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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言。为一部作品写评论如此前所未有的下笔艰辛。决非无话可说，是思绪感慨太过拥堵不知从哪里起头。这是我第一回遇到的不敢再看第二遍的小说。
巨力。像哈金的《等待》和《战废品》一样，《南京安魂曲》依然是憨厚的据实而述，质朴的照景而描，但是这一本长篇小说，既要活化乱世疯狂之极的史事，还得努力遏制精神和情感的崩溃，他只能低语安魂。于是看到最后，才会领略它的巨力渗透在的每一字句之中，存大恸，锥人心。
魂安何处。这是小说的内在结构的要求。《南京安魂曲》中译本，分四部为“首都沦陷”、“慈悲女神”、“诸神疯狂”、“此恨绵绵”。再加一个“尾声”，正文共52章，296页。一幅插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位于正中间的148页——小说的“魂”就在这里。这“魂”不是生长在战场上，而是“中立”区域，其心所向，当然不是杀敌、御敌，尽管也不断被魔鬼闯入、冒犯和玷污，但秉持始终不改的信条，用明妮院长的话说，座右铭是“厚生”。
质地。安玲和明妮·魏特林以金陵学院为中心场域的遭遇，是恐惧与愤怒的噩梦，抗争和伤悯的悲剧。痛点遍布，亡灵累累。小说的质地就像烙铁，从冰冷坚硬到渐渐烧红，那是怎样的热度传导进高密度的物体结构，由吸收到散发，让我们阅读的过程也如同历经烙烫，眼睁睁看着安魂的场所碾过魔兽的行径，身心被深深剌痛的感受犹如神启来临之前的受难。
开口。“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小说从这里开头。无疑，这与《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具有可比性。本顺是一个本性老实温顺但被不幸的命运推搡着的弱小可怜的青年。他的说不出，是极端惊恐的表现；从受害亲历者角度看，里头明显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对完全超出想象的情形万般不可思议和对超出目击承受力的惨状的无比震惊使然。从蒙难一方再看，一向本分甚至懦弱的中国平民总算要开口讲述屈辱史，要说出遇到和看到的真相，这是多么令人五味杂陈的开始!小说如此开篇，跟一般的刻意要提供足够信息量的小说起头又实在不同，平静的一句，如浓云翻卷雷雨将至，接着倾泻而下的破碎焦杂的记忆，它一定带着蓄积过久过高的能量，携着事件汹涌蒸腾的杀气，也一定足可摧折讲述者自身的精神堤坝。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深深体会这从难以启齿到说出实情的漫长心路，长叹等来这漫长的启齿的不易。
讲述。本顺的倾说，是在“我”——金陵学院负责人之一的安玲——记述中完成的。由于她在战时应受保护的中立区收容点工作的位置，虽为女性但又接近老年的岁数，作为幸存者就有了合理性。那句“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在第一部“首都沦陷”的首尾分别出现，也是安玲自身心境的一种表露。儿子的日军军医身份和行善却被抗日武装击毙的履历、儿子的日本遗孀和孙子的存在，这些都是始终不能在当时向众人开口的隐衷。因此整部小说，也正是安玲的一种自我救赎式的话语补偿，“总算开口说话了”，何尝不是安玲的自语，人物在讲述和自语两者间往复巡回，借本顺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她永远只能悲伤无告的感喟。
