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验与殖民反省
摘要：考察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是文学以至文化研究的有效切入点，但具体到香港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则涉及城市经验与殖民意识的关系问题。本文主要考察作家侣伦、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
关键词：侣伦 香港 “异国情调”
侣伦小说的一个为人提及的特征，是其香港城市性。卢玮銮袭用侣伦本人的说法，将之称为“异国情调”：
就可见的侣伦初期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十分浓厚的异国情调，说异国情调，其实还不够准确，应该说是一种某层面的城市气氛，尤其是特指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错的城市。这种特征，大量表现于小说表层结构中，例如主角的生活方式：男女主角饮的是咖啡、红茶，活动场所是餐厅、咖啡室、酒店、西式公寓，主角看外国小说（《殿薇》中主角看《茵梦湖》，看外国电影（《黑丽拉》看《茶花女》，《鬼火》中提到荷里活女明星贞哈罗、钟克罗馥），男女主角的名字：《西班牙小姐》女主角叫“爱莎”（Elsa），《黑丽拉》女主角叫“黑丽拉”（Clara）；《永久之歌》女主角叫“戴茵娜”，男主角一名“哈莱”、另一名“史密德”；《母亲说的故事》男主角叫“罗道夫”，两个女主角一叫“嘉梨”、一名“安娜”；《白丽丝夫人家》女主角叫“白丽丝夫人”。甚至小说人物会说一句：Good night。
从城市角度说，香港与其他内地城市的区别自然在于其殖民性，因而这种“异国情调”的确可称是香港的城市气氛。不过，文本在表现城市的时候，不仅凸显了城市的风貌，也同时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立场。故而，重要的不是文本所表现的城市景观本身，而是隐藏于这种表现背后的观察视角和叙述方式，及其由此而来的历史指涉。
在侣伦的小说中，景观虽是“异国情调”，但这种环境不但没有引起主人公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反倒让他觉得分外亲近。优哉优哉地逛洋书店，泡外国人开的咖啡馆，看电影，这些行为表明他对于这种环境的认同。在小说中，叙事者与“异国情调”的香港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和谐的“融入”式的关系。
一般的读者在读到这种描写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对比。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对于香港的叙述是这样开始的：
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近望过去……
山腰里的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的西式建筑，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地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
叙事者借用外来者葛薇龙——这样一个来自于国内的女孩——的眼光注视香港，香港景观的“异国情调”由此显得更为浓烈，然而这一切并未在观察者的眼里显得如何美妙，相反，它不过是一种不伦不类、光怪陆离的堆砌。叙事者由葛薇龙出发，然而最终又忍不住以一种远远高于她的立场发表评议。葛薇龙是一个中国内地的女孩，眼光自然是中国式的，对于香港的不同自然十分敏感，但“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的议论，这个女孩却未必可以发出，而“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这种对于她本身穿着的讽刺，则肯定是叙事者的越俎代庖。小说叙事既从对立于“洋化”的中国本土立场出发显现香港的城市景观，又超越了这一立场加以评判，从而对于香港的殖民性做出了尖锐的省察。
侣伦小说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影响，例如感伤的情调、穷愁的主题等。在一些细节上，他甚至模仿了郁达夫，如《黑丽拉》中的男主人公，与郁达夫小说一样，手里同样都拿着一本道生（Dowson）的诗集。在《黑丽拉》中，这一细节还成了推动情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咖啡店里，作为女侍的黑丽拉忽然以熟练的英文念出“我”正在读的诗集的书名Poems of Dowson，这让主人公十分惊讶，这才引出了黑丽拉堕入社会底层的故事，从而引起了“我”的同情。但是，郁达夫在日本所感觉到的弱国子民的愤怒，却是侣伦所没有的。侣伦虽然生活于殖民地香港，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种族问题。
