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业安全理论研究：脉络、前沿与启示
摘要：文章以国际贸易和产业竞争力两条主线就国外学者的产业安全问题展开理论梳理，归纳了国外学者在产业安全问题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最后从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概述了不同时期国外的不同学者理论研究成果及对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产业安全启示。主要观点包括：(1)产业安全不是指政府庇护下的暂时安逸，而是指本国产业具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产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是产业安全的直接表象，企业竞争力是其“内核”，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其支撑条件。(2)国外的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一贯执行保护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由与保护都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及产业安全的手段。(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产业安全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产业界和企业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关键词：产业竞争力；国际贸易；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39—05
一、引言
在国外，“产业安全”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某产业中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事故防范，这实际上把产业安全等同于生产安全，划归为技术操作问题，多见于制造业中，如日本的一些以产业安全为标题的书实际上是指此类含义；另一种广为接受和应用的含义是从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是指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产业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的产业地位和产业竞争优势。如早期的重商主义从贸易角度论述对国内产业施以保护，可以说是维护产业安全思想的萌芽。对产业安全问题的关注是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以及跨国投资的增加而逐渐加深的，在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大量应用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国际贸易及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产业安全的概念提出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长点。国际上的专家学者从以上学科背景出发，以制造业为重点，构建了有关产业安全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考察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考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前者以波特为代表。该派观点认为，如果产业面临国外更高生产率的竞争对手时，其产业发展与安全将受到威胁；后者包括布雷、阿明以及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该派观点认为，发达国家试图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为自己附庸的时候，跨国公司也正忙于将这些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附庸。笔者基于这两条主线对国外产业安全的理论进行梳理，从国际贸易、产业竞争力以及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三个方面进行文献述评。
二、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安全研究脉络
最早提出产业安全和产业保护理论的当属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是德国重要的经济思想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德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反对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主张在德国实行关税保护的制度。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出了维护主权国家的经济稳定与产业安全的中心思想，并提出了著名的针对幼稚产业的“有效保护”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产业安全理论的雏形。李斯特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国家经济基础不十分强大，产业安全不十分理想的情况下，不宜迫不及待地利用外资。幼稚产业保护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并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明指出，在发达国家试图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为自己附庸的时候，跨国公司也正忙于将这些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附庸。若代表所在国利益的跨国公司敌意地抑制东道国的战略产业，如新兴产业、自然资源产业等，则会对该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或者跨国公司出于战略考虑、出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需要，倾向于诱导东道国的各收入阶层实行过度的消费开支，或者引进与该国人口基本需要不相一致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尺度，或者集中生产那些主要满足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品，则会导致东道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逆贸易导向型对外投资”指出，向国外输出的产业和技术均是国内竞争中已处劣势的产业和技术，方可取得“出口替代”的作用。日本另一经济学家赤松为了补充说明小岛清的观点，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落后工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其竞争力严重减弱或几乎完全丧失竞争力，为了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需将这些产业和技术输送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20世纪80年代，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以产业组织中的市场结构理论和企业竞争理论为分析框架，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该理论有两大内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理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指的是在与国外寡头厂商进行古诺双寡头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因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形成的租金或超额垄断利润。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出口或进口的贸易干预，影响本国企业及其国外竞争者的行为，改变国际竞争的格局，从国外寡头厂商抽取租金或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达到增加本国净福利，并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目的。如果本国和国外厂商都属于寡头厂商，对国外出口厂商征收关税就更容易被其部分吸收，这将导致垄断利润的部分转移，从而更增加本国的净福利。利润转移论还强调通过国内市场保护使本国厂商获得规模优势，进而扩大在国内外市场(主要是没有保护的国外市场)的份额。该理论以寡头垄断、市场分割和规模收益递增为前提，从国际竞争和竞争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干预的理由与作用，即对于规模经济效应很强的产业来说，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可以使本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相对稳定，使国内厂商获得一种相对于外国厂商的规模优势，由此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同时使外国厂商因确保市场销售量而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国内外厂商边际成本的反向变化将导致其分别调整国内外市场销量，其结果是本国厂商的产量将进一步扩大，外国厂商的产量将进一步减小，从而再次对两国厂商的边际成本产生相反的影响。这种从产量到边际成本的不断循环和调整过程，将使进口保护成为促进出口的重要机制。
外部经济理论包括收益性外部经济和技术性外部经济。前者是指厂商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包括获得便利而低价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技术工人、专业化服务等)，后者是指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两者都能使厂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
