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铁木前传》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铁木前传》是孙犁在解放后创作的优秀中篇小说，随着社会意识、生存意识的不断变化，人们对其阐释的角度也随之得以调整：从作品题材逐渐过渡到作家的文化人格，文本的意蕴也因之得到丰富。但是，《铁木前传》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时代精神气候着手分析其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超越性。
诚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我们不妨先来回忆一下《铁木前传》创作发表时的文艺现状。《铁木前传》写于1956初夏。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在这一年的《人民文学》上还发表了后来被称之为“干预生活”的一批作品。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4月号)、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5月号)、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6月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9月号)等等。与创作实践互相呼应的是，在这一年的2、3月间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在会议的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中，许多人就不约而同地谈到公式化、概念化对创作的危害，明确地‘提倡大胆地干预生活’(柳膏)，而且认为‘我们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干预生活的’(胡可)。至此，‘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已然成了中国作家的一个普遍共识。”而1956年上半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为文艺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氛围。在这一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的背景下，作为一名鲁迅及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文化精神的践行者者，孙犁在创作中会如何因应已成气候的“干预生活”创作潮流?尽管他被称为革命文学阵营中的“多余人”，但这并不妨碍孙犁的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联，只是他没有直接地揭露和批判，而是艺术化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下面我将从小满儿和省干部这两个人物形象着手，展开分析《铁木前传》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隐秘关系。
在品评《铁木前传》的人物时，九儿和小满儿总是被摆放在一起，这与小说呈现出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倾向基本相符。小满儿与九儿作为情感态度的两极——自然与规范——的表征，作者无疑是肯定九儿的。但小满儿的形象似乎更具审美价值。在这里，孙犁对男女间的情感态度进行了新的阐释。六儿与小满儿在空场里抓到鸽子后。有这样一段对话：
“卖了它，给你买一件棉袄。”六儿对她说，“见面分一半，何况你帮了我不少忙。”
“你我的交情并不在吃穿上面。”小满儿认真地说。“给那位九儿买一件吧。”
“为什么?”六儿问。
“就为她那脸蛋儿长得很黑呀，”小满儿忍着笑说，“真不枉是铁匠的女儿。”
“人家生产很好哩。”六儿说，“又是青年团员。”
“青年团员又怎样?”小满儿说，“我在娘家，也是青年团员。他们批评我，我就干脆到我姐姐家来住。至于生产好，那是女人的什么法宝?”
“什么才是女人的法宝?”六儿问。
小满儿笑着把头仰起来。六儿望着她那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明丽的媚人的脸。很快就把答案找了出来。
这一段对话透露出六儿与小满儿的爱情基础既不是思想进步也不是生产劳动，而是纯粹的儿女性情。其中蕴含了小满儿的灵巧、迷人和尖酸。显然，他们的恋情是乡村小儿女间自然自由情状的写真。与之相反，九儿却是新规范的认同者。这一规范是在战争中建立的“阶级斗争的新道理”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情感态度。即追求“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在长期协同的辛苦工作里结合起来的爱情”。小说由此暗示出九儿与四儿之间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孕育爱情的可能性。但与自我放逐于规范之外的六儿与小满儿之间爱的欢畅自然相比，九儿的驻足旁观似乎有些单调。从这一层面看来，小满儿的形象更圆满些。而九儿则属于扁平型人物。但是这一分析只是注意到规范与自然的对立，而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统一。因为单从对立来分析九儿，她作为新的规范的代表，在小说中确实有一些概念化，与之相对应，小满儿则活跃在对大壮的支派、与六儿在大场院抓鸽子以及她与省干部的交往等生活场景中，因此显得生动逼真。但孙犁在美学上并没有抑此扬彼，而是赋予了二者不同的美学意味。如果说小满儿代表一种动态的自然美，那么，九儿则代表着静态的规范美。在九儿的童年。