比较
为了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按算术平均法计算了2003-2010年间，服务业内部结构各项年均比例，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有以下特征：
第一，服务业内部结构中，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项目占服务业的比例都比较小，虽有差异，但比较接近。住宿和餐饮业方面，广州最高为4.7%，北京、上海比较接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比较接近；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方面，广州最高为2.7%，其次是上海，北京最低；教育方面，所占比例北京、上海、广州比较接近，北京略高，为5.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方面，广州最高为3.2%，其次是上海，北京最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方面，北京最高为3.2%，其次是广州，最低是上海；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方面，广州最高为5.2%，其次是北京，上海最低。
第二，最具传统服务业特点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广州所占比例超过北京、上海。北京、上海、广州该两项比例合计分别为23.1%、30.3%、34.5%。说明广州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过大，广州高于北京近12个百分点，高于上海近5个百分点。
第三，具有现代服务业特征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方面，北京所占比例超过上海、广州。北京、上海、广州该五项比例合计分别为55.7%、49.5%、41.7%。说明北京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力度大，北京高于上海近7个百分点，高于广州近14个百分点。
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比较研究
（一）结构调整演化模型选择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演化过程，验证它们的同时性或时差，需要选择合适的调整演化指标，需要选择恰当模型和计算方法。本文拟利用Moore值作为分析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过程的具体指标。该方法运用空间向量测定方法，以向量空间中夹角为基础来反映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演化程度。将个行业视为一组维向量，当其中某一行业在服务业中份额发生变化时，它与其它行业的向量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把所有矢量累加起来，即可以得到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情况。因此，可以把不同时期两组向量间的夹角作为表征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程度的指标，该指标称为Moore调整演化值，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Wi，t1为t1期第i项所占比重，Wi，t2为t2期第i项所占比重。e越大，则表明结构调整演化幅度越大。
（二）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
在服务业内部结构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五项内容在服务业总量中所占比例不仅很大，而且变化大、差异大。以2010年为例，北京、上海、广州该五项比例合计占服务业的比例分别达到63.1%、71.8%、60.7%。因此，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的影响维度主要考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行业（服务业剩余各项合计）等六维向量。利用Moore调整演化值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北京、上海、广州2003-2010年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的程度及趋势，如表3、表4、表5所示。
通过表3、表4、表5，可以看出：北京市服务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Moore值达到3.0217，调整幅度最小的是2004年，其Moore值为1.5640；上海市服务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的是2008年，Moore值达到14.1288，调整幅度最小的是2005年，其Moore值为2.5535；广州市服务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的是2006年，Moore值达到6.0600，调整幅度最小的是2003年，其Moore值为1.0736。
（三）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幅度及态势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北京、上海、广州同年度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幅度及态势，根据表3、表4、表5的Moore值，可得到表6和图1。
通过表6、图1，可以发现：
第一，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呈周期变化，其周期为4年左右，这与我国五年规划息息相关。
第二，2003-2010年期间，上海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平均Moore值为6.0767，北京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平均Moore值为2.2296，广州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平均Moore值为2.7345。表明上海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力度最大，北京市与广州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比较接近，广州市略高于北京市。
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是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比较研究，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第一，加大产业结构软化力度，提高服务业比例。以2010年为例，北京市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例为75.1%，上海市服务业比例为57.3%，广州市服务业比例为61.0%。北京市服务业比例已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例；上海、广州服务业比例远远落后北京，当地政府应加大力度提高服务业比例，加大产业结构软化的力度。如果按经济学中的“二八原理”作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标准（即第一二产业比例为20%左右，第三产业比例为80%左右），从2010年到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比例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0.63%、3.39%、2.75%。
第二，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外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旅游业等行业，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赢得新的发展空间。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三次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使趋于衰退的传统产业（农业与制造业）发生逆向回归。事实证明，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不但使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正在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使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四，重视引导高新技术向传统服务业渗透，改造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的基础性产业，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传统服务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
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文中提到产业结构“二八”优化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验证；服务业内部适度结构比例、优化模型等，也需要做进一步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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