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限制下政府债务与通货膨胀研究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许多发达经济体都步入了财政压力时代，政府对养老金的承诺大大高于财政收入，政府为了实现承诺将利用发行新债务进行融资，这将带来未来的高税收预期。随着债务水平和税率水平的上升，人们对税收的容忍度将下降，从而触碰财政限制的可能性增大。在采取固定税率情况下，调整税收不再能稳定债务，必须采取政策转变来应对。在财政限制之前债务增长与政策调节如何相互作用，若采用货币政策的被动调节来满足稳定债务，那么政府债务将影响到通货膨胀，从而使货币政策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进而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通胀问题。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财政限制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94-06一、引言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着一个“财政限制”——税收不再上升，政府支出也不能进一步减少。在这种限制下，财政盈余是最大的。根据传统的债券估值推理，这些最大盈余的预期现值，产生了经济可以支持的政府债务的最大价值。财政限制可能由经济压力或政治压力所致。经济体面临的财政限制，是因为对要素收入大部分税收都服从于拉弗曲线，这意味着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上限。根据Trabandt和Uhlig的稳态分析（2009）表明，许多欧洲国家可能会接近关于劳动税的拉弗曲线的峰值。当然，拉弗曲线实际上是复杂的研究对象，它会随受到经济冲击而移动，所以实际对税收的经济限制是未知的。在财政限制的支出方面，大多数社会都已经决定了他们希望政府发挥的最小作用，设置一个低约束的支出。在极端情况下，一些最低限度的支出是必需的，只是为了维持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满足政府债务的利息偿还。在实际情况下，税率的有效限制在低于拉弗曲线峰值的位置。在欧洲进行的财政改革，无论是在法国的退休年龄的增加，希腊的政府养老金的削减，或在瑞典的失业补偿要求收紧，可以理解为在经济上接近其财政限制的政治反应。对改革的阻力可以放在政府支出项目的下限上。更普遍的是，财政限制将被政治议程所驱动，政治进程决定了如何规避社会高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商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有多少。显然，财政限制是国家特定的，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排，以及随时间变化，经济变化和经济波动带来的政治冲击。虽然财政限制的状态依赖性从概念上讲是明确的，但它们难以衡量和量化。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减少财政限制影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私人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预期以及经济成果的潜在核心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当政府融资需要表现出稳定的波动时，财政限制可能会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即使政策并没有立即调整以稳定债务，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终会出现像过去一样稳定。通过扩展，这意味着在正常时期内，能够很容易地根据过去的财政行为进行未来财政政策预期。迄今为止，除少数例外，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里都体现了这个正常的时代特征，但正常的时代即将结束。许多发达经济体正进入一个财政压力的时代。随着人口老龄化，政府承诺的养老待遇要比政府实际提供的养老待遇多。在这样的一个财政压力的时代，过去的政策行为对未来行为的引导可能不会很大，因此，对政策预期的帮助也很小。当财政压力尚未解决，财政期望是不固定的，人们不得不猜测未来的政策行动。Leep（2010）强调，不固定的财政期望能破坏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并且影响通常状况下的经济活动[1]。Eusepi和Preston（2010）得到了关于在掌握财政政策制度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类似结论[2]。本文描述的财政压力时期来源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政府向民众承诺的政府支出占GDP份额比重的增加。在这个模型中，最初的政府承诺是完全兑现的，通过政府债务新的销售进行融资，这也带来了未来更高的税收收入。随着债务水平和税率的同时上升，民众对税收的容忍度下降，达到财政限制的可能性增大。在财政限制下，固定税率被采纳，并且调整税收不再能稳定债务。这种形式的财政限制，反映了债务稳定的两个政治经济特点。第一，虽然经济低于拉弗曲线的峰值，这意味着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是可行的，由于选民对高税收的不满情绪变得越来越不情愿，因此政治领导人要求增加税率的意愿也会下降。第二，应对财政限制的可能性做法取决于政府债务和税率的经济条件，以及随机性的政治结果，因为选民对财政决定的反映与政治选票相挂钩。未来财政调整的不确定性是发达经济体进入财政压力时代的一个关键特征。一个没有政府违约的理性预期均衡，要求公众相信在财政限制时政策最终将调整至债务稳定。Davig，Leeper，Walker（2010，2011）认为，要么当货币政策以通胀为目标时，调整转移支付使转移支付比承诺的少；或继续兑现承诺，但货币政策为维持债务价值会牺牲通胀目标，每一个国家都会或用财政政策或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债务[3]。在一个存在高度盖然财政限制的经济体中，短期不稳定的政府债务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后果，这种高盖然的财政限制包括了公众对税收容忍度的限制。财政行为可能会削弱央行控制通胀的能力，而央行对通胀控制的损失则不是由于央行缺乏解决通胀的决心。