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从物质到精神的惯性导入
一、是是非非说时尚
(一)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上海租界，随着秩序的整饬、马路的平整和煤气路灯的点亮，公共娱乐区和休闲区的建设不仅符合租界人生的需要，也成为可能。
近代上海租界公共娱乐场所的兴起与发展，始终紧挨西人生活区，并呈现出随马路建设的西进而由黄浦江边逐渐向西扩展的态势。还在1850年，英租界的赛马场就已出现在老城厢西北面的南京路、河南路转角处，占地80亩，直到1852年为止；早期赛马活动在此举行，兼作各种游艺活动之用，俗称老公园。1867年9月，英租界的体育场已竣工，既是健身场地，也提供了赛马经营场所。
早期的公园、赛马场，这样的娱乐方式仅供西人独享，也未免曲高和寡，在上海人的眼里毕竟还嫌陌生、稀奇，且不合江南的生活习性，局限性极大，不易并不容华人走近。而建设于1860至1870年间的租界公共娱乐休闲区，则开始进入了一个市俗化的年代，可以更方便地追求经营效益，赚取更多的钞票。
1864年，被租界列为公共娱乐场所的，有鸦片烟馆或鸦片茶馆、女童馆(雇用女招待的烟馆。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经营成为合法——作者注)、妓院、戏园、酒店等。据当年6月的统计，界内有赌场一百四十四家(英租界一百零六家、虹口三十八家)，妓院五百二十六家(英租界四百十七家、虹口一百零九家)。
另据1866年底统计，在英租界、美租界开业的持照旅馆、餐馆、饭店计三十三家，台球、保龄球房十一家，销售洋酒的华人零售商二十三户。
这些场所极其眷顾华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可以说是非常的“以人为本”。租界方面以里弄商品房为它们的经营点，沿马路次第排开，那些狭窄并密如蛛网的棋盘式马路，衔弄接巷，四通八达，深不可测，为进出此处的华人构建了便利而隐蔽的通道。
抽鸦片、吃花酒、逛窑子，毕竟不是什么“高尚行为”。
这些娱乐项目，投资有限，收益可观，吸引了众多商户竞相加入，促成了规模经营效应，各种业态簇拥一地，给租界当局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开埠前，上海县城素以“北关最寥落，迤西亦荒凉，人迹罕至”为格局，如今则彻底改观。沿马路成片的娱乐消费区，不仅吸纳了众多的路人消费，还带动了地价的上扬。英租界地价初期以邻江的外滩地区为最，“西人租用的土地，按照土地距离黄浦江的远近，确定土地估价的一定比率”。但到了1860年以后，外滩以西的南京路的地价迅速上扬，以至独占鳌头，如此奇迹的产生，不能不归功于与之毗邻的租界公共娱乐区。
在租界公共娱乐区开设的经营项目中，有一些是华界明令禁止的，例如妓院和赌场。
还在1855年，上海道台衙署就曾强烈要求两租界禁赌禁娼，但却遭到了工部局、公董局和租界侨民的坚决抵制。然而围绕这一矛盾的交涉并未终止，至少到1866@z2月10日，工部局总董耆紫薇仍不得不就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中国)县城当局向来是不承认妓院和赌场的，并希望关闭两个租界里面的这些妓院和赌场”——继续在董事会会议作出说明，并再一次表达了坚持既定政策的固有立场。
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行政当局，哪怕昏聩如满清，荒淫如帝王，依然高擎禁欲的大旗，大言不惭地施行道德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地教化民众，宁愿放弃征税，也要禁嫖禁赌，以净化他们所需要的社会风气。然而这种禁止的结果却是社会越来越朽蚀，官场越来越腐败。租界方面恰恰相反，他们允许公开出售一切契合人类欲望的“商品”，包括卖淫的妓女和赌博的场所，完全不在乎尝试所谓的道德禁脔。可在他们的辖治下，社会的风气反倒相对更干净一些，官场的状况也似乎更清廉一些。
