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供养&世俗厚葬兼防盗功能的统一
【摘要】关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文化内涵，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依据其形制构造，认为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仿唐皇室陵墓予佛指舍利以最高级的皇权礼遇；另一种则根据地宫出土的密宗文物及其布局，认为地宫具有密宗曼荼罗内涵。本文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认为法门寺地宫创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地宫之形制构造，完全呈现出以中国传统的帝王等级葬礼制度为主，佛教显、密供养法为辅，精心设计虚实，以确保佛指真身（灵骨）安全为首要目标的特征；将法门寺地宫解读为“密宗曼荼罗”的说法纯属牵强附会，完全站不住脚。
【关键词】法门寺 唐代地宫 文化内涵
关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文化内涵，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依据其形制构造，认为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仿唐皇室陵墓予佛指舍利以最高级的皇权礼遇； 另一种则根据地宫出土的密宗文物及其布局，认为地宫具有密宗曼荼罗内涵（主张地宫具有密宗曼荼罗内涵的学者当中又有很大分歧，有的认为地宫在舍利入藏时密教文物布置为供养坛场，有的认为地宫布置为北斗七星护摩坛场，有的则认为整个地宫为金胎两部四大曼荼罗世界）。 两种不同的观点，其实均建立在地宫断代为唐咸通十五年（874）的同一基础之上，均局限于地宫最后被瘗封之时的历史一瞬间，而唐代诸帝遵循“三十年一开”供奉佛指舍利，从太宗贞观五年（631）开始，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德宗、宪宗，至懿宗、僖宗，共有九次之多 ，因此，我们认为，探讨法门寺地宫之文化内涵，还应该从地宫形成的历史背景中着眼。
一、法门寺唐塔地宫创建时代
法门寺唐塔地宫，文献中称为“石室”， 最早创建于高宗龙朔二年（662）。综合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1987年考古发掘揭示的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地宫之形制结构早在高宗龙朔二年已基本形成。理由是：
第一，从有唐一代历次重修塔寺的记载来看，只有高宗朝才有可能建成包括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等六部分模拟帝王陵寝制度的石室地宫。根据现有各种资料，有唐一代的法门寺塔共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重修，第一次发生在太宗贞观年间岐州刺史张亮奉敕开塔供养舍利时；第二次即高宗显庆至龙朔年间；第三次在肃宗上元年间；第四次则在懿宗咸通年间。其中，贞观年间第一次重建以庄严宝塔地上部分为主，并未涉及塔基； 第三次据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顷寺之门楼及钟、经等阁及东西行廊，星霜殆改，罔克厥构”， 故以维修殿堂为主，加上当时朝廷致力于平息“安史之乱”，资源有限，重修工程不可能搞的很大；第四次重修，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以恢复“武宗毁佛”时损毁建筑为主，修修补补，没有大兴土木。 只有第二次高宗朝重修，对法门寺塔进行了大规模重修，一举将贞观五年单层木塔改建成后世盛传的“唐四层木塔”。 此次高宗朝重修， 如道宣所记：“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奂，制置殊丽。”又如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载：“□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有禅师惠恭意方等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且□□□谷□隈□□□□□□襟带八川□□山之□□□□隐□□面太白之群峰，阳乌矫其翅，由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冈而抱斗适将□会□□□□□宗师□□佛之记□域中之□□最上之因，岂□□乃瓌琦蓄□丰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 …… 据此，我们可以推定：考古发掘揭示的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唐代地宫（除秘龛部分之外）在高宗龙朔二年已经基本形成。
