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
内容摘要：敦煌文献学以4—11世纪写本为研究核心，复杂的抄写形态与刻本文献在整理与研究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这既是特性，又是难点。对敦煌诗歌文本抄写的原生态进行考察，透过抄写者、使用者等讯息，析论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呈现的文本功能，希望提供敦煌诗歌写本学研究的另一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诗歌文本多层次现象的解读。
关键词：敦煌文学；诗歌；写本；原生态；转写；丛钞
中图分类号：G256.1；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1-0009-08
A Study on the Original Condition and Textual Function of
Dunhuang Poem Manuscripts
ZHU Feng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Jiayi University， Jiayi， Taiwan 60004）
Abstract： This research of Dunhuang documents focuses on manuscripts dating from the 4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mplicated transcript conditions and block-printed document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and research， this being both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difficulty of working with these manuscripts. By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al conditions， transcriptions， and users of these tex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textual function they originally served， with the further hope of establishing a new research field for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Dunhuang poetry manuscripts.
Keywords： Dunhuang literature； poetry； manuscripts； original condition； transcription； miscellaneous cop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研究旨趣
敦煌写本文献的发现与研究是近代学术史上的盛事，自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论题多元的敦煌写本研究蔚为盛况。综观敦煌写本文献整体的研究发展，文本考释最为基础，其后有从内容角度进行的写本考索，有就写本时代展开的相关析论。总体而言，大抵不离传统文献学研究之范畴，然未能凭借原卷详论。
近年随着复印件微卷的陆续公布与流通，乃有分类专题的叙录、校录等整理研究。尤其高清晰写卷图录及数字化影像的面世，学界逐渐关注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2013年张涌泉把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及教学实践中，对敦煌文献语言文字、书写特征、校录整理等心得，透过丰富的实例系统地加以论述，撰成《敦煌写本文献学》[1]，提供了写本文献的系统理论，其重点主要聚焦在总体文献学研究的通例上。
关于敦煌文学写本的研究，也有《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敦煌赋》《全敦煌诗》等，经过分类整理编印的文本可资利用，然这些文学文本抄写的原貌一般却无从得知，所以更谈不上细究。近年新的写本图录与数位扫描的大量公布，提高了清晰的写本原貌认知条件。个人以为敦煌文学写本文献，因属性不同，呈现抄写的现象有异，倘能结合写本物质形态特征与文本抄写形成的文化现象，对其文本功能与抄写目的进行析论，当不失为新的研究课题。
二 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研究的重要性
敦煌诗歌是敦煌文学范畴中的主要部分，初期研究主要是针对个别写卷或作品文本进行介绍、序跋或校录。之后，随着敦煌文献的陆续公布，研究内容与课题不断扩大，除了以个别作品或作者为题的研究篇章外，也出现了以敦煌通俗诗、敦煌诗歌、敦煌唐诗、敦煌僧诗、敦煌白话诗、敦煌学郎诗为题的研究。其中，有的以作者身份区分，有的以作品时代区分，有的以作品语言或风格、体类区分，凸显了敦煌诗歌的多元特性。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辑录了1925首，2006年张锡厚《全敦煌诗》{1}[3]以广义诗的概念收录了4501首之多。可见敦煌诗歌随着研究的发展，渐与变文、曲子词鼎足而三。
回顾近百年来敦煌诗歌的研究，主要围绕在补全唐诗、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陷蕃诗等课题，白话诗、宗教诗则是后来较受关切的新课题。研究视角仍属于传统作品文本的校录研究。盖敦煌诗歌的流传是以写本传播的，此与一般雕版印刷的传世诗集不同。传世的唐人诗集，大抵经过文士编辑、校阅，然后付诸刊印，其形式固定，文本统一。后世翻刻，虽有版本不一的情形，然文字歧异不大。敦煌诗歌以写本形式流传，形态多样，且多为读者信手传抄，大抵未经编辑整饬，抄者鲜有编辑意识，因此不存在定本概念。所以王重民认为敦煌诗歌的整理是敦煌诗、词、变文和俗曲四种文学体裁中“数量最多，也最难整理”[4]的一种。
之后，徐俊对王重民“最难整理”的说法进一步加以阐明，说：“难于整理，最主要原因是敦煌诗歌写本形态的复杂……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诗集抄写本，一是零散诗篇……诗集抄寫本在诗歌内容，题署方式、抄写行款，甚至纸张、书法等外在形态方面，与零散诗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形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