真切度。比如进入金陵女子学院难民营的人数，登记难民失踪的家人，记下遇到的被日本兵屠杀的人数，都十分精确。还有逃进南京城的国军的装束，没有明说，但确实符合当时历史情境的川军状况。即便着墨不多的游击队、新四军的活动及表现也给予了客观的描述。再如，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国的红卍字会等慈善组织的活动，物价比如烟煤和无烟煤的价格变化，上海报纸上宣传难民的“感激”，日本报纸报道其国内的欢庆，印有《白鬼子，滚回老家去!》的传单，等等。整个小说，与史事相符，清楚扎实，没有一处应付了事之笔，更无穿帮的可能。
语感。在成年女人安玲的记述语调里，言语善良率真，格调上显出智商情商正常，有时候也耐心有限，恨爱之理分明。使得小说既纳大衷曲，也容小心事，决不拿腔作调，也不刻意隐藏判断和分析。人走到哪儿，心思就跟到哪儿。语感也就自然地有性格，可理喻。这对小说家来说似乎太容易了，可是面对文坛现状，君不见失真拼接纸上胡来的作者还少吗?小说的节奏由紧张开始，一步步按时间顺序似有舒张，群体中一个个人的遭遇开始逐渐递进为主人公的故事，讲述者的心情决定语感的面貌，家事催迫的来临，小说的语感也就增添了人间常情的感染力，读来越发具有同心关切的愿望。
全景。书页中心是金陵学院图谱，叙事核心也在这个时有险情更充满温暖的避难所。事实上小说视野并没有拘囿于校园，甚至没有限制在南京城中。一方天地辐射这战争最酷烈年代的人的全景。美国人明妮、中国人安玲这类信奉《圣经》的主要人物，在历尽艰辛困苦一直良善敬业的两个中年女性，在作品最后，一个因往狼口误送羔羊抑郁自杀，一个由于作为受害国的出庭证人而无法正常与孙儿相认，这里当然涵纳了沉闷到令人窒息的人生悖谬——人道崩颓的战乱为堪称伟大的善意带来的回馈竟然是如此痛苦荒唐。我的理解，他们更大的作用是提供了看灾难、看战争、看世界和看人角度，在这充分容纳的“厚生”之念中，玉兰、婉菊这样的无数受尽凌辱损害者(余婉菊是被鬼子带走的12个女孩子中的一个，后来精神恍惚，喝鼠药自杀；从遭遇到面色、形体、言语、情绪等等，玉兰是刻画得最细微的人物，可以感知，作者在她身上寄寓了无限的关切同情，一再受凌辱的疯女玉兰眼里到处是敌人，从未在内心屈从于敌人。我们甚至可以把玉兰的故事读解为隐喻——“安魂曲”所指向的“南京”，抑或受难的国家)、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的东洋恶魔们(对这种人没有给予具体的形象塑造，这一有意无意的虚化处理似乎也说明了作者对那些灵魂中血肉模糊之群的鲜明态度)、还有路海这样被分析出借救国之名行离弃妻儿之事者、丹尼森夫人这样的掩饰不住妒意但也有事业心的金陵学院老资格、田中和楚医生这些尚存人性的日本人……构成了人的类分，也映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巨大的悲悯和深切的体恤。明妮的遗嘱的末句“金陵永生”，是何等的意味深长。
主题之一：正常之念。安玲的儿子浩文在日本娶了盈子，被征召入伍，在侵华日军中做助理医师。一桩婚姻就成了儿子的劫数，一家人的劫数。在这样的情形下，儿子悄悄回家，吃饭说话逗弄孩童的情形，无比温暖又特别令人担忧好景不长。因为在“我们的军队”和自己的儿子之间，命运之悲、国族之恨和母之子情凝结了无从消炎祛痛的创伤。安玲对丈夫耀平喊：“你看不见咱们的儿子被毁了吗?他也许再也不能成为正常人了!”
