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沙滩文化名人黎庶昌人文精神探究
人文精神,作为中国文人一种特殊的文化品格,是我们在讨论文化名人的学问成就之余,对于其人品道德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一种地域文化的流传过程中,同样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延续,值得我们挖掘探究。贵州遵义沙滩文化沿袭百年,涌现了诸多文化名人,除了他们的文学文化成就之外,在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独特的人文精神也格外引人注目,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借此揭示沙滩文化的意蕴所在。
贵州从传统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历来被视为野外蛮荒之地,因为社会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贵州的经济落后是客观事实。但在这块土地上,却拥有令世人瞩目的遵义沙滩文化,的确值得研究者的关注。从明末到清末,在沙滩方圆几里的范围内文化沿袭三百余年,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尤其到了清代嘉道咸同之际,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数十名文人学者,其著述达200多种,2000余万言,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10多个领域,多方面的文化学术成就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沙滩文化名人的文学成就同样引人注目,在整个沙滩文化的文学传统影响下,各个时期的文人学者们纷纷创造出成就非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有清代出现了蜚声文坛的“郑、莫、黎”三家,郑珍和莫友芝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最为突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贵州地区的山水奇景也有一定篇幅的描写。钱仲联先生曾经赞誉他们的诗歌成就为 “清诗三百年,王气在贵州。”而黎庶昌的散文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海外生活以及对现有政府体制的思考。在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对黎庶昌生平及创作中所展现的人文精神进行探讨,借此纵观沙滩文化的独特内涵。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黎庶昌家境贫寒,六岁时父亲去世。但是他一直刻苦攻读,十几岁就能够流畅地赋诗作文,在府、县的考试中屡获第一,21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1862年,黎庶昌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从曾国藩调遣。这一次特殊的机遇,使黎庶昌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时列为“曾门四弟子”,在文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声名。1876至1880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后又两次出使日本,在此期间,黎庶昌对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同时在文化保存及传播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体现了良好的人文素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西欧之行
1876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跟随郭嵩焘等踏上了西行之路。在英国期间,他参加了各种外交活动,也有机会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他后来成册的《西洋杂志》一书中,黎庶昌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此书收有他旅欧期间的游记、地志和上书等125篇及杂记7篇,相当全面地反映了西欧多国的政教文风和世俗民情。
对于从落后地区走出的外交官黎庶昌来说,西洋的物质文明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各类电报局、信局、钱局等,对于炮厂、织呢厂、钢铁厂、玻璃厂、钢炮厂、磁器厂等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当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是新奇有趣的,因此黎庶昌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钟叔河称《西洋杂志》一书是“西洋世纪的风俗画卷”,的确道出了本书的特色。
出国之后,黎庶昌还从多方面研究国际局势,深入了解各国实情,他认为西方各国“颇自尊大,纯任国势之强弱为是非”,在《上沈相国书》中,他建议皇廷要制订一定的战略决策:“窃谓今日时势,似宜有一二强大之国,深与结纳,以为外交,殆未可一律相待,使无轻重厚薄之分。” 黎庶昌接着指出:“私谓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之义,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而在《与李勉林观察书》中,黎庶昌认为清廷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定外交内政的策略:
大抵西洋今日各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而英实为之雄长。俄罗斯虎视北方,屡欲并吞土耳其,而迟环审顾,不敢公然违盟者,徒为英所劫持耳。法于德亦未忘旧耻。纵观大势,目前尚未暇注意东方。中国诚能于此时廓开大计,与众合从,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内修战备以御外侮,扩充商贾以利财源,非此不足以有为于时也。否则敬慎守约,不使官员再启衅端,亦可十年无事。若偃然自是,不思变通,窃恐蚕食之忧,殆未知所终极。[1]
可以说,黎庶昌既有外交官在国家政事上的敏锐,又同时具有文人对文化事务的关注,体现了他良好的人文素养。出使西方各国,一方面开拓了他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巨大差距。
二、在日本期间的外事活动
