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卫平的诗歌之树
一、如果把他比喻成一棵诗歌之树
卢卫平谈到自己的诗歌，多次提到“向下”，并用“向下生长的枝条”作过书名，所以在这里我愿沿用他自己的这个设想，试图将他比喻成一棵树。什么树呢？水杉太纤秀了，白桦太端庄了，杨树显得过于忍辱负重，而榕树在我看来则不够普遍，那么就当他是一棵梧桐吧，梧桐遍及大江南北，长在街道旁庭院里，擎着青绿的阔叶开着淡紫的花，是民间的树种，充满人间烟火气息，但此树看似普通却绝不凡俗，是最早出现在《诗经》里的树，在传说里有着神性，是凤凰栖息之地，其纤维管可用来制做古琴，能发出表达日常生活情趣、生命流逝和人世沧桑的音律。
卢卫平没有才子气。才子气过于通俗和廉价，也过于文质彬彬了，才子更有甚者要长须长发，要行吟泽畔，要举止怪异孤高绝俗，要时不时地恃才放旷，在日常生活里自己给自己一些道德豁免权。而在两次谋面的印象里，卢卫平的形象却是那样中规中矩（有他永远的小平头和笑眯眯的表情为证），把社会的和家庭的责任义务承担了一大堆，遵纪守法，朝九晚五，从大型合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做到文化部门的公务员，不知道在他每天早上拎着公文包赶往办公室的途中，脑海里是否曾经掠过T.S.艾略特和华莱士·史蒂文森的影子，他们一个是兢兢业业的银行职员，一个是成功的律师和保险公司董事长，他们更是杰出的诗人。卢卫平有一篇随笔叫《在明处活着，在暗处写诗》，在这篇文章里他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诗歌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明处活着，就是明明白白地活着，就是心里充满阳光地活着，就是面带微笑地活着，就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就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地活着”，而在暗处写诗，则意味着诗人应该忍受孤独和寂寞，“诗人站在暗处，与其说是时代的潮流使然，还不如说是诗人的无法逃脱的命运和自觉的一种选择”。从这些论述里可以看出卢卫平对于生活和写作都抱着从容淡定的心态，我从这里面看到了自信，看到一种大家气象的端倪。
卢卫平更不属于南方才子。虽然他生长于楚地，最终落户于南粤，但从他的诗里我们除去可以看到南方人的精致的优点，却看不到一丝南方的氤氲和粘滞，他的文字总体上来讲是清朗干爽的，甚至偶露京城之地的悄然幽默，有着北方的开阔、明亮和热忱，质地绵厚，一如他那沙哑温淳的嗓音。我们是否可以猜测，这与他出生于那个大别山南麓特产将军的红安县、曾任教于古战场赤壁并曾游历京城的过往经历有某种神秘联系？
对于自己认为的“在当今时代像藏羚羊一样有濒危之美”的诗歌，卢卫平一直在坚持着，这棵貌似平实随和的诗歌之树已经执拗地在那里站立了二十年了，这棵树的任务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就意味着存在，就是理由。
二、这棵树的肥沃母体和
营养基在南国之滨
这棵梧桐树如今生长在中国大陆南端的大都市里，这商品时代的现代都市，是极现实的生存背景，是卢卫平创作的肥沃母体和营养基，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感伤苍凉的恩师，他的创作体验和灵感大都来源于此，这棵树用自己的根须——那呈放射状的脚趾——攥紧了南海之滨的泥土。
卢卫平早就清醒地从理性角度认识到“谁也不是这座城市亲生的 / 一切就因为工业的父亲 / 让那么多人爱上城市 / 这个喜怒无常的继母”（《富人小区的一次意外》）。在以此为背景写下的诗歌中最耀眼的是大量表现当代都市底层人辛酸的作品，这批诗作里写到了玻璃清洁工、修鞋匠、在垃圾堆里睡觉的乞丐、像西西弗斯一样在高空作业的工人、出车祸的老太太……可以说，卢卫平用诗歌建立起了一个当代都市里底层小人物的博物馆。
可是当关注底层成为一种时髦，当书写苦难成为一种号召，我们不得不开始有了一些警醒，谁敢说奴隶焦大的苦难就一定会大于贵族小姐林黛玉？如果为了写作而苦难，为写出“三吏”“三别”而去一味寻找甚至制造苦难，一发现苦难便无比兴奋，这其实是对苦难的狭隘的理解，是将苦难概念化和功利化了，因为除掉生存上的苦难，即使衣食无忧了，人类依然无法摆脱爱和死亡的纠缠，以及人类最终往何处去的苦闷，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永恒的大苦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从卢卫平的诗作中读出了与当下很多关注底层生存的作品相比所具有的不同特质。