战乱就是反对正常生活的元凶。耀平为逃避在伪政府任职而出走，本来已经有些不正常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惨淡。“成为正常人”，这是《南京安魂曲》纵贯的旋律，尽管这声音是那么嘶哑无力，在惨无人道的战乱中，它伴着受辱的亡魂，也渗着不屈的血泪，低吼般的确证着这不死的信念犹在。
哈金另一部著名的长篇《等待》里最黑暗的一幕是吴曼娜被孔林的朋友杨庚强奸，它彻底撕毁了正常之
念，那恐怖的情形至今在我的印象里也无法模糊；而在《南京安魂曲》里，再凶残惊悚的场景，也没有渲染式的描写，有恶狠狠的话，却没有毒水四溅的情绪。克制的语调也许就是分寸，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在缓音低诉之前，大概总是经过了顿足嚎啕。我们也会同样悟出一个平朴的事理：大恨饮尽往往生出的是垂冷。
小说里含着朴素的生活观：活着——平安／无灾祸、健康／无病痛、和乐／无烦忧。
说到这里，我必须加强一句：《南京安魂曲》有无所不在的正常之念，所以它有深入人心的情感渗透力，它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小说。再冒昧地追加一句：我们本土的小说准大师们，因为大多无视感人的功能，甚至根本不具备感人的心志，正常之念逐渐短缺的“准深刻”制造流程正在耗损本也出色的才情。
主题之二：“厚生之信”抑或“厚生之痛”。在正常之念的上头，是同样朴素，并在朴素的言语和作为中践行的高贵的生命价值观：“厚生”。它出自明妮之言，她没有以崇高到够不着的“救世”来表达。《南京安魂曲》的主旨应该在于让人们常怀“厚生之信”。对于并不一定信奉《圣经》的多数中国人来说，从国族之难、杀亲之恨到“厚生之信”之间的转换，也许并非易事。因此，在我等凡夫俗子类的中国读者这里，对小说的主题，我们可能无法一时跳得那么高，至多只能领略到“厚生之痛”的层面。
好在哈金作为华裔作家，他在讲述者安玲那里，分明没有回避中国人的切肤的痛感，在写作的更多篇幅中没有始终举着超众的标高。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尽管有宗教感贯穿，但他尊重了读者的翻阅时的综合适应程度，而不是非要人们冲向未明的高度，没有让我们在翻越时掉杆。
“厚生”也不仅仅是明妮一个人的信念，它充分遵从了最普通的生命的“正常之念”。让人成为正常人，明妮等倾尽全力的奔走操劳所指望的，就在这里。这也是作家的对“厚生之德”的赞颂，《南京安魂曲》的主调就萦回于此。
《南京安魂曲》。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就应该这样表里相称。以文学之质、小说之文、安魂之意，诉诸正道人心。
进言。我曾在一年前说，对于现代正史叙事的暗线和末梢部分，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确乎兴趣浓厚得已经过度，仿佛在谍战、反特等类型的另一战线的英勇聪敏之士比主战场上的英雄要高明且众多。智谋迷恋，已成为如今现代历史题材写作的偏至。我们有必要吁请作家们不要忽视对现代史上那些让民族蒙受深深创痛的重大事件的深度关注，比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细菌部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具历史分量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缺席，更是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过于醒目的、令人极为遗憾的空白。今天，海外以英语原创的《南京安魂曲》中译本虽然已经存在，相形之下，国内人士的同类和分量相当的长篇书写却更加显出虚缺。
受难史，无论过去多久，都是应该记住的，以此检验一个民族的记性，并激发一个民族的勇毅。但是仅仅了解和记住受难，一定是远远不够的。
受难之后，若只有记仇和复仇，留下的定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品。
将触目惊心的受难一味地过度夸张成浪漫的英雄传奇，也是不可取的。很难想象会冒出一部部“南京抗敌录”、针刺布偶般的想象式“重庆复仇记”与跳神驱邪模样的表演型“731大魔咒”，估计品相上它们只能相当于英雄侠义传，艺术力量上也许还不如30年前写“文革”的“伤痕文学”和写反右及“大跃进”的“反思文学”。
无字避写，更是耻辱和麻木的叠加。
记之上，有所取。受难之中曾有的、受难之后常在的，也许该是人类的自怜自尊、世间天良大道的昭示——文学的见证和疗救效能，在于首先承认非常态的存在，探照对正常生活渴望和争取的路径，以此抚慰挫伤的心性，并在缅想和奋争中，将目光和触角投向安宁常在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