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哲学\宗教观念与“人生”诗学
摘要：王国维体素赢弱，性复忧郁，这使得他更为敏锐地关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并以此开始他早年的哲学研究之旅。王国维由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介入到宗教领域，带着对哲学、宗教的双重失望进入文学领域，并将早年的哲学、宗教观念带入到文学理论之中。他认为苦痛才是人生之真相，诗人要首先深度体验苦痛，才能更好地表现苦痛。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与其哲学认知、宗教情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王国维；哲学；宗教；人生
一、体素赢弱，性复忧郁——走向哲学
在中国宗教史上，王国维的缺席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因为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他对宗教的了解，其实也停留在一个较为浅近的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国维的思想中不具备宗教的因子。王国维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及其前景展望，都有着与宗教相似的地方，这也注定了王国维与宗教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关系。只是因为王国维毕竟不是宗教中人，所以其对宗教的斟酌取舍也就会带有一定的特殊性。
哲学试图解决何为人生的话题，而宗教往往试图解决人生何往的话题。“人生”是哲学与宗教共同关注的话题。王国维因关注人生问题，而试图从哲学上寻找答案，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与宗教不期而遇，但这种相遇并没有改变王国维对哲学的憧憬，宗教在王国维早期哲学研究，始终是居于补充甚至点缀的地位。换言之，王国维行走在哲学的中心地带，只是偶尔触及到宗教的边缘而已。
青年王国维关注人生，几乎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所促使。他在30岁时所作的《自序》中说：“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所谓“人生之问题”究竟是怎样的问题呢?王国维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一问题。但是，王国维曾经翻译过日本哲学家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桑木在书中曾说：“呜呼!悠悠之天壤，果有始终无始终乎?渺焉七尺之躯，生其中，死其中，其生也何自来?又何所为而生乎?其死也何所归?又何所赍而往乎?以吾之生活为与天地无关系，则其倏忽之生存亦太无意义；以天地之变化全为顽冥不灵之运动，则其整然之秩序与规律又太不可思议。于是稍通理者，强于此间求联缘而说明之；即昧于理者，亦构成一种之信仰以代之。”桑木的这一节话，可以用来作为王国维“人生之问题”的注脚。赢弱的身体不仅使他“不能锐进于学”，而且会带来对生命更多的关切，而忧郁的性格则决定了其对人生的关切往往更多地偏向人生的困苦与困境。也因为如此，年仅30岁的王国维已经是“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了。
王国维在一篇千字文的《自序》中三次说到自己“体素赢弱”，又说自己在《时务报》任职时病足，后赴日留学，也因病作而回国。而在其与罗振玉等人的通信中，叙说病痛的困扰更是常见的内容之一。在强调自己身体弱质的同时，王国维也强调着自己“性复忧郁”的性格特征。这种忧郁除了与身体赢弱彼此相依之外，也与王国维的现实处境有关。《自序》所云“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都强化了他忧郁的性格。所以“境之贫薄”、“体之赢弱”都成为其忧郁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大凡天性忧郁、身体赢弱的人对于人生总会予以更多的关注，这是时处盛年的王国维却在怀旧之感上比一般暮年之人更强烈的深层原因。王国维当然没有仅仅停留在感慨人生上，更没有因人生之艰难而放弃人生。王国维首先想到的是把“人生”作为一项课题，从哲学的层面来加以探讨，试图穷究人生之本质，以减缓内心对人生的焦虑之感，因为王国维亟须“慰藉”。而王国维的慰藉从路向上来说，可能与他所期望的并不合拍，所以当他在经过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熏陶得到短暂的慰藉之后，很快便被失望所代替，因为“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性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因此渐有“疲于哲学”之心，从而将对哲学之嗜好而移之于文学。文学虽然不能回答王国维对人生的困惑与焦虑，但通过文学的宣泄，可以暂时得到“直接之慰藉”，局促之生活需要有消遣之资，思索玩赏即是王国维所心仪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人生的苦痛与解脱：纠葛在哲学与宗教之间
梳理王国维早年的学术历程，虽然有从哲学到文学的转变，但这只是他追求慰藉方式的转变，并不涉及他人生价值意义的转变。人生的价值究竟如何?王国维在多篇论文中都有所论及，而《红楼梦评论》中的相关论说堪称最为集中：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竞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因为人生不离乎欲，欲之无尽，难以尽偿，所以就不可避免会带来苦痛。假设中的诸欲悉偿，又随之而带来倦厌，则无论欲之有无，人生总不免沉沦于苦痛与倦厌之间。王国维这里所述虽然只是叔本华等人的看法，但无疑是王国维接受并认同的。换言之，王国维观念中的人生与生活也是不离乎苦痛与倦厌二者的。如此，就不能不面对如何排遣这种苦痛与倦厌的问题了。哲学试图在还原人生本质的基础上，给予人生以合理的解释，从而在知识和心理上缓解对人生的失望甚至绝望之感；而宗教则将对现世苦痛与倦厌的解脱存乎来世，以虚无的来世召唤着现世之人，让他们忽略现世的种种苦痛与倦厌。哲学与宗教虽然在理解人生的宗旨上有着存乎现世与存乎来世的区别，但立足于对现世苦痛与倦厌的解脱却是一致的。这是哲学与宗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汇合成流的原因所在。王恩洋以此认为王国维对人生的认识及其解脱之说“与佛法最近”，就是因为王国维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与佛教相近，以其能得宇宙人生之实相也。
王国维将人生的意义更多地界定在现世，这注定了他对哲学的兴味要在宗教之上。不遑说，王国维曾经极度膜拜的叔本华在其哲学思想中浸染了一定的佛学内涵，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转译的英译本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便有如下言论：
吠陀之经典曰：“一切众生之待圣人，如饥儿之望慈父母也。”基督教中亦有此思想。……于佛教之经典中亦说明此真理。方佛之尚，为菩提萨培也。自王宫选出而入深林时，彼策其马而歌曰：“汝久疲于生死兮，今将息此任载。负余躬以遐举兮，继今日而无再。苟彼岸其余达兮，余将徘徊以汝待。”此之谓也。
宗教对彼岸的期待对叔本华解脱人生苦痛的启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概括云：“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哲学家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这使得王国维在研究哲学的同时，对宗教的精神也不能不因此而有更多的关注。因为早年立志成为哲学家的王国维，也希望能在系统梳理中西哲学之后，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说。而且王国维所谓哲学家并非只是研究哲学史的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