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的隐喻与文艺工作者的异化
摘 要：与显示“党的力量之伟大”的设定不同，宗璞的《红豆》中，江玫的自我改造似乎格外痛苦和艰难。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工作者经过了类似的改造过程。小说中的红豆作为一种隐喻，可以被视为当代文学史上文艺工作者的某种珍藏。这些文学传统并未真正丧失，在新时期重新被发现并焕发出光彩。《红豆》不仅是一篇讲述知识分子经过自我改造走上革命之路的小说，还是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缩影，甚至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缩影。
关键词：《红豆》 隐喻 改造
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读宗璞的《红豆》一文，考察的重点也许不在于它的艺术特色或思想内容，而在于小说本身与历史语境的关系，以及小说所象征的文艺工作者的异化过程。
《红豆》是宗璞第一篇引起文坛注目的作品。纵向看，《红豆》是一个“怪胎”，同时本身又意味着一种转折。其后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的《桃园女儿嫁窝谷》《两场“大战”》《后门》等小说均以献身革命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或在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中成长的新一代为主角，散文《山溪》《西湖漫笔》《墨城红月》等直抒胸臆地讴歌祖国大地与社会主义事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色消失了，个人复杂的情感倾吐弱化了。“文革”期间宗璞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处于空白期，1978年才出现新的作品。自此，《红豆》的血脉重新被接续，新的转折似乎再度回到了《红豆》的方向。横向看，与《红豆》同时期产生的一系列作品，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丰村的《美丽》和《一个离婚案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文章，如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和人性》《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等，被视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人性论和人情论的重新抬头，一起遭遇了被批判的命运。文学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新的社会环境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的创作轨迹也由此发生了改写。历史语境对于他们的异化，在《红豆》这篇小说中的江玫身上可见一斑。
《红豆》讲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与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齐虹的恋情、与无产阶级工作者萧素的友情，在双方的争取下，江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宗璞曾说这篇小说的创作目的是“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然而在展开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发生了异化，显示出某种含混的效果。
小说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怀旧的诗意的气氛，天气阴沉，雪花飞舞。怀旧的情感一直延续到她走进房间、发现红豆、进入回忆。与小说开头的雪相呼应的正是对爱情的眷恋——在雪天，她遇到了齐虹，也是在雪天，他们生离。对耶稣苦像的复杂心理、对红豆的泪水，都暗示着曾经的爱情仍带给她巨大的痛苦。宗璞的文笔之细腻一直为人称道，这些描写轻易地让人看到一个失恋女子的形象，与“党的成熟的工作者”这一身份设定似有龃龉。
其后的回忆中，对爱情的美好刻画得令人印象深刻。为显示出资产阶级“闻花伤情”、“见鸟赋诗”、沉迷个人主义的特点，齐虹被塑造成一个远离人类、沉浸于自我的人，“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齐二人相谈甚欢的话题也脱离现实和集体，集中于罗曼蒂克的艺术：
她和齐虹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他们都很喜欢苏东坡的那首《江城子》……幻想着十年的时间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他们谈时间，空间，也谈论人生的道理——？譹？訛
“感情的深厚”铺垫完成，按照设定，是应当展现党的力量、改造个体的时候了。在那同一时期产生的作品以及文学批评中可以感受到，这也是时代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要求。
当代文学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为新兴政权寻求合法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目标，描写和讴歌革命事业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主题。此外，新中国文学与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在对待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态度上分道扬镳。人性论、人情论被视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遭到批判。“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人情同人性，就一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人情同人性，二者必居其一”？譺？訛。一切都意味着进行文学生产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受到相应的改造。而对善于书写人性人情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改造过程无异于一场异化。
