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凸显人性美
王晓岭：最近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牵动了国人的心，从中央领导、子弟兵、志愿者等各个方面都奔赴灾区抗震救灾。我们文艺工作者、尤其音乐工作者，也责无旁贷像突击队一样发挥了快速反应的作用。听说你们二位都奔赴了灾区，马正建作为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第一时间就随部队开拔。王磊6月3日凌晨才从四川回来。我知道你们肯定有自己的收获体会及创作。虽然救灾我没能去，但是我也看到媒体大量的报道，听到了很多歌曲、读到不少的诗与词。广大音乐工作者参与非常广泛，专业、业余作者、歌手们包括港台音乐人都在为此努力。我想在灾难突然来临时，歌曲怎么发挥它的战斗鼓舞、温暖人性、心理救助的作用是很值得探讨的。
马正建：我是在震后第二天5月13日就跟随济南军区“铁军”部队上去的。这个部队有很多光荣传统，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干得很艰苦。头晚深夜到达，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行军64公里到了映秀镇。那里是震中破坏最大的地方之一，很多景象惨不忍睹。部队表现出无比坚强的战斗力，立刻投入救援工作，我也积极地参与。当晚回到窝棚以后，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我连夜写下《十指连心》。我在想，抗震战士的音乐形象用什么来表示？当时去的匆忙，没什么工具，大机械、锹、镐等还都没备好，战士就是用手搬瓦砾，很多战士手都磨破了。我们到达已是14日，个别地方已有异样的气味，医生讲环境受到了污染，但我们的战士也不怕，就是一股韧劲在搬，并抢救出一些人来。面对残酷的地震现状，我写下这支歌。另外还写了一首《知道你会来》。我们救出了一个美容师，是个小姑娘，从成都去当地讲美容课，中午12点到那里，14点28分就被埋，救出来后她说了一句“我知道解放军会来救我”，我也因此写出这首歌。报纸上有报道说《铁军铁手抠出成都美容师》，就是指她。宽泛地讲，这次地震灾难给我们作者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人们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人性美，不管是想活下去的受灾者求生的勇气也好，还是领导人、各级干部、部队官兵、志愿者、普通群众为了救人的心情和实际行动也好，都散发着人性美的光辉。在这种特别极端、特别困苦危险的条件下，把人性最美好的部分释放出来，我觉得这是平时非常难以见到的内心深处的东西。体验这样的生活，参与这样的救灾行动，对我是非常有意义的。向外延伸来讲，我们中华民族一些非常优秀的歌曲也都是由于灾难激发出来的，比方《松花江上》，比方《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比地震还厉害，因为国家面临危亡，这种情况下激发出来的语句是民族精神的激荡。灾难使我们在一种极端的层面迸发出有力、震撼的呐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从这个视角我们透视了民族的精神，也使这些精神从灵魂深处不断上升，化作无穷的有形的力量。并且我们从许多因灾难而产生的作品中学习体会到了什么叫民族精神。近几年比较不幸的是我国经常遇到一些天灾人祸，而作者也体验并创作出一些优秀作品，比方《为了谁》就是抗洪中、《大雪无情人有情》就是雪灾中出现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灾难面前人内心深处被激发的光芒，使我自己触动和受益非常大。
王磊：我对这次地震感同身受，当时在北京15层的高楼里感到剧烈摇晃，随即在西安的父母打来电话问情况，说家里立式空调震倒了，吊灯也几乎摇摆到房顶，这使我意识到是一次波及范围很广的大地震。当我上网并打开电视，发现汶川发生大地震并且强度超过唐山的消息，联想到今年发生了很多的灾难，我顿时觉得很心痛。没有什么征兆，就这样突如其来，雪灾、撞火车、手足口病、火灾、地震等等，真令人感到有些茫然。随即我写下一首《天佑中国》，交由音乐人王兵作曲并演唱。地震是大自然爆发出的力量，事先也无预报，说明目前科学领域还存在未知的、人类尚无法驾驭和改变的东西，而且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我在感叹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的同时，希望用祈祷和祝福的形式来佑护我们的国家不要这么多灾多难。另外作为一个军人、一个文艺创作员，当灾难发生时，我也很想立即前往灾区一线，去做救援或是创作等力所能及的工作。13日接到总政创作组下去的通知，但因另有重要任务未能成行，直到20日，终于请战和海政创作组一起下到绵竹市汉旺镇，和陆战队员们战斗在一起。