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年代，守护公共利益
转型年代，我们面临的是日益多元的复杂社会。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直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减少，反而日益暴露出官场贪腐、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发生在拉美世界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将在中国重演？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党和国家的民生政治。通过持续高压反腐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生活环境改善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从而带领人民走向“中国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维稳的身影。被强征土地的农民、被侵犯权益的工人、被迫走向维权的业主等人群走向集体利益诉求，而这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很容易遭遇维稳逻辑的压制。从而民生—维稳成为这个时代主旋律的一体两面，刚性稳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我们怎么办？
这个时代不是小时代，而是社会结构剧烈转型与变革的大时代，我们置身其中，何其幸运。多元时代，需要正视利益的多元、社会群体的分化与利益诉求的社群化。多元时代，首先带来的是政治学家邹谠所称的“总体性危机”，也就是政治权力渗透各个领域、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30多年，确立了市场经济的重要地位，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表述的，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未来30年，我们认为，将是一个社会重建的30年，从而壮大社会，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格局。诚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前提就是一个“强国家—强市场—强社会”的出现。
反观当前，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格局亟待重塑，这一格局重塑的路径只能是通过市场和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来实现。从市场角度而言，我们践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政治改革有待深化，这一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政企不分的权贵结盟，当前反腐即源于此因。从社会角度而言，社会的自主力量正在出现和成长，但这一力量的壮大很可能遭遇总体性权力的压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回潮。但当我们将目光放置在更长远的历史河流中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社会趋势是明晰而乐观的。乐观的理由并非来自顶层设计或某种“信号”，而是当我们目光向下，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大写的“公民”。公民，而非臣民或暴民，将成为推动这个时代持续转型的原动力。公民，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但因其对公共利益的持续关注，因其理性温和的建设性行动，使我们对这个转型时代的前景仍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