首先，卢卫平所写的这些底层生活更多的并不是他个人的“亲历”，更多的只是他的一种“经历”，即所见所闻和所感，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作家杨绛曾经说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在这里，火点儿就是卢卫平为了生存远离家乡南下漂泊艰苦奋斗的个人履历，而火光则是他靠一颗天生敏感和悲悯的心所能感受和想象到的那些与他同根却远远比他要弱小的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挣扎、失败与苦难成了作者的牵挂。但是在这里还要注意到，卢卫平的诗显然又不同于古代官绅所写的那种悯农诗，悯农诗在中国古代其实已成为一种流行诗体，白居易在做太子少傅时，工资高得吓人，“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但他没有忘记去写《观刈麦》和《卖炭翁》，为他赢得了千古诗名。卢卫平的这类作品中很显然没有夹杂着那种生活优裕精神高蹈的人对于苦难的倡导和炫耀的意味，他从来不去欣赏和美化苦难，更不会把苦难粉饰成崇高，来进行道德说教，以赚取苦难的“剩余价值”，期待着凭借苦难从读者那里赚取文学的“附加分”，恰恰相反，卢卫平所写的底层生存苦难的诗没有一丝斧凿之痕，他的悲悯不是通过后天教育获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天性里面的，没有一丝居高临下的审视姿态，卢卫平所写的苦难都是他自己能够感同身受的，都是具体的可感的，是他在日常生活半径范围之内里视野所及的，他绝不为文造情地虚构出抽象的在教课书上定义了的那种苦难，他是用一颗平和的、平常的、平等的心去体谅着《乡下人进城》，体贴着那《睡在大树底下的人》，他心思柔软、善解人意，我们在诗里面看到的是作者与被写的小人物是完全平起平坐的，即便如此，他依然感到不安，他甚至还这样忏悔：“靠一首写乞丐的诗 / 我戴上了青年诗人的桂冠 ∥我都成老诗人了 / 我诗中的乞丐仍在乞讨。”
其次，与其他关注底层生存的诗作相比，卢卫平这类诗作的超越性还在于他在诗中糅合了诙谐的成分，把幽默风格引入此类诗中，他从不哭丧着脸或咬紧牙关去渲染苦难，而是举重若轻，甚至用活泼和风趣来表达愁苦：“因血统低下,出身卑微 / 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 / 男女均衡人口众多 / 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 / 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 / 偷偷摸摸活着 / 不知从什么时候 / 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疑惑 / 跑到城市 / 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 / 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 / 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 / 除了地下,没有好落脚的地方 / 因为证件问题我们 / 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 / 不小心断胳膊断腿 / 被人抓住尾巴受了迫害 / 不敢呻吟也不敢哭泣 / 高兴时磨磨牙用方言打个电话 / 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 / 还得东张西望 / 唯一的欣慰是猫们每餐都吃上鱼虾 / 忙碌在小康迈向大康的路上 / 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愧疚 / 猫们不再用杀头来吓唬我们 / 碰到发了奖金中了彩票 / 儿子结婚闺女出嫁 / 还默默的向我们表示友好 / 看样子我们的地位正在提高。”（《老鼠家史》）对这首经典之作的最好的敬意大概就是把它完整地抄在这里，那没有证件而被当做“贱民”四处驱赶的的“老鼠家史”不正是“民工家史”吗？老鼠们唯一的欣慰和福音竟然是猫们在从小康奔大康的路上都吃上了鱼虾，因而不再用杀头来吓唬它们了，这被视为社会地位的提高，读到这里，想为作者的风趣开怀大笑，可是还没等笑出来呢，眼泪却流下来了。卢卫平以幽默去写苦难，总是面带着笑眯眯的表情娓娓道来，完全不同于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痛诉革命家史的高亢和化悲痛为力量的铿锵，他的幽默属于温柔敦厚式的，是漫不经心的、是一点一点地从情绪里释放出来的，并没有那种挠人胳肢窝逗人去笑的刻意，读者很容易就进入了他诗中的那个日常情境。