在侣伦的小说中，种族与殖民问题很少能够进入作者的视野。《黑丽拉》中，通过人物对话交代了黑丽拉的父亲致残而被解雇，哥哥入监的情节，但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我们并不知道，侣伦对此并无兴趣。它们只构成了黑丽拉的生活背景。小说只是想叙述一个穷作家拯救落难少女而不得的悲情故事。侣伦的小说往往重在编织爱情的悲欢，因而也颇得读者的爱好。以他早期的小说集《永久之歌》（1941）而言，其中五篇小说《黑丽拉》《绒线衫》《西班牙小姐》《永久之歌》《母亲说的故事》几乎篇篇都是写爱情的，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如《绒线衫》写爱情中的嫉妒，《永久之歌》写爱情与友情的关系，《母亲说的故事》写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说往往都是咀嚼着感情本身，很少有更深層次的社会层面的追溯。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写爱情的，然而在其犀利的笔致中，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透视到殖民性的脉络。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乔琪，所谓乔家十三少爷，他的父亲是英国的爵士，母亲是葡萄牙人。香港的情场上殖民性的分野也十分清楚，用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英国兵）中尉以上的军官，也还不愿意同黄种人打交道呢？这就是香港。”“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定，他的社会也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在这种背景下，风流倜傥的乔琪不能不成为香港社交界的中心。他勾弄梁家所有的女性，从梁太太到薇龙，到家中的使女睇睇、睨儿，她们也都不同程度地羡慕乔琪，并为获得他的好感而勾心斗角。在诱惑了香港社交界后起之秀薇龙之后，他却既不承诺结婚也不承认爱情，而只能答应她“.陕乐”。
在小说的结尾，薇龙与乔琪在阴历三十夜逛湾仔，迎面碰见一群喝醉酒的外国水兵，他们把薇龙误当成了街上的妓女。“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呢？’薇龙道：‘本来嘛，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一只手管住轮盘，一只手掩住她的嘴道：‘你再胡说——’薇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迫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这一结尾意味深长。后殖民理论一向以性别来指涉殖民地的权力关系，萨义德说：“在每一种情况下中东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被界定为一种性的关系。”在这里，侵略性的殖民者被化为男性，而被殖民者则是女性，对于殖民地的征服与对于女性的征服具有相同的意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香港的东方女性与“洋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寓言般地影射了香港被殖民的处境。不同的也许是，在萨义德笔下，“中东当然会产生反抗，正如任何少女都会反抗”，而象征着香港的东方女性却是自愿的，并为此而兴奋。
描写中西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侣伦那里也有，这就是《西班牙小姐》。这篇故事中的爱情，发生于香港的西班牙小姐和中国男主角之间。了解侣伦对于中西关系的想象，莫过于考察这篇小说对于这种中西爱情的构成关系。故事开始于小说的男主人公“我”在西班牙寡妇马赖斯夫人家里做家庭老师，教她的一对儿女学习中文。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不可遏止地深深地爱上了她十九岁的女兒爱莎。然而在她母亲的安排下，爱莎嫁给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英国富商罗拔先生，“我”只能绝望而去。这样一个故事，很容易被解读成一个张爱玲式的寓意于香港殖民性的文本。因为文中交代马赖斯夫人是一个对中国人有偏见的人，故而评论家往往都将主人公的悲剧解释为种族歧视和殖民性压迫。
在我看来，这种读解并不恰当，小说叙事者的视野其实并没有达到这一高度。让我们仔细地读解小说原文。文中交代：“马赖斯夫人因为厌恶中国多乱，尤其因为丈夫的死，对于中国人怀着不大好的成见。”所谓“丈夫的死”是指她的丈夫以前与一位中国人合作经营时因破产醉酒而死。这里，马赖斯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只是社会环境和个人关系上的，而不是种族偏见，因而只是针对于部分，而不是全体中国人。证据就在下面的一句话：“然而对于姑母家的人，却始终没有改变亲切的态度，认为这是最好的中国人家。”而且，文中交代“她相当地爱好中国的风土文物”。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马赖斯夫人对于“我”一直是非常友好的。