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摘要：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区建设；公共空间；价值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4-0083-04
一、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建设
1.社会资本的涵义
社会资本将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看作是一种资本。尽管目前并无统一的概念，但互助、信任、社会准则、共享、参与、共同的社区记忆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是社会资本共同的特点。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布迪厄、帕特南、科尔曼等学者提出并进行界定，因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被相关领域广泛借用。布迪厄第一个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
2.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我国现在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农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是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服务完善的农民生活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既包括公共设施等物质生活的完善，又包括居民互助、信任、参与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社区记忆”“认同意识”是社区的基本要素和共同特征。一个社区凝聚力和活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由社区居民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来决定的。正如帕特南所说：“当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以后，会形成许多共同的互惠规范和模式，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利用这一资本，他们能够建立起制度以解决公共资源使用中出现的困境。”
目前，我国农村的社区建设主要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
推动来展开。尽管这种模式为新农村建设树立了框架式的指导，但总体而言，我国农村治理“仍具很强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色彩”
二、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农村社会资本的嬗变
1.传统农村社会资本的“宗族化”
在我国传统社会，农民以一定的土地区域长期聚集而居，农村一直是封闭性较强的村落共同体，许多自然村落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沉淀而成，农民的流动性很弱，“熟人社会”是其明显特征。因此，农民自出生就具备一定的因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关系纽带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绝大多数农民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长期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使他们的血缘、地缘关系非常密切，“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血缘和地缘的密切融合使“宗族”成为乡村内生的主要权威来源。传统中国国家政权的设置只到达县级，“皇权止于县政”。因此国家“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凝聚原子化、自由分散的农民，作为农民和国家政权的沟通纽带，县级以下主要由宗族、乡绅、习惯和传统礼治支撑”
2.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会资本的“革命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社会时期农民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纽带的原始社会资本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宗族体制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农村的每个角落，自然村被行政村代替，各个村落被分成生产大队和生产小组，纳入到准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党和国家政权组织几乎成为农村唯一的合法性权威来源，农民世世代代以来的生活观念和文化习俗被强制推行的革命意识所改变。国家政权的深度介入使农村的公共生活空间变得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行政“嵌入型”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村庄内生型的公共空间，泛政治化的公共空间使农民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本能而变得日益表面化和革命化，传统社会以道德舆论和宗族规范为主要功能的公共空间被革命化、仪式化、口号化的符号资本所取代，公共人物由以前的宗族贤达转变为党指派的村支部和村民小组，公共精神被高度政治化和革命化的外在力量所管理和控制。农民之间的血缘和地缘等社会关系虽然仍旧存在，但在宗族被淡化的背景下成为高度政治化的矛盾综合体，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社会时期形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此外，人民公社体制还消灭了农村集体记忆的一些传统外在形式，比如祠堂、族谱等。正是由于以上各个维度的变化，削弱了农民对农村生活共同体的认同感，瓦解了农村世代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
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资本的“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政权开始从农村退出，农村进入“去政治化”时代。乡村社会几十年的高度政治化被自由市场化的经济原则所取代，利益越来越成为农村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交往准则，乡村的社会状态与共同体的原始生活状态渐行渐远。随着长期被压抑的自主个体意识的猛然觉醒，农民的关注重心从集体完全转移到了家庭建设上。与高度政治化相比，以理性经济人为主要个体存在的市场化更能解构农村传统的生活共同体，与外在强制性的革命化不同，经济自由化以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始本性从内心深处改变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和价值规范。农村“熟人社会”传统的人情原则被利益原则逐步代替，农村长期形成的农忙或家里有红白喜事等义务帮忙的传统逐渐演变为人情味淡薄的市场化交易，以金钱为载体的市场化交易撕下了农村传统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农村集体公社时期为数不多的公共设施也普遍陷入衰败状态。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人口大量外迁，“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
三、公共空间和传统价值的萎缩：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模式，各地并不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多村——社区”“村庄合并社区”“一村一社区”等。其中，大部分实行的都是两个自然村或行政村以上合并组成新社区，“一村一社区”主要是人口数千人的少数大村庄单独组建成社区。因此，与传统村落自然形成的社区相比，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大都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关系的重构。国家力量深度介入和市场经济理性理念、行为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异质性的、疏离性的社会关系必然促成现代农村社区原始的同质性群体消解，传统农村社会长期形成的“礼”越来越被现代市场经济的“利”所取代，公共价值受到忽视和掩盖，这也是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根本原因所在。
1.农村公共空间的萎缩
对于村落的公共空间，有学者认为，“村落公共空间大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和农民外出务工的大量增加，传统农村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遭到了彻底性的撕裂，一些传统的公共空间开始萎缩直至消失，比如寺庙、祠堂、戏台、庙会等传统社会场域在现代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或者处于消失的边缘，而其他一些公共空间比如村头河边、红白喜事、文艺演出等因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电视、电话、电脑等新兴媒介的普及变得日益冷清。村民大会和村委会选举等新的公共空间形式，因为农村精英的流失、农民公共意识的缺乏和“贿选”“腐败”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村民政治参与的“低效能感”而引发农民的政治冷漠与疏离，村民自治愈来愈陷入困境，这也是诸多学者对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模式的诟病之处。这些新的公共空间并未焕发它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且近几年大有愈来愈弱之势。