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中日外交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黎庶昌第一次出使日本时,当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十余年,黎庶昌在对日本现实作了一番考察后,对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功表示了赞赏。在后来写的《日本新政考序》中他这样说道:“方唐之盛时,彼国数遣使往来,慕效华风,制度一准唐法。行用至千数百年,亦稍稍习见增厌矣。适会欧美各邦款关互市,别开生面。明治改元,遂举唐制度废之,一尚西法,因时制宜,不可谓非善变。君子之观于人国也,第取其长而已。”[2]黎庶昌对日本明治维新中着力学习西方长处,使国家改革取得重大成功表示了自己的赞同。
但是日本人的征服野心在国力发展之后也开始膨胀起来,在明治时代他们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企图逐步征服中国乃至全世界。黎庶昌在日本期间,就曾经遇到非常棘手的外交问题──琉球案。琉球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属国,其国王受中国皇帝册封,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曾经企图入侵台湾,在遭到坚决抵抗后转而着手吞并琉球。1879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将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遣使请求中国的保护,但当时的清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上当时与俄国正在协商伊犁问题,也无暇顾及此事,琉球事件便被搁置起来。黎庶昌前往日本之时,西太后曾要求他去办理此案,在向原任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陈允颐等那里了解了琉球案的交涉始末后,黎庶昌对李鸿章向日本退让、放弃琉球的外交方针很是不满。后来,更是由于朝鲜事件发生,使琉球案不了了之,最终被日本吞并。
这次事件后,日本发现清政府软弱可欺,便加紧了侵略朝鲜的准备。日本扶持朝鲜国内的官僚,组织“开化党”以反对执政的“事大党”。光绪八年(1882),“事大党”利用兵变焚烧了日本使馆,日本便借机派出海陆军去朝鲜首都汉城,一场侵略朝鲜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这时的黎庶昌并不知情,但一位与他交好的日本官员宫岛诚一郎作为知情人,担心战事一起,中日两国必将断交,黎庶昌也必然回国。因而在与黎庶昌饮酒时,慨叹将别的惆怅。黎庶昌立刻派人四处打探,获取了日本即将出兵讨伐朝鲜的重要情报,他立即密电驻天津的北洋大臣张树声,请求派兵船前往朝鲜坐镇以防不测。当时在张府中的薛福成力劝出兵,但张树声犹豫不决。黎庶昌再次发电催促,张氏终于出兵,并于1882年8月10日上午九时左右抵达朝鲜仁川口岸。日本兵船于当天下午到达,发现中国军队早已严阵以待,只得降低条件和朝鲜谈判。黎庶昌以他的机智,挽回了清政府在与日本外交谈判上的被动局面。陈矩(黎庶昌的随员)在《灵峰草堂文稿·记黎星使请援朝事》一文当中记述了这件事情。他谈道:“朝鲜,小国也。武备窳坏已极,又素为日人所窥,内乱正炽。若日军先至,譬犹豹虎逐群羊,任其搏噬,勒写归我保护约章,使之画押,朝人俯首从命。不出半日,而我国数百年属邦拱手让人,为越南之续矣。事机得失,判于俄顷。曲突徙薪,其功岂在陈平奇计下哉!”可以说,黎庶昌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为朝鲜解除了亡国的威胁。但是,他并未以此居功,即使后来多人因此事受嘉奖,他也没有表露不满,体现了一位爱国文人崇高的人文精神。
黎庶昌在出任日本公使期间,还通过诗文的唱酬和日本一些学习汉学的学者们交上了朋友。每逢每年的春秋佳日,黎庶昌都会举办文酒之宴,席间中外学者咏诗唱和,几年间,诗文数量几百,后来经随员整理刊印后,编成了四本集子,起到了以文会友、联络感情的作用。黎庶昌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崇敬和信赖。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数众多,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黎庶昌出使日本所取得的成就。
三、在日本期间的文化活动
黎庶昌日本期间在文化方面的贡献,除了与学者文人们的诗歌唱酬外,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这套丛书全部由黎庶昌个人出资镌刻。他“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于1884年刊刻完成。黎庶昌在《刻古逸丛书叙》中写道:“惟夫古籍之仅存,兵燹腐蠹之无常,其势不日趋散亡不止。学士大夫虽病之而无术以免,惟好之而即求,求之而即传,差足救敝于后。余非苟为其难也。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而自余得之且以付刊焉,余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讵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启余赞其始也。余患不学久矣,今天假此使事岁月,俾得从事读书,不可谓非厚幸。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请自兹始。书成,将其板运致之官局,以与学者共之。虽然卷帙之重,而课成于再期;校雠之繁,而委积于一人,或不免抵牾滋多。谫陋如余,又不能精勘其误失,使读者快焉,其力仅足存此书而已。”这套丛书当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为国内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黎庶昌对丛书的刊刻要求极高,因此书记印刷和装帧都精美无比,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盛赞为“海外奇宝”。另外,黎庶昌还对《古逸丛书》中的每种古籍作了一番考订,写成《古逸丛书叙目》一卷,叙述了古籍版本的源流,卷子本抄写字体的美丑以及中土亡佚情况的追溯等,体现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鉴赏能力。
黎庶昌在海外大力搜集国内散佚古书的行为,体现了一位文化学者对中国文化保存的努力,而这也同样展现了他自小浸染其中的沙滩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外交文化活动之外,黎庶昌还有大量的著作传世,主要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涉及的文化面相当广博。
应该说,黎庶昌的成就仅仅代表贵州遵义沙滩文化的一个侧面,这一文化源远流长、含蕴深刻,创造了落后地区的文化、文学发达的奇迹。同时,这一文化中也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探究。今天我们的研究,也是希望将这一值得贵州骄傲的文化现象,能够流传下去,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将沙滩文化的内涵继续挖掘下去。
参考文献:
[1]黎庶昌.西洋杂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
[2]黄万机.黎庶昌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
作者简介:
康文(1975— ),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