陆战官兵讲他们是日夜驰援，从广东奔赴灾区，一到灾区就投入救援。我写下一首激励士气、进行曲风格的《前进，陆战队士兵》，并连夜发给作曲家刘可欣谱曲、吕继宏演唱。陆战队士兵作为海军抗震救灾的主要力量，促使我写下这首歌。回顾地震后到现在，已经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老歌里郭峰《让世界充满爱》又被大家回忆起来；香港群星根据Ｂｅｙｏｎｄ乐队《海阔天空》填词唱响《承诺》；奥组委官员王平久新创作了《生死不离》，成龙、孙楠、师鹏等演绎了多个版本，这些歌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时间上说，歌曲因为要经过音乐制作环节，是仅次于诗歌能在第一时间反映记录这场灾难的文艺形式。在自身的创作、聆听和思考中，我认真分析研究了这批作品，它里面有很多共性的东西：1．社会良知。我们国家在这次空前的大灾难面前，全社会是同心同德的，捐款达到创记录的400多亿元。俄罗斯发表评论说“一个献血都献得交通堵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国际社会都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普遍同情这次灾难。在歌曲中，我们的社会良知也受了一次洗礼。2．心理抚慰。这次地震中有首著名的诗《孩子，快握紧妈妈的手》。除了诗本身，一些音乐人也给它作曲，唱出灾难面前母与子的一种心理安慰。包括我自己也创作了《让爱点亮生命之光》（胡小环曲／吕继宏、王欢演唱）、《我们的心聚在一起》(刘琦曲／江涛演唱)，从心理安慰角度歌唱温暖，抚平创伤。3．精神励志。因为地震导致很多家庭破碎、妻离子散、财产全无，我们需要在歌曲中体现出激励的力量和灾后重建家园的坚强决心。带着这种情绪，我写出《风雨之后会有彩虹》（鲁黑曲／王紫璇、鲁黑演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景志欣曲／金波演唱），也体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的憧憬。4．人性关爱。我们以前和西方的矛盾主要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对人性的概念理解也有很大争论。但是事实上，在任何大灾难面前，人类一定是空前团结的。就像我们痛心美国“9·１1事件”、几乎全世界达成反恐的一致认识一样。地震也是这样，人性关爱超过了民族、国家、地域的界限。5．感情依托。地震后会带来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有的父母丧失了孩子，不能生育了可能去领养一个；有的儿女丧失了父母；有很多人受伤；有的健康人成为残疾人；很多孤儿、孤老、孤残等等，感情创伤导致许多“震后综合症”有待抚平。就像现在媒体广泛播放的汪峰《直到永远》：“我坚定地不让泪水涌上双眼，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我微笑着矗立在生死之间，爱的火焰燃烧心中直到永远”，歌声中让感情彻底得到宣泄。6．民族气节。这是我和马老师一样，在灾区共同体验到的全民族大精神的气概。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就很有气节，凝成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无论在大地震面前还是雪灾面前，灾难只能助长我们的团结。我们越团结，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可以说，我们目前的抗震歌曲几乎在第一时间把这几个层面都表达出来了，媒体也给予了相应的时段进行播放。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我为我的同行和我自己写出了这些歌曲而感动和骄傲，这也是音乐人能身体力行去做的抗震行动。
王晓岭：的确是这样，刚才你们谈到地震灾难发生后给我们的思考，这既是灾难本身的启示也是对我们创作抗灾歌曲的启示，我们对灾难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感受角度，就对抗灾歌曲创作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这次地震后根据不同时间段、情感、事情表述方式所产生的抗灾歌曲，概括起来可分成两大类，一类像战歌，激励斗志、鼓舞士气，树立抗震救灾的决心，像《我们万众一心》、《中国，加油》这样的作品。再一大类就更广泛些，从音乐形象上更平和、深沉，带有深刻思考和启示性，起到抚慰人心、生命、赞颂人性美的作用。这两大类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就像我们生活中其他歌曲一样。鼓舞战斗精神的歌曲中，由于灾难时间比较短暂，可能随着推移歌曲也会过去，真正能被时间沉淀下来的歌曲往往是《爱的奉献》、《让世界充满爱》、《为了谁》这样的。