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以裴铏《传奇》中的《王居贞》为例
摘要：裴铏《传奇》集中《王居贞》一篇的写作风格明显区别于《传奇》中的其他篇目，本文结合中国传统“知人论世”与西方新批评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王居贞》中的“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文本细读；裴铏；王居贞
文本细读，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表现为“知人论世”，即重视对作家背景经历与所处的历史情境的还原，或者是对于作品某些用词的欣赏及对一个作家作品风格的考察，同时研究者也会将作家作品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考量其价值定位。与中国传统的作品作家研究模式相对的，则是20世纪以来英美新批评学派倡导的文本细读，这种细读法强调文本自身的自足性，力求发现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精微关系，包括词本身的韵律和节奏，试图将文学“客观化”。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常常被学者用来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近年来有一些海外汉学家将这种研究方法用在对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如宇文所安的《迷楼》。然而国内学界对此褒贬不一，也许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很难接受这种完全将古典作品抽离历史语境的批评方法，而西方新批评式的“细读”在古典小说的文学批评中更是少有人进行这种尝试。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往往是实用主义的文学，一个文学作品的产生很有可能是以政治意图为始，如《传奇》的写作被认为是裴铏的“投卷”之作。[1]即使是以“虚构”为其主要特征的“小说”（虽然唐及唐以前的小说作家很少公开承认这一点）也一样要强调他“道德教化”或“补阙正史”的作用。
笔者认为在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对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潮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某些特定的文本也可以尝试结合西方文学批评式的“细读”方法，也许会有意想之外的收获。
一、庄子“卮言”与古典小说的“现代性”
学界在梳理中国“小说”文体流变的过程时，不可避免的提及“小说”一词的来源，语出《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一句。庄子将“小说”与“大达”相对，与后世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小说”其实质上并没有内在联系，然而歷史的荒悖之处就在于，庄子“小说”一词的本意是用来鄙视当时执着外物功利化的学说（如儒墨）。在庄子看来能够抵达“大道”的方式是“寓言、重言、卮言”。而庄子的“寓言”又因其是“虚妄之言”而被后世看作是传统“小说”的源头，是长期遭到精英文人贬抑的一种文体。庄子在《天下》篇中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2]在庄子看来虽然“寓言”是虚构无有之事，但寓言所指向的却是真正的“真实”，是对现实世界本质的揭示。而“卮言”则是一种更自由纯粹的语言，庄子认为这种语言“和以天倪”，是最接近自然之“道”的。这与西方现代小说家追求的小说自律性有某些相通之处。庄子认识到了文本书写的自觉性，即在“传道说教式”的文章之外，另有一种能够唤起读者对于现实人生更深刻的体认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本身就是丰富充盈的，能带给人审美享受的。
虽然后世的“小说家”并没有自觉地沿着庄子所设想的文学书写之路尝试写作，而是紧紧地附庸于“史传”文学，惴惴不安地“虚构”着“真”小说，由于缺乏庄子式的自信，很长一段时间作家们都只是在小心翼翼地记录，不动声色地改造，当然他们也很难接近庄子所说的“大道”。
但是也有例外，笔者认为，裴铏《传奇》里有一篇小说就很接近庄子所说的寓言或卮言。裴铏《传奇》是在中唐单篇小说发展成熟之后出现的小说集。因此《传奇》中的大多数篇目都是继承中唐以来传奇“小说”体制上的特点：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活，文辞婉约。然而在这些被学者们认为可以反映晚唐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小说之中，却有一个异类——《王居贞》。当然这则小说也未必一定出自裴铏之手，由于《传奇》最初的版本并未流传于世，然而这并不影响这则小说本身的吸引力。这则小说非常短，才200多字，故事是讲一个落第书生在返家途中碰到一个道士，道士借给他一张虎皮，他披上后化成老虎返乡。饿了，在家门口吃了一头猪；之后回家，被家人告之儿子被老虎吃了。这则故事从写法上来看更接近志怪小说的写法，对于主人公王居贞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小说除了情节性的叙述外，不着一字描写，异常干净简洁，然而从情节的完整性和设置的精巧上来说，又远非一般志怪小说可比，因此可以判定他是小说成熟期的产物。