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在新兴高科技产业最为明显。这些行业的私人投资明显不足，实际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然而，外部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对高科技产业加以适当的扶植，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的成长，以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一个处于发展初期并且规模较小的产业属战略性产业，政府可以通过保护和扶持的贸易政策，支持这些产业的厂商扩大产量，提高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厂商的收益性外部经济，从而促进这些产业较快地增强国际竞争力。另外，经济外溢效应不仅存在于本产业内，产业与产业之间也存在外溢效应，表现为一个产业对另一产业的支撑效应。技术性外部经济与政策干预的内容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产业(一般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外溢效应使厂商不可能完全获得研发投资的收益，由此导致的私人投资不足使这些产业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佳状态，因而需要贸易政策的扶持。如果政府采取保护或补贴的政策，将能够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并增加国民福利；而外国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支持和保护，可能使本国丧失或减少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本国必须采取对应或反击的行动。
根据斯潘塞的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的产业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产业或潜在产业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超过补贴支出；二是必须是面临外国厂商激烈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产业，对本国产业的补贴要能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计划生产能力和产出：三是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四是国内的扶持政策不会引起要素价格上升过高；五是本国产业相对于外国竞争者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增加生产会带来较大的规模经济或学习经济；六是具有研发补贴和扶持效果的产业，即该产业国内新技术向外国竞争厂商的外溢很少，而政府干预政策有利于将外国技术转移给本国厂商；七是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比重高的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的补贴和扶持政策能够有效增强本国厂商的国际竞争力，或提高外国厂商进入该产业的壁垒。而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必须具有两方面要求：一方面要有大量的“租金”存在，即这一产业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很高；另一方面，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一旦这个产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就能获得自我加强动力。
此外，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论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现在或未来的产业吸引力反映在下面几个因素上：一是高附加值；二是产业关联度高；三是具有未来竞争力；四是产业专门化强；五是出口潜力大；六是本国需求前景良好。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实施政府有效干预的产业政策。
三、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安全研究脉络
目前，国际上对竞争力的评价分为宏观(如国际、国家竞争力)、中观(地区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以及微观(如企业竞争力)三个层次。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对全球竞争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国家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产业竞争力，有四个因素决定一国的国家和产业竞争优势：第一，生产条件因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第二，需求条件，如果某类产品的国内需求大于海外市场，则可以在国内建立规模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如果本国对产品的需求层次高，则可以促进该产品相关产品的创新，从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发生本国消费者攀比国外产品，则本国公司应及时调整结构，改进产品，否则将丧失竞争优势；第三，相关支撑产业，主导产业(上游产业)和支撑产业(下游产业)存在着密切的协同关系，相关支撑产业是促进主导产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有力保证；第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美国企业注重短期利益，日欧企业关注长期利益，这不利于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于波特所讲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一国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率，市场营销和生产效率是检验产业国际竞争的关键标准。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外国在美国的投资问题。前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1970年10月在一次讨论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会议上提出，要注意外资的挑战，有好几家美国企业已经落入欧洲人之手。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对外资在美国的作用及对美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John N.Ellison，Jeffrey W Frumkin，Timothy W Stanley等对美国的产业安全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原材料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机床和半导体等制造业的案例分析，John N Ellison，Jeffrey W Frumkin和Timo-thy W Stanley认为，由于受到进口商品的冲击，美国一些重要产业处境很艰难，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现有工人不能完全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新的人力资本又供给不上来，产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John N El-lison，Jeffrey W Frumkin和Timothy W Stanley指出，如果一旦战争出现，重要投入品依赖外国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针对进口商品泛滥的趋势，有必要采取措施让美国产业重现生机。但他们并不赞成采用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数量的直接保护措施，也反对给产业大量补贴，因为这对产业竞争力提高意义不大。他们建议让企业自己去解决问题，增强竞争力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政府对进口剧增不能坐视不管，必要时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以限制进口。John N Ellison，Jeffrey W Frumkin和Timothy W Stan—ley也对美国市场上的并购进行了研究，并建议政府加强对国外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监管。如果一个企业因并购受外国资本控制，该企业又具有相当的市场支配力，这对美国的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20世纪8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工业生产率委员会”，研究美国在“二战”后首次面临的工业业绩严重下滑以及由此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威胁的问题，该研究可以理解为针对一定的产业安全危机提出的一套理论。该委员会认为竞争力是影响企业业绩的因素之一，而一国的经济活力的度量应该用“产业业绩”一词，即产业的生产业绩。产业的生产业绩是由它的生产率和其他各种因素组成的，但这些因素在大多数经济统计资料中往往被忽视，如质量、及时服务、灵活性、创新速度和对战略技术的掌握程度。该委员会发现，导致美国制造业“产业业绩”落后的因素主要有：(1)陈旧的战略；(2)公司战略的短期目光；(3)开发与生产中的技术弱点；(4)忽视人力资源；(5)公司与伙伴之间缺乏合作；(6)政府与产业的目的相左。该委员会的结论是，过
去40年里，美国的产业业绩的确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和产品在质量和创新性方面的弱点。但美国没有理由悲观，如果工业界、政府和教育系统能够充分发挥美国的传统优势，同心协力去实现“一个更有生产效率的美国”的目标，就有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成为“明日世界的经济领袖”。
在日本，学术界和企业界于1990年组成日本产业绩效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日本的制造业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于1994-年出版了《日本制造一日本制造业变革的方针》一书。该书主编吉川弘之指出，“现在，进入先进制造体系的代价正在不断上升，使自发地进入到这一系统变得愈发困难；全球环境和资源有限问题的出现，明确地暴露了过去二百年间日本和西方所追求的富裕实现机制内在的缺陷，而由于一国国内产业和国际产业复杂的关联性，不是局部修改一国国内政策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日本制造——日本制造业变革的方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为日本所采取的一系列被贸易对手所谴责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辩解，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护日本产业安全所必要的。