2.农村社区记忆的缺失和社区认同的消解
一个团结、有效运行的社区必定需要其社会成员共同的社区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公共空间的存在为农村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在场”的相互交流平台和场域，社区成员以祠堂、村头、河边、集市、庙会、集会等具体的公共空间为载体，进行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互动，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规范、生活伦理、社区文化等社区记忆，并逐渐内化为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从而形成社区的公共价值和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
当前农村由于传统公共空间日益萎缩，社区成员相互接触交流的场域越来越少，乡村社区集体记忆越来越淡薄，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愈来愈弱，农民对于社区的公共事务参与越来越冷漠，农村集体行动也逐步陷入困境。“空心化”背景下大量青壮年农民工长期工作在城市和异乡，乡村生活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乡村原有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淡薄，对乡村的记忆和认同逐渐消解。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父辈们出生成长的乡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春节等节假日回去旅行和探亲的场所，他们迫切希望融入到城市，已经无法从心底认同乡村。传统乡村因为血缘和地缘形成的以家庭、学校、老乡等为载体的原始资本的可继承性逐渐丧失，许多农民对于乡村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产品供给已经无暇顾及或者不愿关心。加之农村社区认同的消解，农民在许多事务上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开展集体行动，农村公共事务陷入停滞和半停滞状态。
3.农村公共舆论、公共精神和公共人物的缺乏
公共舆论一直是封闭的乡村社区自我衍生的道德评价准则，尤其是在传统的乡村社区，其公共空间如祠堂、村头、河边等更是公共舆论的生长地。传统宗族成员依据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伦理、文化观念和生活规则，对社区内部成员的思想言行进行道德上的评判，促使社区成员的行为在内外压力下与本社区公共准则趋向一致，从而维持乡村有机体的运行平衡。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舆论长期以来在乡村社区内部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公共精神，这种以传统文化和伦理纲常为基础的公共精神成为乡村社区成员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而以族长、乡绅为首的公共人物也成为社区公共精神的代表和象征，是社区内部的“粘合剂”，在本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内部纠纷处理、与国家政权的沟通等方面对乡村的资源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市场化的洗礼下，利益越来越成为农民行为处事的基本准则，农村社区成员的个性越来越张扬，公共舆论的道德评价功能越来越弱，传统的社区文化观念、道德准则越来越被淡忘，公共精神在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思维模式下逐步丧失。宗族功能消解的同时，没有产生可替代的被广泛认同的新权威，大量的农村精英外流，有能力、有权威、合法性的公共人物日益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人物的缺失，更是加剧了农村社区建设所必需的公共精神的流失，传统乡村社区能够自给自足进行价值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四、农民社会资本的重构：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
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在个人相互繁杂的社会交往中生产出来，有很强的自我繁殖能力。当前国家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建设，正是看到了“空心化”背景下农村逐渐衰败和自治陷入困境的严峻局面，从而自上而下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借助政府力量重建一个有活力的乡村有机体。但是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还是停留在村庄合并、村民上楼等外在的形式上，对社区内部价值和社会关系的整合不足。农村社会资本缺失，影响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亟须重构农村社会关系、重建农村公共空间、培育农村公共人物，重塑农村公共精神，进行价值的规范和再生产。
1.重构农村社会公共空间
社会资本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重构社会关系首先要拯救和维持一些传统的社会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为社区成员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场域，族谱、祠堂、宗族仪式、传统节日等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记忆和认同载体，从而促进社区整合和维持社会秩序。一些传统的公共场域和形式如祠堂、学校、村头、红白喜事、节日汇演等，应该予以保留和拯救，促使其继续成为农村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载体。其次，要拓展新的农村社区“场域”，如社区应该组织各种公共文化讲座、体育比赛、经济法律咨询、家庭子女教育和厨艺交流等活动，组建老年大学、妇女协会、卫生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社团组织。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应该借助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鼓励农民利益表达，提高其政治参与和社会交往的能力和素质。
2.重构农村社区“惯习”
惯习是一种内化了的性情秉性，它具有可持久性、可转移性和集体性，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当惯习遭遇到“吻合”的场域时，就会促发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需要培育大量互动性的公共空间和完备的符号系统，使社区成员能够形成共同的经验知识、文化观念和道德准则，从而塑造现代文明社会交往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底线，使社区成员内生出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关系的惯习。反过来，新的惯习又可以重构农村社区文化和符号象征，从而进行农村价值的再生产。
3.重构农村公共舆论、公共精神和公共人物
公共舆论提供了个人道德评价的标准和体系，体现了一个社区的公共精神所在和公共人物身上具有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在新的农村社会公共空间里，要发挥各种协会、经济社会组织尤其是互联网络平台等新型公共“场域”媒介的作用，促使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化的农民在以“利”为特质的现代社会中主动或被动地维持道德和舆论上的平衡，潜移默化地内化成自觉遵守的规章制度和道德标准，从而形成一种平等合作、民主参与、邻里和睦、诚信宽容的社区公共精神，同时培养一批新型农民和农村公共人物，由此形成新的农村社区权威。
4.重构农村社区记忆和社会认同
农村社区记忆要维持和不断强化，需要依靠一些象征体系，比如一定的符号系统和价值规范等。社区居民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是社区共同体健康可持续运行的重要工具，要传承发扬历史沿袭下来的家族仪式、家谱族谱、村庄历史传说和村风村规等，积极主动举办社区公共文化活动。除此之外，还需构建新的农村社区记忆载体，比如修缮规划一些村庄历史建筑和公共设施，建设一批村庄发展沿革纪念馆，做好村史村志、民间传说、名人典故等乡土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等，从而挽救农村日益断裂的历史记忆，重构农村社区的价值认同。
注释
①包亚明：《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②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94.
③④[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烈、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198页。
⑤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⑦⑧王春娟：《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历史考量——基于国家和乡村关系的视角》，《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⑨王强：《治理与社会资本问题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⑩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