无论是与六儿一起拾柴、捉田鼠，还是在战争的风雨中经受饥饿和寒冷的煎熬时接受六儿的周到照顾，她的担心和感激、心疼与喜悦都只表现在思想和心情上，并没有流露在言行上。即使是在临别的夜晚，面对姐妹们对六儿的打趣，九儿只是和别人说笑。最后。九儿仅仅只是小声对六儿说了这样一句：“我们还要回来的呀。”九儿对六儿产生的那种相依相靠的感情无疑包含有爱的萌芽，但她的表达方式在语气上是平静的，在指称上是含蓄的。总之，童年的九儿给人的印象是体贴懂事、内秀。再次来到村子的九儿，面对六儿与小满儿混在一起的现实，她一方面表现出一名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想帮助六儿进步，另一方面责任感终难遮掩自己在目睹了六儿与小满儿率性相恋时的失落，她在走向进步时，却又频频回首童年生活，不得不用新规范来扼制心中难以割舍的那份渐行渐远的情感。这就意味着个人对规范的认同可能丧失内在的情感自由，也因此意味着自然人性的某种失落。好静思、回忆并略带感伤的性情。构成九儿静态美的内核，它与小满儿飞扬、媚人的动态美相映成趣，拓展了文本的情感空间。由此可以见出孙犁不仅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上不规避儿女情长，而且还赋予了反面人物追求个人情感生活的部分合理性，这理当视为孙犁对勇敢触及爱情和人性禁区的“干预生活”小说的一种艺术应和。
在省干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发现了孙犁对时代精神的另一种认同与回应。在省干部与杨卵儿、小满儿的关系中，我们知道省干部是来了解人的。可是他第一次住进落后人物家，就因主人杨卯儿一句不客气的逐客令被赶走了。之后。副村长补叙了杨卯儿“一根筋”性格和“好美色”的品行。想亲自了解落后者，结果还是从旁人的讲述中来侧面了解。在与小满儿的接触中，故事重演了。面对小满儿纯洁的表情。天真的眼睛，省干部对村人对她“随随便便，不顾羞耻”的评价产生了怀疑。他似乎要深入了解一个人了。但在去参加学习会的路上，省干部被小满儿耍了。临末。省干部认定小满儿有歇斯底里的病症。其实小满儿的病症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病。小满儿对自己长期不在家的丈夫没有感情。她积极参加婚姻法的学习，对男女平等很感兴趣，但她害怕别人检查男女关系，因为她还没离婚却正在与六儿恋爱。于是，在去学习会的路上，小满儿给干部讲了三个故事：庙会中的男女青年，还俗的尼姑，因恋爱不自由而上吊的尼姑，故事的核心是男女恋情的欢愉与悲戚。而省干部却只肯定尼姑抗日的故事，根本听不懂故事的弦外之音，也就谈不上了解小满儿的心病。显然，以省干部为视点来反映小满儿的复杂性格只能适得其反，因为戏耍省干部正印证了村人认定的满儿的邪恶品性，这一细节安排正是孙犁对时代规范的自觉遵循。但小说文本却潜藏了另一意蕴：省干部以亲自了解人为宗旨，却仍然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能深入被了解对象的内心。相反，追求内在自由的小满儿却发现这个曾使自己激动得流泪的省干部，原来与村干部、学习会是同调，即清除阻碍集体劳动的“混乱”的男女关系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人性人情的自然流露。在了解了省干部对男女关系的真实态度后，小满儿又一次“邪恶”地逃逸了学习会。这样。小说在“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层面透视了新规范与个体内心需求之间的悖反，孙犁客观地呈现而不是主观地过滤这一悖反，从而暗含了对作为“了解人”前提的思想、情感规范的疑虑。
孙犁曾说：“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如果说，农业合作化是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那么，在九儿和小满儿身上体现出的则是更隐微的思想感情样式。而且从他们身上也折射出孙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时代精神的感应与介入，只是他的介入方式是充分艺术化的，这使他的小说能超越时代，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铁木前传》是要借铁木两家两代人际关系的变化为一个特定的时代作传。孙犁在《风云初记》的结尾中曾这样追问：“历史，究竟是凭借什么东西，才能真实地、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传之久远?”他的回答是：“在当时当地写下的，真正记录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意志和操守的篇章，虽然幼稚，也就是最可宝贵的了。”纵观孙犁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这种对个体生命心魂的描写是他切入历史的一贯视角。他不想仅仅只是编年纪事，而且更希望写心史，一部个体心灵复杂变动的历史。一部人性化的历史。《铁木前传》正是这种艺术追求的结晶。故事时间跨越抗战前后、解放战争至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这一民生多变的历史时段。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作者引入了回忆视角。叙述者由童年生活的乐事。引出铁木二人及六儿、九儿在战争风雨中的珍贵的童年历程。随后，叙述者的这种对童年生活的追念情怀与人物视角——九儿的视角——合二为一。九儿面对六儿情感变化的事实，频频回首童年生活，并最终将这种情感的分合上升为一种人生哲理：
……窗外有一棵枣树，因为避风向阳。常常有些小鸟儿在枝头来聚会。鸟儿们玩起来。显得非常亲密。那站在一起，唧唧喳喳的也许就是最亲密的吧。不久，有一只跳到了别的枝头。遇到一了阵风，它们竞各自飞散了。门前还有一片小的苇塘。河水小的时候，那些小鱼儿们聚在一起。环绕着一枝水草，到了夏天河水涨满，谁也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前程如何!