仅以工部局为例，自这个机构设立以来，他们所有的历届董事都是不领取薪水的，包括总董、副总董，全都义务地为纳税人服务，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可以获取，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志愿者”。只有总办以下的职员，才是领取薪水的工薪族。但这并不妨碍董事们为租界社会获取更多的财政收益，而慷慨地包容一切娼寮赌窟。直到当下，我们仍可在许多发达国家见到公开沽售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他们似乎更习惯把“腐朽”公开摊晒，接受公众的直面审视，然后将其纳人正常的行政管理范围。
一个半世纪的光阴已经流逝，西方式的管理思路竟然还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一种相沿成习的文化积淀、一种与生俱来的认知模式、一种历久不易的价值判断，其强大的历史穿透力，绝对不是岁月的变迁所能屏障的。
这也许是一种我们永远也读不懂的文明。
租界当局很清楚，公共娱乐区既是肥肉，也是疽痈，既是利益，也是麻烦，非置于严格的管理之下不足以获其益。1861年以来，工部局建规立制，对娱乐业实施严格管理：
一、一切公共娱乐场所必须置于巡捕房监督之下，实行按月领照营业、交纳税款、保证金。经营人须支付不超过五钱的税款(或是房租估价的百分之二十五)，并按经营场所的大小，向工部局支付五千二百元押金为保证金，如经营人目无纪纲、胡作非为，这笔保证金将被全部或部分没收。
二、娱乐业执照须注明编号、门牌号、房间，或桌子数及税率，总金额、业主姓名等，由巡官监督经营。
三、对鸦片烟馆实行总量限制，逐月领照付费(不少于四百先令等值的银块)，鸦片烟馆总数不得超过二十家。
四、对妓女实行每周体检制，一旦发现患有梅毒或其同伴患有梅毒，立即移往他处。体检和隔离费用由老鸨或经营者承担。
租界对公共场所还有严格的分等措施，以便分级管理。1864年7月的赌场分两等，鸦片烟馆、妓院均分三档。1871年英租界的旅馆分两等，酒馆和茶室分五等。这种多档次娱乐设施有消费高下之分，无尊卑之别。
在成书于1876年的《沪游杂记》中，对当时的《租界例禁》有如下记载：
一、禁马车过桥驰骤。
一、禁东洋车、小车在马路随意停走。
一、禁马车、东洋车夜不点灯。
一、禁小车轮响。
一、禁路上倾倒垃圾。
一、禁道旁小便。
一、禁肩舆挑抬沿路叫喝。
一、禁施放花爆。
一、禁不报捕房，在门外砌路、开沟及拆造临街房屋。
一、禁私卖酒与西人饮。
一、禁春分后、霜降前卖野味。
一、禁卖臭坏鱼肉。
一、禁卖夜食者在洋行门前击梆高叫。
一、禁肩挑倒挂鸡鸭。
一、禁吃讲茶(即私下的、非法的沟通会商交易—_作者注)。
一、禁沿途攀折树枝。
一、禁九点钟后挑粪担。
一、禁乞丐。
一、禁夜间行人形迹可疑及携挟包裹物件手无照明。
一、禁聚赌酗酒斗殴。
细数一遍，禁规竟然多达二十条，尚不知葛元煦的记载是否穷尽；范围当然也超出了娱乐业，遍及所有公共场所。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长达一个
半世纪的训育，号称中华现代文明发轫之地的上海，却仍然解决不了为人之初的底线德育，仍然在靠属于启蒙层次的八项文明守则约束行为，尤其是约束成年人。中国人的劣根性何以如此强韧?从牙牙学语的毛头小儿到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中国人何以总是随马齿陡增而越变越刁越变越糟?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
业者们明白，这里虽为租界，但真正要赚钱，不能靠有数的那些洋人，还得靠咱人气旺盛的上海老乡。为了体现文化认同感，吸引更多的当地人进入公共娱乐区，这些场所摒弃西式命名，尽量彰显汉语独特的诗情画意，使之既洋溢着争奇斗艳的商业气息，又不乏指事、会意、双关、隐喻等等曼妙而精致的士大夫文化。
例如，茶馆的名字有叫松风阁、一洞天、西洋楼的；也有阴柔一些的丽水台、万仙台。
餐馆被冠以同兴楼、新新楼(皆南京酒馆)、孙山馆、状元楼(皆苏馆)。
戏园有丹桂园、久乐园等。
烟馆有眠云阁、万里云烟、醉乐居(烟酒两便)、怀杜阁、醉白楼(皆兼卖茶)等。
最具炫彩的当属妓院，往往绿意葱茏，水汽淋漓，还可小酌并云雨共享：玉凤台、金盘露、青莲阁等。
时人以竹枝词唱云：“浦五房经买醉频”(浦五房是苏州人开的酒楼)，“新新楼上馔尤新”(新新楼为南京名厨)，“酒兴方阑戏馆招，才听弦索又笙箫”。
好玩的还有江南历久不衰的民间博彩，“轻平蟋蟀重平银，结伴登场秋兴新。抛去花枝才歇手，提囊又约斗鹌鹑”。
悄然萌芽的当属旅游业，游客可以在登楼找乐时顺便获得沪游简图，“遍览租界新摩登”。