作者为了达成江玫的改造，提供了代表“组织”的角色——萧素。甚至还有屈死的父亲，偏爱萧素、反感齐虹的母亲和紧急的社会环境。她也果然在学习和参与集体中感到了快乐，但为了更有力地从齐虹那里争取江玫，还需要更特殊的情节。于是卖血的情节出现了。有什么比善良和恩情更能打动人的呢？江玫“跪在床边，用两只手遮住了脸”？譻？訛。之后萧素被捕，一个为大众、为集体而献身的英雄形象更反衬着齐虹关注小我的自私。齐虹理应在这一刻就失去了江玫。
然而与跨阶级的爱人的分离是艰难的。小说的最后充满争执、痛苦和眼泪。这成为当时众多批判者的矛头所指，认为“这是一种颓废的、脆弱的、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感伤”？譼？訛。“江玫一方面步步走向革命，另一方面对齐虹的爱情却始终如旧，甚至到了解放前夕，齐虹将要飞走时，她担心不能和他再见‘最后一面’，竟‘心里在大声哭泣’，‘心沉了下去，两腿发软’，这就表明江玫一点没有改变，仍是充满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譽？訛
在某种意义上，江玫改造自我的过程也可视为当时文艺工作者的蜕变过程。从齐虹走向萧素，意味着从个人走向集体，从个人情感走向阶级情感，从自私走向无私，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文学的象牙塔走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从资产阶级式的“人性人情”走向社会主义新的道德观念。
那么改造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六年后的江玫。身为党的成熟的工作者，她在工作上的进步并没有详细叙述。感情上，她也并未在革命事业的奋斗过程中找到伴侣。她最终没有成为第二个林道静或保尔，没有达到“革命——爱情”的统一。面对六年前的两颗红豆，仍然无法摆脱自己“小小的悲欢”。这样的结局更令批判者们不满：“照理说，这样的题材是应当通过对过去的批判促使人们向上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然而不，在读完之后，留给我们的主要方面不是江玫的坚强，而是江玫的软弱。……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我不后悔’，而是一个手中握着‘已经被泪水滴湿了的红豆’悔恨终身的女性的形象。”？譾？訛于是这样的疑问存在着：新的历史语境下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否成功？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人性人情”，是否可以一刀切除？
红豆的意象在小说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作为爱情信物的红豆。这是江齐二人誓言的化身，它的发现与复苏是唤起回忆的契机。
第二，作为情感疤痕的红豆。与齐虹决裂造成的伤口究竟愈合得如何，小说的结尾是暧昧的。从爱情的梦中惊醒，江玫又回归正轨。笑意掩饰了泪水，工作仍要继续。身为革命干部的江玫和身为失恋女子的江玫毕竟不能截然分开。红豆经六年的岁月不曾毁灭，再度查看仍然鲜亮如昨，暗示那段感情之刻骨铭心。
第三，作为隐喻的红豆。红豆似乎可以视为当代文学史上文艺工作者的某种珍藏。齐虹这一人物所象征的自由、感性、艺术至上、远离政治等特征是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志趣。他们也同江玫一样，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与原来坚持的道路、承担的责任决裂时感到痛苦。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传统并未真正丧失，而是凝结成作为纪念的红豆，小心封藏，等待重见天日的一刻。宗璞《〈红豆〉忆谈》中写道：
我们都被押解着跪在一尊伪造的“神”前……凡是选择了“人”这个光辉字眼的人，都被处以极刑。你不是要做人么？让你只剩下一具尸首！但人的光辉终究不可磨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黑夜之为黑夜，人们呼唤着黎明。在祖国大地上，终于透出亮光了。
于是才可以说几句话。？譿？訛
巧合的是，小说中的一些情节也与当代文学史的现象似有暗合。对那个遮挡着红豆的耶稣苦像，江玫“总觉得他太累，因为他负荷着那么多人世间的痛苦”？讀？訛。让文艺工作者走出象牙塔，承担政治的职能，让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似乎也是不堪负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史上长期的命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负担似乎是太过沉重了。
再如江玫说到自己对齐虹的感情：“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讁？訛这让我们想到因坚守了某些艺术原则被迫害至死的巴人、萧也牧等。当然，更多的人如同宗璞，在特定时期经历了异化的过程，而他们珍藏起来的红豆，在新时期再度被发现。宗璞新时期的小说再续了《红豆》重人性人情的特点，绽放了第二个创作的春天。
这时我们也许可以回答黄子平先生之问：“如果文学家能被‘治愈’，文学（作为知识者对时代、民族的道德承诺的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学）真的能被‘治愈’吗？”在特定的时期，文学的确存在着被改造被“治愈”的危险，但按照时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则和标准进行创作的文学往往难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艺工作者固然可能被异化，但最值得珍视的文学精魂与使命，总会顽强地保留下来。
——宛如鲜红如斯的红豆。
从这个意义上看，《红豆》不仅是一篇讲述知识分子经过自我改造走上革命之路的小说，还是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缩影，甚至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缩影。
①③⑧⑨ 宗璞：《红豆》，《宗璞文集》第二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第16页，第14页，第20页。
②④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第253页。
⑤⑥ 张少康、张天翼：《“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⑦ 宗璞：《〈红豆〉忆谈》，《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作 者：齐思原，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