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书·西域传》中为何不载佛教问题的思考
摘要：西域自古就是佛教佛学的传播重地[1]，但佛教是何时又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传向西域的这一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也无能为力，我们想要了解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办法还是要借助于古代典籍。正史中《史记》由于年代久远且当时限于时代及生产力的局限造成了对西域各个方面记述的有限性，当然就更无从考证有关其佛教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班固的《汉书》，但此时我们大致已经得知这时的西域已早有佛教的存在与流布，但为何《汉书·西域传》中却仍不载其内容？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在这我想谈谈对于这个问题的浅见。
关键词：传入方式；传入时间；班固
一、前些日子读了一些关于西域关于龟兹文化方面的书籍，由此我注意到当时的西域不仅是中西方文化传播的桥梁，它还是佛教佛学的传播重地
1. 佛教的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他于公元前六世纪创立了现属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从此佛教在一代代僧侣的传播下在本土不断地发扬光大。一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印度的佛教开始向外成放射状传播。到了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普及了印度全境，而且西到地中海东岸，北到克什米尔，南到斯里兰卡及东南亚，都遍布其身影和有其影响。此后，以克什米尔为中心，继续向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和葱岭以东的中国西域和中原地区传播。这条传播路线被称为“北传佛教路线”，这条路线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的陆路传播方式及路线。（在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既是对于佛教的传播路线方式问题一直还存有三种学说[2]，两种主要争论，即以汤用彤先生，余太山先生为代表的陆路传播说和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海路传播说两种。在此我采取一种主流的观点既是陆路传播说）。
2.当我们解决了传播方式这一问题之后就要来考虑其佛教是何时由西传入西域地区的，（当然了，我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狭义意义上的西域，即玉门关至葱岭间的西域，更确切的说它仅指塔里木盆地诸国地域）。佛教由克什米尔地区向东越过葱岭，于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前一世纪传入西域于阗地区，于阗是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站[3]。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问题，有资可寻，已有定论，在这就不做详论了。
3.由于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问题和传入西域的方式问题前人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证，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更可知晓当班固在公元92年去世之时仍未有完成其鸿篇巨著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域诸国已经早就开始接受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及其思想了。但遗憾的是这一对比的产生并非是由《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内容给我们提供的，而是诸多考古发掘和其他文献资料告诉我们的。
二、为什么《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西域史实的的过程中会遗漏在当时已占西域政治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佛教文化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论述
1. 虽然《汉书·西域传》中都有关于西域诸国的简要记载（有其是塔里木盆地诸国的记载），但却都没有关于佛教的记述。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班固似为有意回避或忽略了这些国家的存在。对于这种情况，已有学者给予评说，余太山先生指出：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记述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西域或西城诸国本身。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这就决定了“西域传”的性质；“西域传”编者以专制主义政教礼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资料的裁剪、取舍，诸传体例雷同、概念因袭、内容重复也就在所难免。在《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中，葱岭以东诸国所占篇幅超过了葱岭以西诸国。成为记载葱岭以东地区情况最详细的两篇传记。这是因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唯独两汉真正统治过西域（主要是葱岭以东）。但是，细读有关文字。不难发现涉及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本身的内容少的可怜，大量的篇幅用于叙述这些绿洲国家和两汉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且多涉及与匈奴的斗争。因此，即使说这些绿洲国家本身不是“西域传”编者的主要兴趣之所在亦不为过[4]。
2.说到当时统治阶级的主要兴趣之所在我想还在于其封建的阶级性，何谓“封建”？其意本就是分邦建国。这也绝对是符合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的，他们诉求的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地主阶级的诉求，天子就是最大的地主，当然了，不断地开疆辟土，不断地和外部发生战争争抢地盘，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才是当时统治阶层所最为看重的，当时汉王朝的最大对手依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这时的西域又是这两方始终视为是自己势力范围的主要争夺区域，所以说东汉政府此时的关注点绝对就是如何继续巩固其在西域的影响，扩大其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和如何对抗匈奴的侵扰，而不会用过多的精力和投入过多的物质与人力来关注当时西域的其它文化，纵使这种文化会对不久之后的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3.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之外，我想《汉书》的作者班固的思想取向对其记录的内容及方向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出身于世代显贵的富豪家庭，其父班彪，为当时著名儒学大师。班固继承班家儒学传统，将儒学观念贯穿于他的史学著作中。班固曾批评司马迁《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蔽也[5]。” 这充分表现出班固传统史学的顽固立场。对班固的批评，历来学者多有微词，宋代沈括说“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论甚不慊[6]。” 建初四年（公元79）汉章帝在白虎观召开一次儒家代表人物讲论五经异同的会议，汉章帝亲临会议裁决以成定论。班固奉帝命，将会议内容整理编成《白虎通义》一书。此书完整、系统地将儒学推向更高的理论化。代表了当时封建帝王的“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必然大量地反映在《汉书》里。显然，班固是站在汉朝儒家思想立场上看待“戎地戎族”的，他对待儒家传统以外的其他宗教和异域意识形态，采取轻贬态度或不是“主要兴趣之所在”，就不足为奇了。
4.以当时社会普遍低下的生产力来说，国家以及当时统治者的主要精力和政治诉求就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防止镇压内部人民起义，至多兼顾一下经济农业生产，天下大事要叙论记录的何止千万，作者的记述一定是符合天子符合统治阶级的记述，当然了，在记述西域诸多史实的时候也不会例外。像那些西域诸多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小国在中央王朝的眼中只是巩固自己在西域的统治的工具，对于在中原统治者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来说这种外传的，当时在中原还没有太大影响力的佛教文化也许根本就不屑一顾，更别说是这些西域小国的文化了。
以上就是对《汉书·西域传》 中为何不载佛教问题的一点思考和想法，当然了，其也有很多前人为我做出的铺垫。我想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定离不开对当时中原和西域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点系统的全面研究与探索，但鉴于时间精力和自身水平问题也只能写出以上几点看法。
注释：
[1]此指狭义的西域（玉门关至葱岭之间）。
[2]见聂静洁：《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评述》 。
[3]见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103。
[4]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绪说》，中华书局2003年，页1-2。
[5]《汉书·司马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页255。
[6]《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岳麓书社，2002年，页213。
（作者简介：史 坤（ 1986.9-），男 ，汉族，新疆阿克苏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2011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