至于价格，当时租界酒楼小酌、戏园观剧的标准是：“四元在手邀花酒，八角无踪入戏场。”百无禁忌，物美价廉。一旦兴头上来，甚至可以“昼夜分开水陆筵，供人口腹恣垂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咫尺之遥的县城老城厢却不时传来禁演某出戏曲，或会馆上演禁戏，遭官府查封，戏子下狱，等等凶讯。
有意思的是，由于观念碰撞，在上海知县、英国驻沪领事和工部局总董之间，还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滑稽的纠纷：
1866年1月，上海知县向英国领事温思达致函，抱怨租界戏园林立，通宵达旦，已成为窃贼和其他不良分子的聚集场所，请求“禁止任何戏院和歌舞厅在下午6时以后继续开放”，并将招牌上的“英商”戏院、“美商”戏园的字样除去。
1月31日，温思达将知县的意见转与工部局总董耆紫薇，并且很自负地表态在先：“我相信他的论据和推论是正确的。”
耆紫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知县出于忌妒，因为“他在向这些娱乐场所强制征收未经批准的捐税时遇到了困难”。2月8日，耆总董正式回函温英领，一脚把皮球踢了回去：“夜间开放戏园对租界治安和秩序没有什么危险，因此，工部局毫不相信知县的说法。”“至于让戏院去掉‘英商’和‘美商’字样的问题，工部局认为这是不属于自己权限内的事”。鉴此，耆总董明确表示，“工部局凭着所掌握的情况，认为没有理由干涉租界境内华籍居民无害的和合理的娱乐活动”。
耆紫薇的回信口气强硬，夹枪带棒，顺便还对温思达态度的“专横”，表示了惊讶。
回信引起了温领事的极大不满，当天即反唇相讥：“我在再次检查我在信中所用的措辞时，我仍然找不出任何可对我进行这种指责的词句”；“我不能同意使我自己成为对中国当局进行全面诋毁的传声筒……因为培养地方当局的善意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和利益所在。”
哼，耆紫薇对这种训诫全不理会。这位怡和洋行的经理、与怡和财团称霸远东有着密切关系的核心人物，连信都懒得再回。
娱乐消费的商业浪潮，还兼带着冲开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屏障，女性成为个性解放的最大受益者，在各公共活动空间莺歌燕舞、脂香扑鼻，高频率地进进出出。
逛街看景，成为女性首选的户外活动：“傍晚洋街似画图，电灯影里水平铺。驱车忍向人丛去，女伴踉跄弱欲扶”。就连非常雄性化的跑马竞技，也引来了时髦女子的追捧：“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挈伴看”。
在1862年的租界，茶馆已不独是男人的天地，妇女也加入了茶客的行列。“饭后二三点钟，妇人也上茶馆，年少不妨独行，老年带个女伴”。对于那些情窦初开的男女，一些越是适合私相授受的关系，越是适合在公共场所展开，在唧唧喳喳的市井声浪中，有寻寻觅觅的欲求暗波汹涌。青皮后生与怀春少女们，或约会茶楼，或欢愉里巷，“斜转眼波微带笑，茶楼到处去寻郎”；“寄语阿郎来订约，松风阁上一回茶”。两情相悦之时，自然离不开海誓山盟：“棋盘两道东西界，石路一条前后程。郎似棋盘心不定，妾如石路竞常平”。以至一些轻薄公子，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总结：“松风阁看小脚，西洋楼觅姘头”。
在这里，人们的欲望是老的，形式却是新的，从观剧、听书、选馔、品茶、恋爱，到饮酒、尝烟(烟馆)、狎美(妓院)、赌博、偷情，各种各样的心理、生理需求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宣泄和满足，禁欲主义的传统中国被无情地踩踏在地，一切都不必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租界以前所未有的宽容，迎合并包装起时尚的系列消费，直奔它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呼啸而去。
对于这样的消费新时尚，老上海竹枝词中也有人予以了猛烈抨击：“杀人无血一烟枪，煎海干灯豆吐光。烁尽财资吸精髓，弱民贫国促华亡。”
还有：“海上真多逐臭夫，淫风坑陷好妻孥。宿娼娶妓官场惯，遑责民间奸拐徒。”
有人拿南宋人称“销金锅”的西湖作比：“世界销金第一锅，沪城斗大赛西湖。误人走入淫邪路，坑害良家女子多。”