与裴铏《传奇》中其他小说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作者有意抽离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甚至忘记写上故事发生的时间，这在《传奇》集中是唯一的一篇。由于唐人小说的作家往往为了刻意追求真实，大多都采用史传类文学的写作格式，即使情节是虚构的，但人物和时间却大都是真实可考的。然而《王居贞》则不然，笔者推测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据李时人研究认为这篇小说收入《太平广记》时可能有所删改。这篇小说究竟是作者原著，还是后人改编，在今天仍是未知。因此要研究这篇小说很难使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进入文本。由于历史上涉及裴铏的记载也只有“寥寥数语”，史料的有限也正是目前学者研究唐和唐前小说所面临的困境之一。然而无论《王居贞》中历史时间的消除是作者刻意为之还是不小心地遗忘，客观上看，这样的处理产生的效果就是让读者能够忽略表面的真实，直接进入小说的核心：人类生存真相和命运的荒谬。
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会体验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无形力量，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指引着主人公走向悲剧的结局。而这种力量的产生则是因为作者摒弃了繁复的结构，也无丝毫的语言修饰，只用事件本身来推进情节。王居贞因为好奇心使然问得道士“不食”的秘密，又因为思家心切，披上虎皮，夜行五百里，接着因为饥饿，吃了站在家门口的一头猪，故事行进到此处，这头猪也必须是他儿子，不然这段文字只能属于笔记体的“志怪”而非“小说”。因此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情节的发生都是必然的，这是连作者也无法改变的必然。从结果看，大部分读者会认为这是个故事很悲剧，但他又悲剧的很中国，带着阴郁的荒诞。这与西方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弑子不同，如果说俄狄浦斯的悲剧强调的是命运的不可抗性，杀父的结局是上天早就预告给主人公的，“只有在观众知道且相信不幸终将发生并且目睹其发生过程时，悲剧始得以成立。也正是主角一向总是赢得观众的同情，是以他也必须在知道或相信这两个行动上参与其事。”[3]因此当结局到来的时候，主人公和观众必然是含有饱满的情绪。而相比之下，王居贞的悲剧结果则出现地那么突然，悄无声息，既没有惊动天地，在人间似乎也没引起什么波澜，甚至他无法被称为一个悲剧。小说呈现的世界是一片灰暗，而掌控人类命运的那只手毫无预兆，陡然一伸，就把王居贞裹挟到命运的漩涡中。但似乎我们的主人公也并没有因为这个残酷真相的揭晓而应声倒地。作者用异常冷静的叙述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中读不到王居贞哪怕一点点的恐惧和悲伤的情绪，这种冷静冷酷又压抑的感觉也许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小说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王居贞好奇道士为什么不吃饭的时候，道士的回答是：“我咽气术也”，在故事的结尾作者用王居贞食人之后的感受“自后（即食猪）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来回应前文。然而诡异的是，之前，被王居贞夺囊逼问的时候，道士被迫无奈说出自己晚上披上虎皮，“求食于村鄙”的真相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吾非人”。仔细思索这句话，难道是在暗示道士知道自己夜晚出去觅食，其实吃的是人，因此觉得自己良心不安而索性把自己当作老虎？如果王居贞是因为化虎后看待事物的眼光变了而错将人当猪误食了，那么对于道士而言，其实质就是吃人了。如果将小说看作是写作者对外部世界本体性的觉察和认识，再去考察晚唐社会生活就会发现这篇小说或许可以看作是反映作家对于所处历史时代和生活的感性认识，是一则历史与政治的寓言。
二、生命本相的寓言
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中说：“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其中不可通约的一面推向极致，处于生活的繁复之中，且试图对这种丰富性进行表征，小说所揭示的却是生活的深刻的困惑。”[4]本雅明认为小说家用自己的方式来表征人类存在，没有忠告，也不提忠告，小说家只要能够保证作品本身的丰富，其他一切都应交给读者自己去发现。裴铏当然不可能具备如本雅明所说的小说家的自觉，只是作为一个具备写作能力的读书人自觉地写作实践。
裴铏所处的时代对于普通读书人而言是一个极坏极糟糕的年代。唐末，参加科举的士人大量增加，仕进的通道还是为世族门阀所把持。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即使通过科举考试还不能算作释褐，按照规定少则三年多则十年都有可能。对于积极求仕的读书人来说，还有一条捷径就是“蕃方辟举”，因此中晚唐时期士人从幕俨然成风。根据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观点，认为《传奇》是裴铏的溫卷之作。考察《传奇》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涉及“修仙成道”的内容，再分析史书中记载的裴铏与高骈的相交轨迹，很容易作出《传奇》的创作是存在现实功用性的判断。然而文学创作又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写作活动本身也是会反过来影响到写作者的，当写作者将自己的意义投射到对象身上时，也可能会被他笔下的人物所影响，而在潜意识中将写作带入到更深层次的对世界本质的揭示。
