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的盛行与唐代龟兹乐
摘 要：龟兹乐在唐代宫廷中独领风骚离不开龟兹乐自身的音乐魅力，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代佛教的盛行，而在佛曲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龟兹乐。本文主要探讨唐代佛教对龟兹乐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唐代；佛教；龟兹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1-0125-01
一、佛曲与龟兹乐
龟兹乐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佛曲，因而研读关于佛曲的资料就成为了探索龟兹乐在唐代宫廷盛行原因的切入点之一。
佛教在唐代的盛行，不仅有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等诸条，尤为重要的是皇室对佛教的大力推崇。
唐高祖在立国之初，屡次借助佛教的世俗影响来扩充实力、争取民心。秦王平王世充也曾借用嵩山少林寺僧的威力。甚至于“武德七年，敕许僧法雅发京寺骁悍千僧用充军伍”，这样一来，就连僧人都为帝王所利用了。
武德年间，有朝臣以“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为理由上疏请求废除佛教，而且还屡次提及隋代佛道之争的史实，这一事件正发生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此后又有诸多朝臣上奏，唐高祖开始对是否要灭佛游移不定。武德九年五月终于下诏停止佛教建筑的营建、裁汰冗余的僧众，然而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李世民摄政，高祖的诏令未能实行。
实事求是的讲，唐太宗并不以信佛见称。即位后对佛教势力屡次进行压制，尤其到了贞观十一年，他还下令裁减僧人数量，将许多著名的僧人流放到蜀地。然而到了太宗晚年，对佛教又“有所弘赞”、“复立浮屠”。由此，朝廷对佛教的禁行已有所松动。后玄奘法师归来，又有数朝皇帝崇信佛法，据载“高宗、中宗、睿宗均信佛法”。到了前武周时代，佛教的兴盛就已经成为史书中详加记载的部分了。“而在则天皇后时，朝廷特重佛法，诏乃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敕天下断屠钓者八年；敛天下僧钱作大像；两京之译经者甚多，而以实义难陀与菩提流志为最著”至于武后临朝得登皇位之后，更是对佛法崇信有加。玄宗以后，多有变乱，然而皇室崇信佛教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被削弱，尤其以唐代宗时期最为显著。代宗时宰辅王缙“使五台山僧分行州郡敛民资作图像”。
二、佛教与龟兹国
魏晋时期，佛教已为龟兹的国教，受到龟兹历代诸王的崇信和弘扬，其影响力近及龟兹周边诸国，远可达至中原内地。《晋书·四夷传》龟兹国称“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史学界基本认为，佛教乃是大致由印度向北传至西域，而后经西域东来传至中国。西域毫无疑问是佛教东来的必经之途，也是最为重要的中转站。汤用彤先生说：“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季羡林先生在论述这一点时指出，“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这从最初译经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译音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有研究成果证明，龟兹国的佛教流派基本上是以小乘佛教为主流的，随后而来的汉地大乘佛教与之并行不悖，并没有能够完全取代龟兹国原有的小乘佛教信仰。虽然信仰流派有别，但在赞颂诸佛菩萨、恢弘佛法方面，佛曲的旋律是可以永恒流传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的作者向达先生对佛曲有着这样的定义：“佛曲者，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乐曲，有宫调可以入乐。内容大概都是颂赞诸佛菩萨之作，所以名为佛曲。大约为朝廷乐署之中所有，不甚流行民间。佛曲之名最先见于《隋书·音乐志·西凉部》，约于公元四至五世纪传入中国。”
三、唐代佛教的地位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宗教信仰发展极为活跃的时期，唐政府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允许多种宗教在大唐疆域内传教建寺，但这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仍然是儒、道、释三家。同时，唐代统治者与其他统治者不同的是，他们实行三教并行的均衡政策，这样就大大巩固了李唐朝廷的统治地位。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东汉传入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融合，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其哲理体系也成为了中国哲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曲作为佛教信仰中颂赞诸佛菩萨的音乐曲调，自然也是佛教信仰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原的过程中，佛曲也随着这一信仰逐步传至中原。《隋书？音乐志》记载，“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从《隋书·音乐志》的相关记载来看，西凉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龟兹乐的影响，到魏周之时西凉乐曾“谓之国伎”，这就意味着佛曲已经上升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在正式场合，尤其是重大的佛教仪式上使用，当然，这也很可能包括宫廷中的佛教庆典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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