一位作者尤其感叹在都市化大潮席卷下迅速堕落的农民兄弟：“农家子弟状呆獃，工价贪昂送沪来。吃着赌嫖烟偶犯，丐疮囚窃盗都该。”
他同时看不惯外资工厂中的男女同工、轻率媾和：“都是良家好女儿，刁强奸苦厂工欺。夭桃稚柳葳蕤质，骤雨狂风蹂躏时。”
这种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一直是开埠后的上海无法回避的话题，正所谓：“岁时丰歉判由天，风俗隆污人有权”啊!
租界公共娱乐区的迅速繁盛，显示出富有的华人阶层已成为影响租界第三产业GDP的重要一翼。
二、“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印刷术是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
仿佛为了给马科斯·韦伯的上述论述加一个历史注脚，租界的洋人们也把他们那种成其为作品的印刷品，惯性地移植到了上海。
1850年8月3日，一种名叫《北华捷报》的英文周刊在上海创刊。这一年，上海只有可怜兮兮的二百一十个外国人，而且未必全懂英文。号称亚洲第四通商大港的上海却还是破天荒地有了
第一份可称为新闻传播媒介的连续性的定期出版物。
如果按照今天的情形，一份发行量两万份的报纸也许会亏尽老本，必须依赖办报以外的手段谋生，包括歪门邪道，但《北华捷报》却办得红红火火，真不知它靠什么维持。
既有“北华”，肯定少不了“南华”，这一地理界分源自最初在广东登陆的那一批西方侨民。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们落脚的广东以及附近区域，称为“南华”，相对应地，则将广东以北、包括上海在内的广大区域定位为“北华”。这就和他们以欧洲为中心，然后划出近东、中东、远东的道理一样。至于“捷报”，显然不是指“胜利的喜讯”，而是指“快捷的报告”。
为二百一十个人办报，洋人对信息的倚重、对知情的渴求，由此可见一斑。
1864年7月1日，《北华捷报》又出英文日报《字林西报》，前者乃退居为日报的每周增刊，从爷老子的地位自动降格为儿子。
中文报刊的出现夹杂在两种英文报刊的中间，《北华捷报》创刊十一年后，才终于有了一个中外杂交的混血“小弟弟”。
1861年10月，由英商字林洋行业主达伦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呱呱坠地。这是一份由外侨编印，专供华人绅商阅读的商报。论资历，它比《申报》还早十一年。
《上海新报》初创时也是每星期一刊，到了第二年的5月7日，才改为每周发行三次，即周二、四、六日出版。到了1872年7月2日，干脆再进一步，发行日报，除星期日，每周出版六张。这张报纸的开面和现在的不同，长十八英寸(约45.7厘米)，宽十一英寸(约27.9厘米)，比现在的4开小报稍长，宽窄则基本相当。
《上海新报》在发刊启事中称，“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当时正逢太平军兴，与清军之间彼此拉锯，激战正酣，双方呈胶着态势，互有输赢。为躲避战乱，上海租界滞留了大量来自长江下游及浙闽等地的难民，其中很多殷富人家。这些人对时势政局、军事动态，以及家乡情况，都格外关注，对商情商业，也十分上心，读报便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手段。《上海新报》秉持其发刊宗旨，适时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可谓生逢其时，很受欢迎。
早在当时，《上海新报》就已自觉使用“信息”这一字眼，如“外国新到信息”，“外国信息”等，引导华商眼界由本埠扩展到外埠，由海内扩展到海外，对于开阔华商的眼界有首创之功。
为迎合商绅人士素喜扮演消息灵通人士、即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心理需求，《上海新报》广泛开辟信息的来源渠道，博采兼收，以吸引阅读。举凡工部局公告、租界施政信息、会审公廨判决、海外大事、国内要闻、本埠重要社会新闻、评论、读者来信、商品介绍、商业服务告白、中外人士招聘求职告白、教授英语、代办保险汇兑、船只搭客、招股开业、进口器具使用等，无所不包。
信息的采集与发布，当然是为了有用，用今天的话说，叫满足市场需求。这种非常实在的致用操作，让商绅们在享受信息，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培养了吸纳意识和广告意识，客观地学会了如何使用信息。