这两种歌曲对于我们都不可偏废，但随着更深入的思考，后一种歌曲具有时间更长、更有生命力的作用。因为不止灾难时，平时也需要这样的歌曲来抚慰。像这次的《生死不离》，几乎也是第一时间推出，这首歌很有此情此景的真实感受，有的话不仅针对地震说，比如核心句“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它没描述地震，但恰恰地震把人埋住了，需要找到，被压住的人要坚持不放弃，救人的人也要坚持不抛弃。同时这句话也不仅仅是针对地震说，因为比如一个失散的亲人，被狂风、洪水卷走的亲人，甚至更广义的说，一种失恋、一种哀愁、或朋友别离，都可以用这句话，实际上具有个性也有共性。“生死不离”这样的句子更广义，因为我们处在和平时期，灾难毕竟是暂时的，我觉得这类歌曲对于我们说的抗灾难歌曲具有创作的启示。
马正建：掺入了一种生活哲理，提升了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王磊：这么短时间内，有些歌曲无论造成的影响面有多大，起码都反映了音乐人是以关爱社会为己任的，而且我们都有悲天悯人之心。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弱小与大自然的力量不成比例，我们对此又有了一定的认识；另外，这也是地球在向人类预警，包括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沙尘暴、还有南方没出现过的大雪灾、一些疾病的流行以及这次的大地震等，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应该爱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同时温总理从另一个侧面讲了“多难兴邦”，不管我们民族遭受什么样的磨难，自己不能被打垮。没有任何文艺载体比歌曲来得更迅速，我们海政创作组的构成是两个报告文学作家、一个版画家、一个影视编剧和我，版画家要完成抗震救灾宣传画的创作，编剧要编创剧本拍摄电视电影，报告文学作家要收集材料、记录英雄事迹；而在我们共同下去的时候，音乐方面的第一批歌曲已经完成了。我有一部分任务就是让这些歌在部队、在灾区唱响，于是我们抗震歌曲本身如《前进，陆战队士兵》等也进入了报告文学和影视要反映的内容里。通过灾区见闻，我感到还有一种力量，应该好好挖掘其潜能和巨大社会价值，那就是志愿者。我们平时以为志愿者就是戴小红帽的，主要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帮忙做些善事，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志愿者力量到底有多大？志愿者是什么样的心理和社会层面构成？我们并不了解。从这次大灾难看，志愿者恰恰是能积极、主动、自发、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为我们社会提供义务服务的高素质人群，有很多参加救援的医生、官兵，都还有一定保障，而志愿者基本没有，他们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开着车或自己想办法进川，自己花钱来送东西、不顾危险运伤员的情况在灾区比比皆是，他们很令我们感动。但是从目前的歌曲创作上我感觉这方面却是一个薄弱环节，跟我们写奥运歌曲时奥运志愿者歌曲很少一样。
马正建：这个志愿者是一种广泛的概念。
王磊：对，这关系到我们重建心灵家园、重建社会新的秩序和新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一种服务社会的意识。全民要尊重志愿者，把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榜样。最近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歌曲，因此下一步我希望我们多进行志愿者歌曲创作。同时建议教育部门使“志愿服务、援助社会”进入课堂，从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提高我们公民整体的奉献、关爱与互助意识。如果大家都能做实际意义上的志愿者，整个社会也会积极起来。
王晓岭：过去我们认为志愿者是义务，当年的字眼是义务劳动，香港叫义工，实际上我们以前的很多义务都是一种硬性规定，比如某一天是义务植树节、义务奉献日，就不要工资不要报酬去干一些事情，把它作为社会的一种精神提倡，但更多是通过行政的层面。志愿者不是行政要求，他是志愿的，真诚愿做志愿者。另外它不受时间限制，完全出于本人志愿，打破了那种上班不上班、报酬不报酬的界定。从根本上说，人人都可以参与。志愿者都是在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以后，想对社会奉献出爱心，跟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道理，我们搞慈善、救助、捐助、献血，就是在满足了自己的生存之后，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点事。一个人聚集了钱财，难道就只为了留点遗产给亲属后代吗？我这次在灾区，就看到很多这样的志愿者，同时也体会确实真的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歌曲。