这种温厚的幽默正是卢卫平诗歌的独特魅力，一方面，这种不温不火的幽默常常会像上面那首《老鼠家史》那样幽默到底，一竿子插到底，最终幽默到了残忍的地步，这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底层人生存境遇的那种残忍，用轻松活泼的语调反衬出了生存的沉重压抑。另一方面，苦难和幽默在那里似乎是成正比的，越是写到苦难，他越是表达得幽默，幽默在卢卫平的诗中其实已经成了缓解苦难的一种有效方式，这苦难是别人的，由于本是同根生的感情和先天的悲悯，也成了作者自己的。
卢卫平这棵诗歌之树上并不是生长着同一种单调色彩的叶子，他的同时期诗歌作品中更有许多另外的别的内容，可以说相当多的是一些并不写苦难和底层的作品，恰恰相反，那些诗写出了现代都市里日常快乐和世俗趣味的一面，那首《二手》写得多么有意思，“我呼吸的空气 / 是烟囱呼吸过的 / …… / 我诗中的鲜花 / 是从大师诗里转基因而开的……”还有《阳台上的花朵》、《和尚走在情侣路上》，读后都能让人莞尔一笑，而那首《在美好的句子里幸福地厮守一生》是用玩弄汉字语法结构的游戏方式写就的一首真挚的爱情诗，让人感叹诗人的聪明：“我是前面的动词 / 你是后面的名词 / 我们将在美好的句子里 / 幸福地厮守一生 / 比如我是动词亲吻 / 那你就是名词眼睛脸和嘴唇 / 比如我是动词抚摸 / 那你就是名词手头发和乳房 / 你说你想在我前面 / 那我们就将句子加长 / 你既然是我后面不变的名词 / 又是我前面鲜活的形容词 / 比如我还可以是动词亲吻 / 那你就是形容词浅浅或深深 / 比如我还是动词抚摸 / 那你就是形容词温柔或陶醉……”诗中所说的这个句子的确够美好的，宛如一个美好的居所，住在里面的动词和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些词性忽然都拥有了性别，男的和女的，彼此之间还可以搂搂抱抱，多有意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的是，情诗竟还可以这样写！还有那首《俗世的愿望》也写得很好，竟把柴米油盐写得那么诗意盎然。卢卫平在这类诗里都没有放进宏大的古训和崇高的教义，只是放进了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这热爱使得世俗生活闪烁出了暖色调的光芒，诗人的精神始终围绕着这片光芒做着一种飞升和超越，精神与有着人间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并不冲突，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寄存关系，作者的一本诗集干脆命名为《尘世生活》，其实这世界上从来都不曾有那种完全脱离世俗生活而只做精神体操的诗歌，如果有，也不会是好诗，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卫平的才华在于，他能够准确地摸索到庸常生活的那个并不庸常的“核”即诗的元素，并及时抓住这元素，然后使用看上去最平淡无奇的口语方式让诗的形状从那个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像浮雕一样凸现出来，他从不肯使用生癖字眼，那最朴素最常用的汉字因为使用过多早已变得褴褛了，现在却由于忽然与深长的诗意相接触、在诗里找到归宿，因而获得了新生，有了温度，拂去表面的灰尘，它们像瓷器一样恢复了原本的光泽。
三、这棵树的根系的最末
梢蜿蜒至湖北红安
与此同时，在这些写南中国大都市生存之思的每一首诗篇背后，几乎都忽隐忽现着另一个根据地般或曰圣地般的地点，那就是遥远的湖北老家。这棵树那秘密的根系，那巨大到有些凶猛的根系，在中国版图那幽暗的地下蜿蜒了两三千里，根须的最末梢延伸至鄂东北红安县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早年煤油灯下的苦读，那里现在有母亲的坟墓，那是根须最初生长出来的地方。