人生际遇莫测。童年生活中萌发的恋情，逐渐走向飞鸟各投林的结局。最后。在第二十节中，叙述者出面对童年回忆进行评说升华。与小说开篇相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封套。虽然小说中间杂有犁老东对往昔友情的追怀。杨卯儿、黎七儿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感慨，但其情绪的主脉仍然是九儿的“伤逝”，对那份渐行渐远的恋情的追念。细读文本。不难发现，铁木友情的建立与决裂为“铁(九儿)木(六儿)姻缘”提供了生活背景。就是在铁木决裂后的第十九节中，傅老刚在明瞭女儿的心事后。还暗示说。“我和黎老东吵翻了”、“这只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只是两个老头子的问题，算不了什么。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实际上，铁木之间具有象征意味的决裂。在九儿心中形成了不能克服的障碍：情感正面临着个人私情与集体意志的双重召唤。九儿深陷其中，不能自主。因此。我们可以说：小满儿——铁木友情——铁木姻缘——六儿——九儿，是一条涌动在情节线索之中的情绪主脉。是小说的气蕴所在。正是通过回忆视角的引进和情绪主脉的布局，孙犁成功地将客观化的史传叙事心境化。
在叙事模式方面。《铁木前传》超越了当时流行的二元对立模式，即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达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小说叙事要素和叙事线索可图示为一个矩形方阵：
个人、集体、自然、规范是小说叙事的四个要素。其中，个人与集体构成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对立，它由人与车的关系(包括黎大傻家的个人买卖与集体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叙事线索来展示，即黎老东替人打车——自己打车——出车。在这一线索中。个人是否拥有对车的所有权成为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正是在追求对车的所有权的过程中，父子争吵，铁木决裂。而自然与规范之间则存在着情感态度的矛盾对立，它主要由男女关系这一叙事线索来展示。个人、自然与集体、规范构成了落后与先进之间的二元对立。孙犁超越时代局限的高妙处，就在于他克服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黎老东为例。他是光荣的革命家属。受到政府的优抚，但却消极反对集体号召，积极追求个人发家。根据当时的规范。这种行为无疑是应受鄙薄的，但孙犁却在这一矛盾中引入了个人行为的人性化动机，即将个人的苦难体验和浓郁的父爱灌注其中。孙犁在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的时代。将六儿的孝顺与四儿的“忤逆”纳入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冲突之中，并且在处理六儿与小满儿的关系时。不愠不火，恰到好处。显示出那个时代少有的艺术勇气和智慧。另外。在进步与落后的整体对立中，我们既能看到小满儿“他们不会斗争我吧”的疑虑，黎七儿“咱成份不好。就不愿在村里见人”的慨叹，以及黎老东在村长找他谈论有关于入社之事后。“他那一直兴奋得意的步伐，忽然变得焦躁和不安了”。也能看到。四儿因在家威信低，而对黎老东迷大车，六儿迷小满儿无可奈何；省干部被扬卯儿下了逐客令，被小满儿戏耍l小满儿一语双关地谐谑九儿与四儿的关系。由此可见。孙犁并未片面地用时代的精神倾向覆盖落后的声音，而是在新规范与旧传统的对抗中。既显示出集体的心理优势，又传达出个体生命的心理脆弱与孤立，从而在社会一体化过程中。折射出个体生命复杂隐微的心灵之光。
作为对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样式，孙犁的《铁木前传》透视了乡村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魂。它既预示了正在迫近的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折射出个体在应对这一历史巨变时复杂、自然的心理状态，又容纳了时代的精神倾向与具有批判特质的异质声音，在矛盾的张力中记录了时代风貌，同时又超越了时代局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人情伦常关系的处理。因为有美的中和与平衡。而不至于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