马正建：是的。我有一个感觉，通过这件事能出现一些好的歌曲，但也可能不是现在。我觉得这场灾难、我们整个民族的这种精神是一种财富。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在和平繁荣了一段时间以后，蒙受了这么大的心理打击，从长远看可能不完全是坏事。在最初一些情感激烈波动的时候，写出来的歌曲有它的一种时效性，对于激励我们抗击灾害，对于鼓舞士气都有作用，这是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职责。从歌曲本身来说，战斗的也好，抒情的也好，我觉得通过这次灾难一定会出现一些更优秀的、思考更深沉的歌曲。我们会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作品是我非常期待的，我也会去努力朝这方面去思考、去创作。这次抗震救灾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灵魂洗礼，对自己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艺术观的一次洗礼。我们都应该怀着一种对人民、对社会的深深感情去思考这件事情。灾害本身还没有过去，抗灾还在继续，创作也在继续，在继续的时候要思考得更深一些。我觉得最大的动力还是我们崇敬的那种人性的光辉，人性的美丽，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一定能够看到和写出一些好的作品。
王晓岭：从更广义的层面说，通过一种积累、积淀后，能带来创作的热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时候误认也好，或者就是社会的一种表面现象也好，都觉得我们已在一个太平盛世，所以在大量时间段里面，听到的都是歌唱盛世太平的歌。颂歌当然需要，我们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幸福的时代。但无论多么好的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盛世都需要多年的支撑。纵观历史，很多盛世在历史轮回之中，都是通过励精图治才达到的，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常沉浸在所谓盛世的盲目欢乐当中，如果不居安思危，不解决一些现实中潜伏的危机，可能就会走向乱世。我们现在粉饰太平的东西太多，这样写出的歌曲真正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了吗？起到了揭示社会现实的作用了吗？未必。有时只是为了某种社会需要，或者是为了配合一些活动需要。这些歌曲的存在和我们社会的现实是不完全相符的，我们歌颂类的一些歌曲应该有，但国人必须有忧患意识，在目前这种比较好的情况下，更要真正的忧患。我讲的忧患是多层面的意思，实际上这次地震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况下，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使我们醒悟了很多事情。我们的歌曲不仅仅应是反映抗震救灾情况的这么一些歌曲，还应该深层次挖掘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让我们更准确认识我们生活的时代。
王磊：在这次灾难中，我们把“生命”这个词放到了最重的位置，也提醒了我们真的要珍视生命。现在除诗歌、歌曲以外，还有短信流传很多，有条叫“活着真好”的短信既带有一定的哲理又有一种劝大家珍惜生命，把生活的每一天过得充实的意图。在灾难面前，所有关于人性种种真的、善的、美的、好的、丑的、恶的全部都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图片，可以看到最感动中国人的无数个瞬间，比如一个战士凝望怀中小孩子的脸露出最美丽的微笑，一个男子把他逝去的老婆绑在车后带走，给死去的妻子最后的尊严，据说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打败了在传递圣火中与我们抵触的法国媒体。这是真正的中国人，这就是你不了解的中国人。而我们也在救灾中重新认识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日本救援队对我们挖掘出来的死者鞠躬，看到这个的时候感到这确实不是装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对生命的敬意。