出生地是一个作家的记忆和经验的核心，无论他后来的活动半径有多么辽阔，都将围绕着这个出生地、这个圆心，将它作为他精神背景上一个最闪亮的中心圆点。荣格认为，人有三种认同是不必经由学习即可产生的，其中放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认同就是对于出生地的认同，人对土地的爱在童年时期就已着床，台湾著名乡土作家黄春明多次引用这个观点来强调出生地对一个人和对一个作家健康人格形成的重要性。从表面上来看，卢卫平写作的重心无疑是南海之滨的城市生活，就是那些关注农民和底层人的诗歌，基本上写的也都是这些人在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的生存之难，但是，这棵诗歌之树与其他单纯摹写城市生活的诗人和诗篇的不同之处在于，卢卫平有着一个更广阔更深远的精神背景、灵魂发祥地和道德策源地，他的湖北故乡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他写作的一个中心圆点，他直接写故乡的诗并不多，但是即使从那些写城市的诗里，即使他不提到他的湖北故乡，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这个中心圆点的向心力，那里有促使这棵诗歌之树生长的第一缕根须和第一抔土壤。
卢卫平并没有将他的乡村涂抹上理想主义的美化的油漆，而是实实在在地牵挂着它，仿佛它就是他的一个器官，他每时每刻都将它携带在身上，就是在天涯海角，也能通过手机《在海边听到家乡大水》，就是《在水果摊遇见一群苹果》，他也能想到“快过年了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 / 带回老家让它们去看看 / 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
近年来卢卫平对故乡的直接书写，主要体现在那些怀念母亲的诗中，读读那首催人泪下的《修坟》吧，“母亲，儿子给你盖房子来了 / 儿子要让你在大地上住不漏雨的房子 / 住北风吹不掉屋顶的房子 / 你一生有关节炎 / 儿子不能让你只剩下骨头还患风湿 / 你一生在为怎样捱过冬天夜不能寐 / 儿子不能让你一生最后一觉捂不热被子 / ………… / 有一间好房子住在乡下 / 你就哪儿也不去了 / 母亲你一生第二次出远门就到了天堂 / 你什么时候回来母亲 / 儿子给你盖了能住一万年的房子 / 我看到磷火了 / 这是不是你提着灯走在回家的路上 / 母亲”诗写的是回老家给母亲修坟，他把修坟当成了盖新房子，细心地想到母亲的关节炎，想到漏不漏雨，想到屋顶会不会被风吹走，能不能安然过冬，诗里的语气有些絮絮叨叨，甚至有些魔魔怔怔，介乎独语和得不到应答的询问之间，像是伏在母亲的耳边低低地拉家常……母亲已经去世，而作者却相信她还能听到自己说的这些话，他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母亲”，每说一段都要呼唤上一声，他当母亲还活着，他的固执就这样穿透了世界上最坚硬的生与死之间的界线……在他的深情叙说中，母亲作为一个农妇质朴、清贫、坚忍的形象在其中若隐若现着。这些怀亲诗里看不出什么技巧，这里写的是天底下最质朴最先天的一种情感，无需任何粉饰，所有的雕虫小技在这样的情感面前都会显得渺小和多余，是的，没有丝毫用力在“写”的痕迹，像是本来就在那里了，写得那样缠绵，然而绝望。
这些年来卢卫平总是不停地在书写他那死去的母亲，类似的直接写母亲的诗还有很多，大约有四十几首吧，像《母亲活着》、《遗像》、《母亲不知道自己死了》、《在雨中送母亲上山》等都是与上述的《修坟》异曲同工的好诗，还有一些并不直接写母亲但在行文中涉及母亲的句子和段落，也同样深情，甚至在那首原本与母亲的话题相去甚远的《二手》的结尾作者也写道：“我受苦受难的母亲 / 她随一阵秋风先走了 / 留给我一个落叶覆盖的世界。”近来写的《九月叙事曲》一诗，历数了作者人生经历中的那些记忆深刻的发生在九月的事件，在结尾这样写道“母亲在九月上山了，草一样卑微的 / 母亲，在九月站到了高处 / 我哭干了今生剩下的全部泪水 / 我从此看到的每一座山都像坟茔 / 我在九月出生，母亲在九月死去 / 里尔克在秋日里说，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 我在内心默祷，九月上山的母亲四季平安”。可见母亲的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作者的脑海和意识里。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诗人像卢卫平这样写过如此之多的关于母亲的诗歌，那数量众多的感人肺腑的诗篇足以让死去的母亲以另一种形式在人世间复活。
是的，卢卫平的故乡最后竟简化成了母亲，母亲在他心中既是生养自己的那个具体的母亲，同时也已渐渐幻化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象征符号，这是一个既温暖又沉重的符号，甚至具有了信仰的某些特征和作用，相信他多年来对于朴素的人生理想的坚持、对于诗歌的坚持肯定都来自“母亲”——这肉体之“源”和灵魂之“根”——给予他的内在的隐秘的力量。“母亲”正是高度凝练和概括之后的那个终极归宿，是卢卫平这棵诗歌之树延伸得最遥远也是最初的和最终端的那道根须。
四、这是一棵善良和智慧之树