在1863年4月的《上海新报》上，已出现森泰照相馆的广告。1865年1月，西人在南京路开设照相馆的广告也上了版面——“无论男妇人等俱可照相，如有请至贵府照相者亦可，并有装潢匣子(即相框)，其价甚廉”；还有人员招聘——“欲请一华友能识英字英文，并晓知生意道理之人”；英语入门——新出版的《华英字典》“甚有益于生意场”；征订启事——“士商赐顾，请留心看本年新报，方知非纸上空谈”；娱乐消费向导——近日新开戏园两家，京班为底，兼演徽、昆、梆子各戏……。
华人的来信和自由投稿，成为版面上最具亲和力的内容。例如江南文人最时新的沪游笔记《租界“不夜城”揽胜》之类，时不时的会在报纸上露一小脸；1870年4月23日(即《申报》创办两年前)，沪上风靡的民间创作竹枝词，也开始登上《上海新报》的大雅之堂，中国文人自刻自刊自印自发的文墨传播形态，自此转换门厅，把文章面世与否的命运安排，交到了公共传播媒介的手中，成为了“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作品。
《上海新报》还有非常实用的一面，《洋泾浜英语入门》、《一周天气综述》之类益智品种的创设，直到今天也是人们热衷于买报读报的理由之一。
主编《上海新报》的，一直是几位西籍教士，第一任叫华美德，第二第三任分别是傅兰雅和林乐知，都是精通汉语的中国通。另有一位中国助编董明甫，据说也是身手不凡。
作为《申报》创办之前上海租界唯一的综合性中文传媒，《上海新报》这种持续十年的发蒙力推、倡导熏染，使租界中上层华人逐渐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为后继者《申报》的传播，创造了相对成熟的消费氛围和文化习惯，也为日后上海各类报刊的大量涌现，并最终占据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础。
读报是以识字和囊有闲钱、日有闲时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些条件，对“睁眼瞎”占绝大多数的底层上海民众来说，《上海新报》离他们还太远太远。
三、工部局乐队
伴随着宗教唱诗仪式和文艺复兴的传统，音乐和西方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欧洲基督教徒而言，唱赞美诗是他们宗教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爱乐，既是他们的历史，也是他们的现实，还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种现实表现在早期上海租界，就是凡欧洲人租定一块居住地皮，必大动干戈，修筑滨江大道、赛马场、教堂、公园，而在公园之中，建立音乐台是必然的选择。并且要求必须有音乐在音乐台上轰响。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上海最早的西洋乐队竟出现在一群武夫——工部局巡捕房的巡捕中间。据记载，这支乐队至少在1865年12月以前已经存在，因为在这个月13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上，已经有如下内容：
乐队指挥为乐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其中有一份收费标准，本委员会已予批准，并指示从英国提供乐曲。
1866年2月6日，工部局董事会因为一些乐队队员聘约期满，即将回国，“乐队几乎将不复存在”，决定：“在上海和香港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合格人士来担任捕房乐队队长。同时还有必要增聘乐队队员。”
可惜，这一决定在日后的贯彻中阻力很大，没能够得到顺利实施，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经费匮乏。为此，捕房督察长于两年后专门上书董事会，就乐队人员、经费等问题提出建议。不久，建议获得董事会批准，决定从年度经费中拨款三千两银子，专门用于乐队的各项建设。
关于这项建设，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毕可思博士的描述是：“工部局从‘应聘者中最适合的人’中(就像他们通常招募巡捕那样)，半心半意地组建了一个警察乐队。”(《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