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和西方国家的认同达成了一致。我国各民族在这次灾难里，也经历了一次碰撞交融。作为艺术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之后，甚至可以说，我们心灵的创伤不比灾区人民少，我们在灾区和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一切都将成为日后创作的素材。就像《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等艺术作品都是经过多少年后沉淀的。我相信我们以后也一定会不断有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包括歌曲会重新翻开这一页。今天的记忆在我们心灵里是一笔特别的财富，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只是在一次次的灾难中才发现我们民族、发现我们自身认识上的一些不足。这个现象太残忍。ＳＡＲＳ来的时候我们讲政府一些公开透明的机制不够，后来雪灾等都有很大改进，有时面对灾难我们属于反应较慢，但这一次做到了最迅速、最透明、也最公开，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就是当下一场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预警机制，想着ＳＡＲＳ完后就好了，结果来雪灾了、来沙尘暴了、来地震了，事实上包括海啸、风暴这些灾难离我们都不遥远，印尼、缅甸，都在我们身边。中国人目前还没有建立一种长期的心理预警机制，就像王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一种太平盛世心理，好像别的灾难离我们很遥远。但恰恰就是地震之前，缅甸刚刚遭到风暴灾害。我们这次知道“多难兴邦”，那么我们写作的歌曲能不能对我们民族的心理预警机制进行建立和激发，让我们在各方面意识都提高，各方面能力都增强？比如说我们在这场灾难发生后意识到直升机远远不够，各种专业救援力量还是捉襟见肘，民间组织缺乏培训，通信、道路、电力设施抗灾害标准偏低，建筑质量监管等等，都需要反思。包括音乐，就像国歌的内涵一样，国歌就是一种再提醒。
马正建：灾难使我们更注重国歌的意义，通过这次灾难让我们感觉心更齐了，劲更多了，唱国歌的时候更加心潮起伏，感受神圣，好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
王磊：我这次也因为前期的体验创作和后期的随海政文工团慰问，而有了另外一些发现，在灾区这样的情景中，除了新创作的一批抗震歌曲以外，还有一些作品的演唱会激发出新的生命力，比如说宋祖英在抗灾现场唱《爱我中华》，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灾区老百姓跟着唱“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还有吕薇唱《中国红》，陈笠笠唱《红旗颂》，都激发了官兵、老百姓的热情，而且大家都是拍手叫好，产生了一种心理的共鸣。事实上这样的歌曲已经外延化了，像《爱的奉献》、《感恩的心》一样，我们用一些经典老歌强调爱国、爱民族、包括爱我们本身，已经使精神放大了。目前有些抗震歌曲是从地震本身的具象去写的，包括我写的，但有一些东西可以适当的外延化，让它更恒久。
王晓岭：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平常所说的主旋律歌曲，很多人通过这次灾难可以重新认识很多问题，包括对主旋律歌曲也是一种重新的认识。主旋律歌曲有表面性歌功颂德和真正蕴含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这样两种，我们平常都把它认为是主旋律歌曲，实际上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还是有区别的，《爱我中华》是一种更深层的，而其它一些浅层的、纯欢乐的、赞美的那类歌曲，你看平时的演播率也非常高，但实际那类歌曲多了，对我们民族和社会未必是好事，也不见得是一种好的现象。
王磊：这也提醒了我们词作者本身。
王晓岭：这次灾难还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个问题，所谓的80后、90后的问题，对这一代人平常喜欢的，和他们的一些个性，实际是褒贬不一的，他们在这次抗灾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王磊：这次80后、90后也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他们也很热血，没有所谓的冷漠，不关心，同样伸出手臂去鲜血，掏出钱包去捐钱，开上自己的车去救援，这体现了很多人骨子里改变不了的中华血脉，包括台湾、海外同胞。我们不要因为年龄的代差去认为年轻人的价值观一定会偏移，歌曲恰恰是彼此凝聚的一种很好方式。如果现在的歌曲能考虑到每一代人感受，又兼具时尚性，让中国大家庭的认知得到一代代传承，就能发挥出别样的团结功能。这次我们也看到很多港台艺人表现突出，包括像成龙、李连杰、刘德华这些明星，亲自发动捐赠，跑到灾区慰问，大家都看到了爱心传递，我相信我们和80后90后一样都会以社会上优秀的人物为榜样，以良知人群为学习对象，人心永远是向善的。