在卢卫平的诗歌中，乡村老家的精神背景和当下现代都市的生存背景这两条线索是并行的，现代都市生存背景往往是一条明线，而乡村精神背景有时是明线，大多数时候则是一条暗线或者说隐形的线，两条线索之间隐隐约约地有着一种“因”和“果”的关联或意味。
当这两条由不同背景构成的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又使得卢卫平的诗自然而然地迸发出了批判意识，但是卢卫平的批判意识并不是简单地用乡村来拒绝城市，用古老的农业文明一味地来排斥现代的工业文明，他是用乡土的温情、自然和人性来审视城市里冷漠、不公正以至物化和异化的那一部分。这批判从表面看去，既无铁肩担道义的悲壮也无高蹈的姿态，竟是用了相反的温良恭俭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民工》一诗，用故作客观的口气写建筑大楼的过程和大楼建好之后的情形，不禁让人心酸地感慨“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像《乞丐之死》、《在农业银行门口》、《我看到猴子的眼睛红着》那样的诗，没有控诉，只是安静地诉说和联想，连偶尔流露出的难过都是默默的轻轻的，正是这种谦卑和哀而不伤的语调更加使人对现代工业社会里人心的冷漠感到不寒而栗。那《干净的城市》是这样在有了血污之后又重新被打扫并且变得更加干净的：“在人民西路边一个捡破烂的人 / 死了是一个年轻女子用宝马 / 将他踩死的围观的人 / 包括警察和我都看到了血 / 污红污红像烂葡萄的液汁 / 谁也没看到伤口 / 几分钟后捡破烂的人 / 像破烂一样被一辆车收走 / 血被高压水龙头涂改成一股浊水 / 流进下水道人群散去 / 这座城市看上去比先前 / 更加干净。”这首诗写得多么平静，平静到了没有表情，平静得令人起疑，面对惨剧，作者故意地把自己写成一个与周围的人没有区别的看客，可是在那貌似不动声色的关于“干净”的辩证论述中，我们感到这种干净其实多么肮脏，虚假繁荣背后是小人物被损害和弱者的牺牲，我们分明从这字里行间里感到了悲伤，悲伤全在这平静之中了，这平静实际上是极度不平静的另一种反向的表达方式，这是对这个社会漠视生命尤其是底层人生命的一种控诉，这比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奔走相告更有一种哀婉得让人动容的内在的力量。
卢卫平诗歌的这种以故乡为深远的精神背景对于当下功利社会的批判性，是他的诗歌的一大特点，但他的批判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描写到乡下人底层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诗人的这种批判性其实几乎无处不在，像《被看成人的时候越来越少》、《动物园》、《排座次》、《丰乳广告牌》、《城乡差别》等诗则无比形象地写出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里人性的异化，其间那种以一惯之的不动声色的诙谐依然令人惊叹，并在诗中揭示出了现代人在当下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荒诞感，而在这种荒诞感背后所隐藏的是困惑和忧虑，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了十分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在他的笔下有时变得离奇古怪，恢复了事物最初的新鲜和生动，这种荒诞之感正是卢卫平对于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下的自己和他人的生存进行的一种世界主义的命名，以当代消费社会大量的日常化的所见所闻为原始素材,运用诗意的荒诞感以至于危机感来写出了田园荒芜人心荒芜的残酷现实。比如，他关注环保问题：“这里的树砍得精光 / 水土流失严重 / 清水成黄水黄水成黑水 / 鱼不到一岁 / 就出现第二性征”（《在深夜谈一条河的治理》）；他对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爱情进行了质疑：“这是些悼亡的玫瑰 / 悲哀的玫瑰 / 随意开放的玫瑰 / 一夜狂欢的玫瑰 / 这是些爱情临终吐出的最后的一口血 / 染红的玫瑰 / 这是些素不相识的玫瑰 / 在二月十四日这天 / 来到十里长街 / 为爱情送行。”这里作者由情人节这个喜庆节日却联想到了送葬的殡仪队伍，其实是对当下爱情的庸俗化、功利化和消费特征做出了讽刺和否定，这里流露出了作者的惋惜和痛心，正如里尔克的感慨：“何处还有一个会爱的人？”