四、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相比，产业安全以更加具体的产业为研究对象，因而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1997年，东南亚诸国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不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其影响还波及不少其他国家。与此类似的还有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南非金融危机等。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告诉人们：当前的国际经济可能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在全球化的趋势突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后，各国都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从此平安无事了，而是给世界各国展示了一种严厉的警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对“金融危机”背后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开始了必然的关注。
美国新现实主义学者吉尔平认为，基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政治在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但国家利益是抽象的，很难具体化。从可操作的意义上讲，国家并不存在抽象的利益；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利益是由“国家目标”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成为获得财富和权利的最有效手段”，“在现代社会，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成为国家的重要目标”；保障“企业发展”、“技术进步”、“经济效率”、“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该理论突出国家利益不受侵害，本质上即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是近几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名词。事实上，国际上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到了70年代，日本便有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的生存空间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本的经济企划厅就明确提出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如1982年4月，日本内阁的“国家经济安全特别保障小组”所发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报告中称：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是遏制和排除外部的经济或非经济威胁的方略，是以经济手段为中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OECD、美国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研究院、兰德公司、Sarkey’s能源中心、加拿大社会发展院、德国柏林Thunen研究所、俄罗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韩国产业研究院、法国及印度有关机构，都在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也表示要“把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国家经济安全”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其战略目标包括：加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建设和积累，为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保持与盟国经济竞争的主导地位，通过经济一体化制约与盟国的经济关系；通过“和平投资”巩固在前苏联、东欧的成果；运用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手段加强对各种国际矛盾的调控，尤其是影响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
1996年，俄罗斯也明确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基本构想”，力求通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来保证俄罗斯经济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保证俄罗斯在经济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下持续发展。俄罗斯经济学家B·K·先恰戈夫主编的《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一书中，认为稳定与发展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经济的稳定性反映了经济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和系统内部的纵向、横向和其他联系的稳固性和可靠性，反映了承受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仅有稳定是不够的，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经济的生存能力、抵御和适应未来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该书认为，俄罗斯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俄罗斯恢复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要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建立起能为资本注入经济发展新轨道创造条件的工业一财政和银行结构”。该书认为，实际经济部门的安全对整体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所谓实际经济部门，也就是各产业部门。在俄罗斯，明显地形成了国民经济两极模式：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部门；以内需为导向的部门，多数是竞争能力低下的产业部门。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具有冲突性。随着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接近以及经济衰退的加深，两部门经济为获取资金、经营管理条件而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会日益加剧。在国民经济的两极模式中，每一极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在出口导向部门，集中了不成比例的高收入和投资；在内需导向部门，则集中了就业人员的主要部分，该部门承担着由于低效率使用就业人员所带来的基本费用，此外，该部门还背着缴纳税收的沉重包袱。在出口导向部门中，唯一有竞争力的是天然气工业，石油工业由于其单位成本较高，因而竞争能力并不是很强；其他的部门如冶金和化学工业，情况要更糟糕一些。这些部门能耗偏高，在高能耗的情况下，如果接受世界市场的价格和条件，就会导致这些产业出现零收益甚至亏损。该研究认为，俄罗斯的产业状况很不好，根本称不上安全。扭转这种局面，国家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必不可少。
五、启示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实行经济干预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尽管产业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实践中广受关注，但其在理论研究中却被普遍忽视。在很多论著中，产业安全往往被隐含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中，或被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但就产业安全理论而言，其理论体系的研究还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国外的经验证明：维护产业安全，政府、产业界及企业间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协调才能形成合力，团结一致才能有力量维护产业安全。因为这并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企业自己的事。随着入世前过渡期的结束，中国按照人世承诺的要求在实行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取消和进一步放开市场逐步取消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数量限制和股权限制等措施之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必将会出现“井喷”。因此，在后过渡期及过渡期结束以后中国主要面临的将是产业安全问题，通过对国外产业安全理论的回顾，希望能对中国的产业安全理论与实践提供指导，并实现产业的安全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是对产业经济框架的扩大和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业安全是我们研究和实践的终极目的，所以，产业安全问题应该作为贯穿现有产业经济学理论的一条主线，产业安全理论也应该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