从此，这支八人小乐队不仅成为巡捕房的专职乐队，还担负起了工部局对外承揽的各项演奏任务。
但据说，其中一些水手出身的乐手，“最高的音乐造诣就是在船头用手指头在六角手风琴上按出一些音符”，决不能满足租界那些“自以为是开普敦以东‘最爱音乐’的社群所进发出的自鸣得意的野心”。
故此，西侨中不断有人呼吁组建一支合适的乐队，这支乐队要有一名职业指挥家和一批训练有素的乐师。
1878年，工部局终于下决心重组一支够水准的公共乐队，专门拨款在香港和澳门寻找乐师。无奈该处依然人才匮乏，寻找范围遂扩大到菲律宾。
1881年2月23日，纳税人会议决议：由工部局负责乐队管理。乐队正式成立。
其时乐队有指挥一人，乐师二十四人，工部局给出的待遇标准是，平均每人每月二十四元，冬夏两季服装。这些来自菲律宾的乐手，技能粗糙、水准平平，只能为临时到来的“跑码头”旅行剧团或马戏团伴奏，难以满足西侨“爱乐”者的欣赏需求，所以被时人不无讥嘲地称为“马尼拉”人。
为提高乐队水平，1906年，由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博士牵线，鲁道夫·柏克(此人后成为德国图宾根大学音乐教授)被引荐为乐队指挥，于当年年底带着六位德国乐手来到上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的在华地位，受到英法的排挤，日子难过，工部局乐队也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人员缩减，仅余乐手十四人，且大多为菲律宾人。
战后，乐队复甦。1919年，工部局向正在上海巡回演出的梅百器伸出了橄榄枝，邀其出任指挥，这位意大利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欣然允诺。在梅百器的调教下，乐队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人员达到了二十七名，其中二十一名菲籍，六名欧籍。几个月后，乐队开始效法欧洲乐队，开始了冬季常规演出。这年的11月23日，乐队还在工部局市政厅举行了首场交响音乐会。
蒸蒸日上的公共乐队使工部局信心大增。1921年4月，派梅百器前往欧洲，再为乐队寻觅一流音乐家、一流乐器和最著名的古典及现代音乐作品。不久，一个意外的事变使工部局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大批俄罗斯人因为十月革命流亡上海，其中不乏音乐人才甚至天才。乐队抓住机遇，广纳才俊，拥有的成员扩展到指挥一人、副指挥一人、乐师四十二人。演出更趋规范，每年夏冬两季的六月到九月、十月到十二月，分别举行露天音乐会和室内剧场演出。露天音乐会票价低廉，交响乐两毛至一元，铜管乐干脆免票。室内演出稍贵，不过当时一流的兰心剧院的门票也不过五毛至两元。
乐队还兼及普及演出和纪念日演出。
在梅百器的悉心调教下，乐队成长为远东第一流的交响乐队。1927年，乐队举行了纪念贝多芬百年诞辰演出；1928年，乐队在远东首演巴赫的B小调安魂曲；1936年，在上海首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40年，乐队与俄罗斯芭蕾舞团合作，在兰心剧院举办了柴可夫斯基音乐节。
毕竟曲高和寡，表面辉煌的公共乐队其实也是步履维艰。1920年代至1930年代，每场演出的观众一般只有三百来人，至多不超过七百人，且票价低廉。据记载，1930年工部局为乐队投入的经费达十六万二千九百三十四两，演出收入根本不足以抵偿。因此，自1885年到1941年，近六十年来的纳税人会议总有人提议取消乐队，特别是连工部局本身也经费拮据的时候，取消之声更甚。然而，纳税人会议每次进行投票表决，结果都使乐队平安脱险。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2年的工部局由日本人冈崎胜男担任总董，乐队终于走到了尽头。冈崎决定，解散乐队。1942年6月7日，梅百器指挥乐队，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历时六十一年的工部局公共乐队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