王晓岭：过去有一句话：“国家不幸，诗人幸。”实际上这是指有良知的人们、及有社会义务感和道德感的一些公民在灾难后重新认识许多问题。还回到个体方面说，我们可以按各种类型、各种功能作用来分出励志歌曲，激励人们信心、爱国的这样一些歌曲；娱乐性歌曲，这个当然人们也需要，因为毕竟每天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即使有了痛苦，也要把痛苦化作欢乐；还有一类是摇滚式宣泄歌曲，就是宣泄某种情绪的，把感觉发泄出去之后能抚平心里的痛苦。有时候心里有痛苦想倾诉，不见得老有人听，自己来唱歌本身也是一种宣泄。这几类歌曲的创作是一个世界现象。各国在各个年代，这几种歌曲的题材都很多，包括港台、西方都有。唯独在我们国家还有一种就是“粉饰类”歌曲。实际上“粉饰”歌曲我们要把它加引号，这种数量太多造成假象之后，让这个社会并不真诚，市面上流传的粉饰性的东西甚至占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认可的程度超过了前三类歌曲，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正常。这次灾难来临对我们整个歌曲的全方位创作也是一种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提醒。
王磊：实际上也是提醒我们在地震以后，除了应对下一场灾难我们怎么办？还有真正面对和平和经济发展我们怎么办？是继续粉饰赞颂还是丢掉一些虚的东西，给人性一些真实还原度。
马正建：地震带来的影响目前我们还看不全，看不穿，但是随着时间的延伸，它的影响会逐步显现，这次真是对整个民族心态的一次提醒，一种危机的警示。当然我们特别不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接受提醒。前几年说的有一种叫飘飘然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来临了，包括我自己也写过一些目前看来不适宜的东西，感觉盛世已经来了，我们已经处于盛世。但实际上真正的盛世离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在突然遇到灾害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生命一瞬间消失的时候，许多非常惨烈的现状是终生难忘的。静心想想，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那些飘飘然的东西对我们民族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的思考需要更深沉，视点会更趋于实际，我觉得这次灾难对于个人甚至整个民族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是我们现在想不到的，但对于作者来说，在动笔的时候，这个笔就拿的比原来更沉重一些，思考更深刻一些。这恰恰是好事，这样一些轻飘飘的东西才会淡出人们的视野。
王晓岭：是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怎么说，我还得向二位及目前到达灾区的同行们表示最真的敬意。如果说在抗震救灾中子弟兵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那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也在全国的抗震救灾作品创作表演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因为参加救援的人是冲到里边去的，并且真得面对着生命危险和死亡考验，这几天就有一架直升飞机失事，派了万余人去找目前还没找到。据我了解当时一共出动了四架飞机，最后一架飞机失踪。当然，我们知道飞机一旦失事生还希望微乎其微。与这架失事飞机同时飞行的另外的直升机上就有我们总政的文艺工作者及我们的词作家任卫新同志，灾区坐飞机就像坐班车一样，不一定搭乘那架，都要面对天气变幻、山区条件、能见度差等种种重大危险情况，我们去的同志确实非常好地发挥了战斗作用，真的向二位致敬。
马正建：听说王老师正在积极投入策划中央电视台6月30日直播的抗震救灾晚会，我明天也还要返回四川灾区，继续参加“铁军”的灾后重建活动。
王晓岭：你辛苦了，祝你平安！
王磊：祝马老师一切顺利！我们也祝福还在灾区体验生活、奋战创作的宋小明老师早日平安回来，祝大家都写出新的更好的更有生命力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