第二，地宫出土碑文与现存遗址显示地宫之隧道部分出现较早，新旧隧道规模基本相同。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载：“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所谓“结坛于塔下”以及“旧隧道”，说明在懿宗咸通朝恢复“会昌法难”损毁之前，地宫曾有“隧道”。此旧隧道，若依唐代历次重修塔寺的记载考查，应属于龙朔二年石室的组成部分之一。此旧隧道与咸通十五年地宫之新隧道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现存咸通十五年地宫之隧道石门，“门额石FD2：石1”与“门槛石FD：石7”均为旧料新用， 说明新旧隧道的规模基本一致，新隧道可能沿用了旧隧道，只是对“会昌法难”的破坏做了维修。
第三，地宫中室石门二扇门扉之差异显示咸通重修之中室与龙朔二年石室基本一致。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地宫中室石门二扇门扉风格存在明显差异，东扇门扉FD4：石3为涂黑天王，而西扇门扉FD：4石5则为彩绘天王。周绍良先生注意到清理塔基时，曾在地宫周围砌石中发现一块雕有门神（天王）石像的残门扉，认为造成地宫门扉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扇属于会昌灭佛前尚未完全破坏的门扉，另一扇则由于遭到破坏，无法利用，只好另制一扇拼凑使用，而将遭到破坏的残损门扉当作石料砌入地宫。 不同时期的两扇石门扉拼凑成中室石门，正说明地宫中室之规模基本一致。
第四，以地宫中室、前室出土懿、僖之前众多历朝文物来看，龙朔二年地宫之规模与考古发掘之地宫非常接近。以地宫出土体量最大的白石灵帐论之：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中室安奉第二枚佛指舍利的汉白玉双檐彩绘舍利灵帐，由盝顶、帐檐、帐身、须弥座、禅床五部分组成。盝顶顶面中心有直径10厘米的圆孔，当为安插帐刹之用，因空间高度不足，故帐刹不存。灵帐帐檐内侧刻铭：“大唐景龙二年戊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日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景龙”为唐中宗年号，景龙二年即公元708年。法藏即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的创始人，武则天时代被尊为贤首国师，曾经发起并主持武后长安四年（704）迎佛骨盛典。灵帐通高158.4厘米，宽71.2-120厘米。根据整个地宫的结构，由于灵帐体积最大、最重且不易迁移，只有相对宽阔的地宫中室可以勉强容纳（中室，高162-172，宽142-162厘米；前室高120-152，宽105-111，通长401厘米；后室高187，宽135-137，通长148厘米），当时放置时，考虑到帐体过高，灵帐底下没有铺设地板石。 于是，我们有理由认定：自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二月至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正月，贤首国师法藏等人供养的白石灵帐可能一直位于地宫中室的位置。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较高宗龙朔二年（662）晚四十六年。四十六年间，法门寺也没有重建塔和地宫的记录。因此，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安置白石灵帐时法门寺地宫的规模、状况可视同为龙朔二年石室地宫的规模、状况。
除过白石灵帐之外，地宫出土文物中还有不少懿宗、僖宗朝之前历朝安奉佛骨的宝函棺椁类文物，这些文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龙朔二年地宫的规模。根据地宫出土文物与同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以下简称《衣物账》）对比可知，地宫前室安奉第四枚舍利的宝函用具汉白玉阿育王塔、鎏金铜浮图，开元廿九年石函，加上《衣物账》所载“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袈裟三领，武后绣裙一腰， 戚金银线披袄子一领，水精椁子一枚，铁盝一枚）等，以及《衣物账》失载的一对护法石狮、四尊天王造像等，都是懿宗朝之前的历代珍宝。这些文物连同体量最大的白石灵帐，从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龙朔二年创建的法门寺地宫在形制上似不亚于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地宫。
第五，懿宗朝对龙朔二年地宫的继承与创新。据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懿宗朝对法门寺地宫的重修、恢复，从咸通十二年（871年）九月开始，一直延续到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僖宗朝将佛骨送归塔下之时。此次重修的直接动力源于懿宗下令找回在武宗毁佛中几乎被毁坏的佛指舍利。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