她很热情主动地请“我”每天都来她家，一方面是辅导中文，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做客，因为这种不收费的教学其实并非真正的工作，他们每天都无拘束地聊天，“我”十分融洽地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那么，导致马赖斯夫人强迫女儿嫁给罗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经济的原因。马赖斯夫人是个寡妇，失去丈夫后每月只能指望远在火奴鲁鲁跟舅夫开咖啡店的长子寄回的钱度日，并不宽裕。罗拔先生是英国的富商，在航海业有着颇高的地位，而且多年来还一直救助着她家的生活。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人。在这种情况下，马赖斯夫人选择罗拔是势在必然的。种族上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小说叙事的重点并不在此，“我”在最后遭到打击后所悲叹的是：“我有着可骄傲的青春，和一副东方人的热情；但是缺乏罗拔先生的地位和富有。我没有一所白房子（罗拔送了一座漂亮的白色公寓给马赖斯夫人全家居住——作者注），我到底是中国人。”这里的“我”所深切感受到的，主要是财富及由之而来的地位上的对比，并不是种族上的差异，这里的“中国人”与英国人的差别主要不在肤色上，而在于财产地位上。总之，在这篇小说中，侣伦仍然在延续着他穷富对立的模式。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场爱情的中西较量中，“我”事实上获得了胜利，因为“我”虽然没有获得婚姻，却获得了爱莎的爱情。在小说中，“我”在去了马赖斯夫人家几次后，就喜欢上了爱莎。爱莎不但没有种族的成见，相反，恰恰是因为对于中国文化的仰慕，她开始对“我”产生好感。因为她的弟弟路拔喜欢听故事，“我”给他讲中国的神话故事，讲牛郎织女、《封神榜》《西游记》《平妖传》。“爱莎往往是停止了手工，凝神地听着，好像要从我的口中找出什么幻影来。”在故事讲了之后，“爱莎便望着我温和地赞叹着：‘多么美丽的故事呵！’”在爱莎眼中，中国文化的趣味衬托出了他的西方母国西班牙文化的寒酸，“我们的故事只是讲些海盗、剑客或是狐狸，不像你们中国那么有趣”。由此爱莎提出了向主人公学习中文的要求。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她喜欢上了博学的、具有东方气质的“我”。应当说，“我”对于爱莎的爱情是在她的鼓励下发展起来的。自此以后，“我”与爱莎的感情便在一步步地接近。在小说的最终，爱莎用自己的热吻告诉“我”，她的爱情完全属于“我”。这样一个结尾，意外地颠覆了这部小说可能具有的反省殖民性的寓意。与张爱玲正相反，在这里不是中国女性被殖民者征服，而是西方女性被本土中国人征服，而中国文化、东方情调正是本土国人征服西方女性的资本。
李欧梵曾将香港与上海比作互为镜像的关系，即相互在对方的身上发现自己。由此来看，侣伦与张爱玲的差异，是因为外来者与本土港人视角的差异。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港人对于殖民地香港的文化认同，也是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在与其他殖民地的比较中，这一独特性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在造就英国香港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合作》一文中，John M.Carroll开门见山就指出：“香港政治上的稳定，尤其是外族的殖民国家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之间的友善的关系，一直给社会科学家们以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类型特殊，非“殖民/反抗”，而是“殖民/合作”的模式，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一直令西方学术界深感兴趣。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1949年前，香港都是出入自由的，也就是说，去香港的人都是从内地主动去的，并非不可逃避的殖民压迫。殖民者占据香港是为了贸易，内地人去香港是为了挣钱，如此两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的。港人对于香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盖缘于此。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香港问题，所需要注意的。
考察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是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的有效切入点，但具体到香港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则涉及城市经验与殖民意识的关系问题，侣伦与张爱玲小说对于香港的不同呈现，很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