首先，对于“人化虎”故事的关注可以看作是人类对于老虎刚勇威猛形象的崇拜与畏惧，将之视为神兽。同时“老虎吃人”的现象在古代时有发生，尤其是唐朝耕地面积扩大以后，老虎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因此人对于老虎这种猛兽怀有恐惧与敬畏。对于长年在外觅士的读书人，跋山涉水，除了会遭遇种种艰难危险，还可能面临为猛兽所搏而食的危险。[5]
其次“人化虎吃人”的故事模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有不同程度地改编。较早就出现在志怪小说中的变形故事，如《齐谐记》中“薛道询”的故事模式与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张逢》比较接近，都是属于主人公在不知不觉中化身为虎，害人吃人，最后又是通过主人公自述把真相公之于众。所不同的是薛道询被饿死狱中而张逢却因为事出荒诞并无旁证而致使被害人的儿子不能实施复仇。裴铏《王居贞》中的人化虎故事与这两则故事不同：其一王居贞变形为虎是借助了道士给予的虎皮，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作者对于小说因果的强调，同时也暗示这种幻化要依靠外力，并非完全出于主人公的自愿，而是在某种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如小说中的王居贞是因为思家心切，想借助老虎夜行五百里的能力，而恰好道士提供了变幻的可能；其二，之前的小说中主人公变虎之后伤害的都是他人，因此会引起被害者家人的复仇意识，演变到《聊斋志异》中的《向杲》就将这类变形故事的叙述重点转移到人物的复仇事件上，由于现实中向杲无法用正当的行为实现为枉死的兄长报仇，只能用“化虎”的方式达到对犯人审判的目的。蒲松龄提供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社会寓言”模式，读者在阅读其小说时很容易体会到作者的言外之意和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而《王居贞》表现出的象征意义则要复杂多，王居贞化虎的目的是因为思念家人而导致的结果却是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裴铏这则小说触及到的是“人性或生命本相”的问题。在“异化”的条件下，平时被认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是如此不堪一击。无论作者意图是什么，这个故事本身构成了对当时主流价值观中亲情仁爱理念的颠覆。更有意思的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是“居贞”，贞字的一般解释是“守正”，然而问题在于究竟如何理解这个“正”字，如果放在儒家学说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仁义礼智信”，然而如果放在“道家”的语境里解释，则又可以指天道自然。而在唐人小说中能不能修道成仙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修道者能否做到断情绝爱，如在《玄怪录》的《杜子春》中杜子春就是因为不忍见爱子被摔而叫出声来，导致修仙失败。
总之，笔者认为这篇小说在裴铏《传奇》集中是极为特别的，除了艺术处理方式的别具一格和文本本身可供解读的空间，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篇小说可以激发读者关于人性与存在本质的思考。
三、结语
诚然欧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中纯粹地在文本内部研究的方式并不能生搬硬套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中，但这种方法也为学者研究某些缺乏完备史料与历史背景的古典作品提供了一条进入文本的道路，即通过文本内部的剖析重新发现作品。如今学者在研究文学作品时，常常企图将各种学说都纳入到文学研究中，而忽略了文学本身在审美和情感上的吸引力。笔者认为，在充分尊重社会历史的前提下，保有一颗好奇心，通过精微细致地分析去体验在艺术形式之下的历史真实与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周楞伽校，裴铏著.传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
[2]（战国）庄子著，孙通海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81.
[3]张大春.小说稗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234.
[4]（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李茂增、苏仲乐译.写作与救赎[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9：84.
[5]肖瑞峰，方坚铭，彭万隆.晚唐政治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