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并不彻。征诸古典，验以灵姿，贞规既叶于前闻，妙相克谐于瑞彩。
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重获佛指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直接促成懿宗朝恢复、重建地宫以重新安奉佛指舍利。从前节关于龙朔二年石室形制的分析，以及地宫隧道、前室地面大量使用残旧石料，以及中室石门扉修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咸通十二年至十五年之重修当以修复“会昌法难”中损毁部分为主，修修补补，基本上沿袭了龙朔二年石室的主体结构。
不过，鉴于武宗“会昌毁佛”对舍利圣物的冲击，懿宗朝恢复、重建地宫时必须要考虑确保佛指舍利安全。现存法门寺地宫后室地下极其隐蔽的独立秘龛正是出于确保佛指舍利的安全而设。秘龛位于地宫后室最后的北壁正中地下0.5米深处，为一砖砌洞穴，向北延伸，深0.28米，口宽0.28米，高0.26米，其空间仅容盛置真身舍利的宝函。秘龛之设，完全与地宫之主体结构相隔，其位置之隐秘，完全可以视作独立于地宫主体之外的一部分。地宫考古发掘显示秘龛是经精心设计特为安奉佛指真身舍利而构建。此秘龛建筑为中国古代佛舍利塔基地宫发展史上仅有的特例。
关于密龛，曾有学者认为，“法门寺塔地宫之所以要在后室地下设一秘龛瘗藏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并在盛奉舍利的宝函上錾刻金刚界曼荼罗的图像，是因为主持地宫瘗藏事务的是密宗金刚部主寺——长安大兴善寺的僧人，他们要以金刚界的纯粹形式、符合金刚部信仰的结构和图像，来安置舍利，以区别于前、中、后室的宗教与世俗、显宗与密宗混合的形式。不过，秘龛宝函中仍然采用了水晶椁、玉棺的中国世俗形式，并未能完全免俗。” 这种观点，本身已自相矛盾，完全没有顾及到武宗“会昌法难”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影响，故不能成立。
二、法门寺唐塔地宫文化内涵探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法门寺唐塔地宫是为瘗葬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而营建。如果着眼于地宫的历史沿革，如果尊重地宫考古发掘揭示的历史原貌，就会明显看出：地宫之形制构造，完全呈现出以中国传统的帝王等级葬礼制度为主，佛教显、密供养法为辅，精心设计虚实，以确保佛指真身（灵骨）安全为首要目标的特征；将法门寺地宫解读为“密宗曼荼罗”的说法纯属牵强附会，完全站不住脚。
第一，唐高宗与武则天亲造九重金棺银椁以至尊等级丧葬用具安奉佛指舍利，与之相应，地宫石室的构造形制也应该具足天子级最高等级陵寝制度的要求。高宗朝迎佛骨，“二圣”（高宗与皇后武则天）为佛指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在古代中国传统的葬礼制度中，棺椁的重数象征着逝者社会等级地位的高低。据《庄子·杂篇·天下》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唐高宗、武则天以九重金棺银椁安奉法门寺佛指骨，显然是模拟天子一级礼遇，将佛祖释迦牟尼推崇到前所未有的至尊地位。
迄今考古发掘所见的唐代墓葬，一般为单室，只有王或公主身份的人才可以享用前、后两室。参考前蜀永陵、南唐二陵之前中后三墓室结构，现存咸通十五年封瘗之法门寺塔基地宫以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四道石门组成的宏制无疑具备帝王陵寝制度之至尊礼仪。
第二，唐皇室“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安排与皇家迎佛骨时大量供养物品要求地宫石室必须是多室宏构。高宗朝开塔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自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至龙朔二年（662）二月，历时三年之久。高宗迎奉佛指舍利的直接动机一是出于“三十年一度出”之“古老传云”，二是援引贞观五年（631）开塔之先例。而且，不同于贞观五年开塔由地方官岐州刺史主持其事，唐高宗朝开塔由唐高宗李治直接部署内道场僧实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高宗此次开塔供养佛骨，标志着“三十年一度出”正式确立为有唐一代国家供养的基本制度。高宗以国家祭祀开塔供奉舍利，除了“二圣亲造九重宝函”，皇室显贵、朝廷重臣以及京师诸僧贡献大量物品作为供养更是必不可少。如道宣律师所述：“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显然，“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安排和皇室供养大量物品的需要，要求高宗朝在重建真身宝塔的同时必须创建高规格多重、可以容纳大量供养物的地宫石室。