此时通货膨胀就不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要更多地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胀。二、相关文献在任何动态的经济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两个任务：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政府债务价值稳定。在这种传统的理论下，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政策分配是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以维持债务的价值。这种传统的分配至少可以追溯到Friedman（1960）和Woodford（2003）反映的现代新凯恩斯模型。然而，这两种任务相互替代是可能的。财政政策可以被分配来控制通货膨胀，让货币政策维持债务的价值。Leeper（1991），Sims（1994），Woodford（1995），Cochrane（1999）提出了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税收无法跟上战争开支，导致政府债券发行的迅速增加；美联储盯住名义利率，以确保高债券价格，努力帮助战争进行债券融资。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国家的政策也可能属于这一类。在降低政策利率或接近其“零下限”后，许多中央银行开始了非常规业务，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与货币政策的转变相一致，财政当局实施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有时赤字水平达到了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Leeper（1991）文章认为，一个自由追求目标的政策是“积极的”，而受约束的政策行为称为“被动的”。一个积极的政策不重视政府债务的状态，可以按其认为合适的自由设置其控制变量。被动政策会对政府债务冲击做出反应，被动政策是受私人优化和主动行为政策的限制。在传统任务分配中，货币政策是“主动”并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是“被动”且用于稳定债务。那么相反的情况是，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可以自由地追求它的目标，如产出稳定，而货币政策“被动”维护政府债务的价值[4]。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货币高速增长，Samuelson （1967）描述了1961～1965年美国政策一项由支持货币政策提供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他看来，货币政策调节财政扩张，以抵消加息会挤出的投资[5]。Olivera （1970） 和 Black （1972）定义了一个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外生的货币存量，和一个被动货币政策下的外生的价格水平[6]。在Sargent （1986）对李嘉图制度的描述中，货币当局是“占支配地位的”，财政当局“紧跟”增加税收以平衡预算，这与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是一致的[7]。Sargent 和 Wallace（1981）提出了货币主义算法，他们认为，财政限制用最大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水平来表示，在限制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积极的，设置货币存量与基本盈余外生。政府债务增长直到它在时期T触碰到限制，在这一点上货币增长是内生的，并且取决于需要服务的债务水平b（T）。在财政限制之前，政策是双重积极的；在财政限制之后，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这个制度是一个吸收状态，政策的长期预期被这个吸收状态所牵制[8]。在财政限制之前的时期，税收政策被动地提高利率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债务，而货币政策通过泰勒规则积极地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在财政限制处，税率是固定的，所以税收政策是主动的，并且货币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也继续变得主动。这三积极政策与Sargent 和 Wallace关于政策假设在时期T之前是一致的，三积极的政策是持久的，但在我们设置中却是短暂的。每一阶段的政策可以改变成被动货币和主动转移支付的混合政策或主动货币和被动转移支付的组合政策。然而，最终，经济收敛到一个吸收状态，即货币政策积极地以通胀为目标，并且财政政策被动调整以稳定债务。Sargent 和 Wallace的研究结果，认为在货币经济中，货币政策可能不足以控制通货膨胀，发挥其吸收的状态，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被约束以满足财政政策的需要。一个Cagan（1956）式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将未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损失带到现在。相反，我们研究吸收状态中的一种情况，货币政策可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和长期预期是因为锚定在这个积极货币/被动转移支付政策。Leeper（2010）探讨关于养老经济，在已知的未来日期T，税收达到最大并保持不变。在财政限制之前，货币政策积极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且税收随着债务被动上升；在财政政策限制之后，切换到货币政策被动盯住短期名义利率，而税收达到最高限制不变。在时期t≥T，产生了价格水平均衡的财政理论。在没有财政限制的情况下，在时期t≤T，政策会产生传统的泰勒规则结果，货币政策成功地控制通胀目标。然而，财政限制和前瞻性经济行为的存在，使财政理论平衡引入到财政限制之前时期，将产生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使是在财政限制之前的时期，货币政策不能再控制通货膨胀。