他的那首《被看成人的时候越来越少》：“在我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里 / 我是金钱喂养的一条益虫 / 情感游戏中的某种道具 / 电脑网络中的一页程序 / 上司推过河的一粒棋子 / 同事眼里的一道手续 / 合同上的一枚印章 / 竞争对手脚下的一道沟坎 / 订餐公司的一份鱼香茄子 / 公共汽车上的一个等待争抢的座位 / 沿地铁奔跑的一个疲惫的老鼠 / 手机呼叫座机里的一串号码 / 警察完成罚款任务的一个名额 / 三陪小姐盼望中的一单生意 / 乞丐眼里会走动的一尊石像 / 壮阳药的第一千零一个实验品 / 某新兴产业的第一万个潜在消费者 / 车祸沉船空难中第N具尸体 / 广告轰炸下的难民 / 商品包围圈里的俘虏 / 红绿灯指挥的弱智 / 工业大机器上一颗扭曲的钉子。”在这里，人可以是道具，是程序，是手续，是印章，是菜，是座位，是电话号码，是罚款名额，是一次生意，是实验品，是消费者，是一枚钉子，总之在大众化商品化和整齐划一的时代里，人的主体性丧失了，甚至成了技术化和机械化的“物”，什么物都可以是，唯独不再是有着个性、自由和创造力的“人”，甚至连生命都不是了——“我被看成人的时候越来越少”，这首诗的题目充满了哀悼的意味，是伴随着叹息的哀悼，这哀悼的背后是对自然人性回归的呼唤。再有那一大组“江西行”，写出了大自然、古典文化和传统文明在所谓现代化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铜墙铁壁面前的尴尬、无奈与荒诞，对当下有着含而不露的批驳。是的，这时候卢卫平所表现出的反讽才能是罕见的，他祥和温婉的态度和语气背后却是鞭辟入里的深刻，他的自嘲和他嘲的智慧基本上都是从十分具体的日常生活事件和场景里引发出来的，他捕捉细节的能力的高超，使得这些诗里约略闪现着小说的基因，几乎使我认定他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天赋和素质。
五、这棵诗歌之树的意义
单纯地将卢卫平的诗理解成“向下”是有失偏颇的，其诗的内容和姿态自然是向下的，关注着底层的芸芸众生和世俗日常生活的情趣，但这些诗的精神维度则始终是“向上”的，他写道：“坚持仰望 / 就有不灭的星在内心闪耀”，那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美好的人性和永恒的道德律，如果不站在大地上，如果飘浮在半空或高高在上，如何仰望？根须越是向下，那么枝叶才长得越是繁茂，树冠阔大，华盖一般遮挡出绿阴，以至枝条也沉重地低垂，向下延伸，而那树干则越发茁壮地向上了，“青春期的树干向着天空疯长”，是的，诗人的精神永远向着天空。
我反对把卢卫平的诗歌列入“打工诗歌”之列，“打工诗歌”的命名过于贪图方便，同时太像圈地运动，没有哪个真正有创作个性的诗人愿意为这样的命名去上吊去殉情。虽然卢卫平的诗歌中的确有不少涉及打工群体的作品写得相当精彩，我依然认为将这个集体主义的命名用到卢卫平这样一个长期坚持个人诗歌理念而且武艺十八般的诗人身上，是对他的创作的个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就像一个诗人在某个时期写出了一批上好的爱情诗，便被封为“爱情诗人”一样，是相当可笑的。卢卫平是一个开阔的诗人，他的开阔不是波澜壮阔，而是胸中有丘壑，是所触之物皆成诗的洒脱，他的诗歌涉及的生活范围相当宽泛，他既可以写出相当精妙的个人情感之作，也可以舍弃一己的悲欢，把目光投放到当下这个时代更多的方方面面，对他人苦难的关注和对荒诞生存的书写使他超越了才子气而成为一个关注社会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诗人，而这种表面上的社会性从来没有导向务虚、空泛和道德说教，他始终坚持人文关怀与艺术探索并行，他最高明之处在于从不拒绝日常生活的世俗和琐碎，而是以一个诗人的独特慧眼从这些世俗和琐碎中发现了真正的诗意和诗歌的秘密——这棵诗歌之树的姿态是谦卑的，但同时它的心灵又是骄傲的。
也许任何命名对于卢卫平的写作都显得力不从心，他找到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向光明的大道，他的健康的写作对当下纷繁以至混乱的诗坛应该说不无启发。他选择的这条诗歌之路并非捷径也绝非坦途，这要有一颗天生的慈悲而敏感的心灵，还要有对于具体生活场景既深入又超越的非凡能力，要长成一畦速生的、可人的、鲜嫩清幽的时令青菜是容易的，要长成一棵大树却是艰难的：那一圈圈清晰的年轮需要寂寞漫长的时日和缓慢的忍耐，需要足够的向下的力量和向上的雄心，需要在风雨中不肯飘摇的定力和淡定从容的品质，需要春风年年吹绿的经久不息的才华……我想，这也许就是卢卫平的意义吧。 ■
（路也，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