第三，地宫之形制结构与密宗曼荼罗毫无关系。地宫的主体结构早在高宗龙朔二年（660）就已成形，经历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德宗、宪宗等七帝开塔供养佛指舍利，至懿宗、僖宗朝，为佛指舍利的安全计，增修了极其隐蔽的秘龛，可以说高宗龙朔二年石室是唐代地宫的基本形式。密宗是唐代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最晚出现的宗门，密宗的创立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一行开创。当唐高宗龙朔二年法门寺建成石室地宫之时，密宗尚未确立，唐密之金胎两部曼荼罗密法还没有入中国，地宫之形制构造不可能设计为曼荼罗。
第四，地宫前、中、后三室与独立秘龛分别瘗藏四枚佛指舍利完全呈现出以中国传统的帝王等级葬礼制度为主，佛教显、密供养法为辅，精心设计虚实，以确保佛指真身（灵骨）安全为首要目标的思想内涵。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依出土先后编为特1-4号），分别安奉于地宫前室阿育王塔、中室汉白玉灵帐、后室八重宝函和秘龛五重宝函之内，而唐诸帝供养的各种奇珍异宝则以前、中、后三室为单元，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供奉群落。其分布情况大致如此：前室以安奉特四号舍利的阿育王塔（置中部偏北）为中心，前置开元廿九年石函，后置单轮六环锡杖，北壁中室门前两侧有石雕护法石狮，前部及阿育王塔旁边，置两大包衣物；中室以安奉特二号舍利汉白玉灵帐为心，帐前置象首铜香炉，后置壼门高圈足座素面银香炉，其下压一装有十三件秘色瓷器的漆木圆盒，盒旁放一漆木箱，内置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北壁后室门前两侧各立一石雕护法天王和大量丝绸织物，帐顶上搭盖一蹙金绣袈裟，袈裟保存完好；后室以安奉特一号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及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香炉置于鎏金双凤衔瑞草纹五足朵带银炉台上）为中轴线，分前后左右，成双成对，重叠放置，对称分布，四角各放置一枚鎏金三钴杵纹银阏伽瓶，西北、东北角各置一尊石雕天王像，其它如：两件鎏金莲瓣荷叶圈足银碗、两套鎏金十字折花银碟（一套10件叠放）、两组鎏金壼门座银波罗子（一组五件套装）、四件银香宝子（两件鎏金人物画香宝子、两件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两件鎏金银如意、四件金银钵盂（二金二银）两件金银锡杖等等，均对称分布于八重宝函与香炉前后或东西两侧。
其中，地宫以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等主体部分组成的形制结构，以及最多达八重之多的多重宝函棺椁，完全具足中国传统葬礼埋葬皇帝适用的陵寝与棺椁等级，其多重棺椁宝函之中，又融合了中国式的棺椁、佛教的塔、函、宝帐；至于佛教的显、密供养，显宗如护法天王石造像，密宗如懿宗制造的捧真身菩萨像，秘龛中四十五尊造像曼荼罗宝函，懿宗制造的八重宝函既有显宗图像，又有密宗图像。凡此种种，诚如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所言“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铢而斥映，积秘宝以相鲜”。 地宫前、中、后三室庞大的供养体系与人世间厚葬皇帝的礼遇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与地宫前、中、后室如此登峰造极、缜密的供养阵容不同，独立于地宫主体结构之外的秘龛几乎没有什么供养物。秘龛位于后室北壁地下0.5米深处，其空间仅容盛置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极其隐秘。这样的虚实设计，与世俗传统中墓葬的厚葬防盗功能是一致的，显然是不希望后世的教外之人轻易地发现真身舍利，完全出于确保真身舍利安全的需要。
法门寺地宫如此壮观、多彩、缜密，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最高规格葬礼与佛教显、密供养法相混合，又突出防盗、防破坏功能的葬制设计与密宗曼荼罗用来修行秘密法门的宗旨可以说是大异其趣，四枚佛指舍利的安放布局与密宗曼荼罗法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一枚真身与三枚影骨的解读：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共出土四枚佛指舍利，一枚真身三影骨。据前引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洎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贝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影骨”乃武宗毁佛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了保全真身舍利而量身制作的替身舍利。地宫出土佛指舍利之所以会有一真三影共四枚之多，则是懿宗、僖宗朝迎送佛骨时充分利用历代先帝所遗舍利宝函棺椁进行组合，并根据地宫三室格局，精心安排的结果。