在时期T之前，税收对债务更强烈的反应是引发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在财政限制之前的时期，更强硬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胀预期更脱离通货膨胀目标。在Davig和Leeper （2011）的文章中，财政限制时间是不确定的，模型表现出一些看似有些反常的结果。例如，税收对债务更强烈的反应缓和了财政限制的内生上涨概率，推迟其影响。货币政策继续失去对实际和预期通胀的控制能力，但控制能力的损失是微妙的[9]。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与通货膨胀往往提到“通货膨胀”，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且在之前的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也依据此理论进行建模分析。随着FTPL的提出，我们越来越多地将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相联系，试图能更真切地了解通胀与财政政策的关系。通过一些文献可知，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同情况组合下，通货膨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节通过设定模型来描述不同组合下的通胀特征。（一）模型假设一个经济体由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一个金融机构、一个财政部门组成。家庭支付一次性税收τt，收到一次性转移支付zt，并持有一期债券，支付无风险名义利率Rt。选择消费和债券ct，Bt，最大化：（二）“主动”和“被动”的政策意义由于主动的政策是不受当前预算条件的限制，它是自由选择一个取决于过去、当前或预期未来变量的决策规则。一个被动的政策受到消费者的优化和主动政策的行为约束，因此它必须产生足够的税收来满足平衡预算。因此，被动政策规则必然取决于当前状态的政府债务，总结当前和过去变量。主动政策前瞻和被动政策回顾与“规则与政府的辩论”相一致（西蒙一致（1936））。弗里德曼（1948）主张反对“应对周期变动的自由行动”，因为它要求决策者准确地预测在没有政府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经济变化。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决策者们对预测这些参数的过程太无知。然而，在他的1948个提案中，弗里德曼并不反对财政变量对经济活动波动的自动响应。自动响应作为被动设置政策工具，作为当前和过去的变量的函数，这并不需要知道真实过程产生的冲击。这种观点认为，政策规则的选择讨论不同于政策函数的本质。当然，规则与政策的争论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制定政策，以减轻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通过关注于政策当局对政府债务做出的反应，该模型描述的主动和被动行为比在早期的辩论中所设想的要窄，但与之前的设想是一致的。政策的选择是货币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博弈结果。例如，萨金特（1986）强调，货币当局是“主导者”，而财政部门关注的是提高税收以平衡预算，这是积极的货币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萨金特和华勒斯（1981）的货币算法来自一个协调方案中，“财政政策主导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当局所面临的政府债券需求强加的限制……”，这相当于积极的财政行为和被动的货币行为。（三）货币政策主导的区制下（M区制）：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通过式（4）与式（5）结合，可得该制度下的均衡：这些政策描述可能显得极端且特殊，但这个性质指出可以推广到其他被动货币/积极的税收政策。根据费雪关系式（4），央行采用盯住名义利率的政策，可得到：这就是中央银行采取货币政策要达到的目标，预期通货膨胀锚定通胀目标。通过式（3）的政府预算约束与式（4）费雪关系，并采用向前迭代方法，可得如下的均衡条件：对于未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预期，t期的政府债务价值是确定的，从式（10）可以看出，提高固定税收水平或降低未来转移支付路径预期，都会提高当期的政府债务价值。等式右边的第一项的系数11-β是常数，11-β τ*代表t时期税收收入的名义价值。等式右边的第二项是从t时期开始的初始财政余额的预期现值，这是外生的。当税收收入大于初始财政余额的预期现值时，如果R*Bt-1>0，则一定存在Pt>0。通过式（11）中的价格水平，利用费雪关系式（4）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货膨胀率。这一观点导致了价格水平确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分歧：货币政策仅盯住名义利率R*来选择价格水平进而决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然而在这种选择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出现来决定实际通货膨胀率。这就是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的本质。（五）讨论在M区制下，货币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并通过财政政策来确保政府债务的增加产生更高的税收预期。更高的税收可以用来偿还债务，使债务回到目标水平，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任何财富效应，因此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这种李嘉图式的财政调整是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如果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出售债券进而外生增加利率，这种紧缩的政策会产生预期未来税收增加，以稳定通胀。如果不预期税收上涨，提高利率会带来债券持有者的名义财富增加，这将增加名义需求进而提高通货膨胀。因此在M区制下，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可以控制通胀的。