根据地宫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依出土先后编为特1-4号），三枚影骨（特1、特2、特4）分别安奉于地宫后室八重宝函、中室汉白玉灵帐、前室阿育王塔之内，一枚真身（特3）独立安奉于地宫之外的秘龛，以五重宝函藏之。但安奉四枚舍利的四组宝函、塔、帐之中，据地宫同出之《衣物账》，只有后室安奉特1号影骨的八重宝函组合（含七函、一金塔）系懿宗敬献，前室安奉特4号影骨的阿育王塔组合（含一汉白玉阿育王塔、一鎏金铜浮图、一银棺，鎏金铜浮图因体量较大，拆分放置于塔内）与中室安奉特2号影骨的白石灵帐组合（含一白石灵帐、一铁函、一银棺）均未著录于《衣物账》，显然是地宫原有的祖上先帝迎奉佛指时遗留之物。而安奉特3号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组合（含铁函一、银函一、檀香木银包角函一、水晶椁子一、玉棺一）中，银函系咸通十二年比丘智英为皇帝敬造，檀香木银包角函与玉棺系僖宗敬献；铁函、水晶椁子在《衣物账》中记载为“重真寺将到物”，说明它们属于地宫原有之物，系祖上先帝专为盛置真身所制，此次懿宗迎佛骨仍用来安奉真身，将其迎至长安又送回法门寺地宫。显而易见，懿宗、僖宗安奉特3号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组合与安奉三枚影骨舍利的组合，在配置上都具有新旧结合，即将历代先帝所献旧宝函、棺椁、塔、帐与当朝皇帝所制新宝函混用结合的特征。
在安奉四枚佛指舍利的四组宝函组合中，以第4号影骨舍利的组合最为勉强，由于鎏金铜浮图体量庞大，如果组装完整，根本不能容纳到汉白玉阿育王塔中，当时放置时只得进行拆分：基座太大，被单独放置于汉白玉阿育王塔盖之上；内置鎏金银棺的铜浮图塔身与其它部件分别用丝绸包裹之后置于汉白玉塔内。
地宫中，还有三件空置的舍利宝函：即开元廿九年石函与晚唐著名密教大阿阇梨“遍觉大师”智慧轮敬造的金函、银函。这三件舍利宝函，显然是因为无法进行组合利用而显得多余，如石函为长方体，形制特异；金函、银函，非皇家之物。但毕竟曾经安放过佛指舍利，其供养价值仍然值得珍视。
这样充分利用历代先帝所遗舍利宝函棺椁进行组合，并根据地宫三室格局形成的一真身三影骨共四枚舍利的供养布局，既表达出懿、僖二帝继承历代先帝对佛祖一脉相承的虔诚，又充分利用地宫空间，精心安排，妥善地解决了舍利供养与舍利的安全性问题，可谓匠心独运。
关于法门寺出土一枚真身与三枚影骨，曾有学者认为，“真身宝塔地宫除一枚灵骨外，应有六枚影骨。制作影骨始于高宗、武则天，中宗仿母，其后延之，发掘时只见到三枚影骨，即懿宗盛放于八重宝函之影骨，中宗盛放于白石灵帐之影骨，肃宗盛放于阿育王塔之影骨。而高宗、武后盛放于九重宝函之影骨，及德宗、宪宗所为之影骨或毁于武宗灭佛之时，也可能有秘藏于别处者，不得而知。” 这种说法的依据有三，一根据地宫出土《志文碑》所载武宗毁佛“碎殄影骨”，断定佛骨舍利不止四枚，二是设定武宗毁佛时必定知道佛指舍利有真身与影骨之分，武宗毁佛时，执行使命者至少应砸碎二骨以代灵骨和影骨才算完成使命；三是唐代迎佛骨有六次，六迎佛骨应有六枚影骨。此三条依据，其一属于误读，因为“碎殄影骨”并不能说明影骨的数量；其二，碑文明确记载有“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影骨产生于会昌法难中，此前从没有出现过“影骨”之说。没有依据证明武宗毁佛之前就有真身和影骨的分别，也没有依据证明武宗知道有影骨的存在；其三，唐代迎佛骨不止六次，六迎佛骨六枚影骨不能成立，也没有依据。
又有学者牵强附会用 “两部（金胎）四大曼荼罗说”解释地宫四枚佛指舍利的分布，认为“地宫一道四室通彻全坛，体现金胎两界大日如来中道一实，四室四舍利表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地宫按金胎两部曼荼罗配置：前室阿育王塔第四枚舍利 位胎藏界东方宝幢如来位 位金刚界南方宝生佛位—影骨；中室白玉灵账第二枚舍利 位胎藏界南方开敷华王佛位 位金刚界东方阿閦佛位—影骨；后室八重宝函第一枚舍利 位胎藏界北方天鼓雷音佛位 位金刚界西方阿弥陀佛位—影骨；密室五重宝函第三枚舍利 位胎藏界西方无量寿佛位 位金刚界北方不空成就佛位—灵骨” 。 吕建福先生已经从密教理论上指出其错误，“用12世纪以后日本真言宗理论解释唐代密教和法门寺地宫的密教内容，其方法、其观点必定是错误的。” 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安奉真身的秘龛与安奉影骨的地宫三室，在功能设计上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硬生生地将地宫三室安奉的影骨舍利与秘龛中安奉的真身舍利纳入同一个系统，有违咸通十五年地宫设计者保护佛指真身舍利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