在F区制下会出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同样的紧缩货币政策，在F区制下就失去了对通胀的控制力。通过（11）式可得F区制下均衡时的通货膨胀：式（12）显示：如果央行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名义利率R，不但不会控制通胀，反而更会同比例提高通货膨胀。更高的名义利率R会给债券持有人带来更高的利息收入，而税收水平固定在τ水平，更高的利率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税收预期，这使得民众的财富得到增加，进而会增加消费需求，当产出固定时，更高的消费需求会很容易提高通货膨胀。通过式（12）的表述，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已经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一种财政现象。当转移支付预期上升或固定税收水平下降，都将产生通胀上升。四、结论及对策在处于财政限制时期的经济体，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往往是来自于财政政策，在该时期对于通胀的预防和治理相对于货币政策主导时期更为复杂。通过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近10年正处于财政政策区制下，以传统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我国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也不大，因此对于通胀的控制应该转向财政政策的运用。要通过对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的控制，来控制通胀水平，进而达到物价稳定的目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显著，中国也达到了财政限制水平，价格决定进入财政政策区制，从而通货膨胀也将不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如果单一的依靠央行采取货币手段控制通胀，结果可能是无济于事，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非李嘉图预期的存在而出现价格上涨。20世纪80年代在巴西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治理通胀应从财政政策入手，通过税收增加进而增加财政收入来改变非李嘉图预期。我国近十余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当，较好地维持住经济平稳运行以及物价的基本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指导要求，这就要求加强财政部门和金融体系的配合，完成控制通胀的目标。财政部门应加强税收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控制好财政支出，避免财政赤字过大，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央行应该尽可能保持独立性，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当达到财政限制时期，财政部门与央行应积极配合，共同面对通胀难题。
参考文献：[1]Leeper. Equilibria under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27（1）：129-147.[2]Eusepi and Preston. Debt，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ectations stabilization[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0， 10（2010-20）：860-886.[3]Davig and Leeper. Monetary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fiscal stimulu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1， 55（2）：211-227.[4]Leeper.Equilibria under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1， 27（1）：129-147.[5]Samuelson. Stabilization policie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A]. Monetary Process and Policy： A Symposium，1967：3-11. [6]Black.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policy in a neoclassical model[J]. Journal of Finance，1972， 27（4）， 801-814.[7]Sargent.Reaganomics and credibility.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inflation[M].Harper & Row，New York：1986. [8]Sargent and Wallace.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9]Davig and Leeper. Monetary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fiscal stimulu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1， 55（2）：211-227.[10]方红生，朱保华.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 49-57.[11]方红生. FTPL对于通货膨胀治理的政策含义：一个述评[J]. 当代经济管理，2010，（9）：15-19.[12]张志栋，靳玉英.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J].金融研究，2011，（6）：46-60.（责任编辑：铁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