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的新闻调查范式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媒体虽然在政治权势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艰难前行，但随着中国社会依法治国理念的践行和新闻理念的与国际社会接轨，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还是有所拓展。其中一些市场化的媒体功不可没，它们可以被称为时代的引领者。这些市场化媒体对大陆社会在转型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及时发声，以客观、理性、真实、中立的报道揭露社会问题，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从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概念“舆论监督”发展到了今天笔者所谓的“媒体驱动型公民参与（media-driven public parlicipation）”。
《凤凰周刊》就是上述市场化媒体中重要的一支。但是它又有别于其他市场化媒体，就在于它是作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一份新闻杂志诞生的。作为这样一份特殊的杂志，自然它的办刊理念、新闻价值观也会与众不同。正如杂志的发刊词所说：“努力践行不党、不派、不私、不卖、不盲的新闻立场，期望杂志的每一页文字，都能向社会和民众传达出我们对自由、民主、法制、公正的信仰。”
媒体的舆论监督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媒体通过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是如何运用，并使权力运作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监督形式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第二种就是调查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有所升华。
对于一份杂志来说，天然优势就是有大量的版面空间做调查性报道。可以这么说，衡量新闻杂志办得是否有水准、是否有品位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其间的调查性报道做的怎么样。《凤凰周刊》秉持了自己特有的专业价值理念，十年来做了大量的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正因为这些报道，才使之走在了市场化媒体的前列。下面笔者就对《凤凰周刊》十年来的调查性报道做一评点和分析。
口号，而是要用血淋淋的事实客观、公正地去表达报道者的价值观。叙述新闻事实，要以有血有肉的人为主体，要时刻关注人的苦难。大陆著名的调查性记者王克勤先生就说过一句话：“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立志于做调查性记者的人深思。在《凤凰周刊》的调查性报道中，新闻事实的主角常常是一些孤儿、精神病人、艾滋病人、移民。关注他们的生活，体现了新闻记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和新闻记者的责任担当。这些弱势群体生活充满艰辛，遇到困难时无处诉说，理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当然，并不是说新闻媒体以人为本，关注苦难，就一定以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其实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苦难，都会遇到坎坷和荆棘。从过去十年所做的报道中看，《凤凰周刊》关注的人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人以外，还有许多政界、商界人士。例如《许宗衡与师东兵的官场江湖》、《何频与他的“禁书”帝国》、《王炳章间谍案真相》等。
再进一步说，关注个体人的命运、关注人的苦难，就是关注当下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凡是能够在市场上立足的市场化媒体，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报道手法，对社会上发生的关乎公平正义的事件发表媒体的立场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媒体以人为本、关注苦难，就是要求媒体关注公共话题，要有一定的公共性。就这点而言，《凤凰周刊》在十年内在大陆为什么能够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它关注的是公共性的话题，代表的是公平正义的理念。
触碰焦点，破除禁忌
由于在政治体制上的滞后，大陆的新闻媒体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常常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例如民族、宗教、军事、外交、言论自由等问题。
由于《凤凰周刊》有其独特的地方就是，连接香港与内地，在许多大陆媒体被认为是敏感性话题上，它能够提供一些新颖、翔实的报道。例如《泛突厥主义阴影下的新疆》、《中央政府与达赖第七次重启对话》、《新疆首富热比娅涉东突事件揭秘》、《海外中文网站生存状况调查》、《海外“反动网站”名单调查》。
《凤凰周刊》在一些被认为是敏感性话题上比其他媒体稍微走得远一些，主要是因为独特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它的总部在香港，香港的政治体制不同于内地，它完全可以按照香港的那一套新闻运作体制来从事新闻报道，这就是《凤凰周刊》所具有的体制性优势。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凤凰周刊》是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办，在资本上不依赖于也不依附于任何党团社群组织，不依赖任何商家企业，完全由独立股份资本运营的媒体。这样就可以摆脱资本的管控，为《凤凰周刊》提供了一个经营上的优势。
国际视野，本土关怀
随着中国日益向国际社会开放，国外的许多华人、华侨以及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都需要国内的媒体发出真实的声音。通过媒体的报道，他们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具有国际视野，向国际社会提供专业、独立、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是新闻媒体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
在这个方面，《凤凰周刊》已远远走在其他媒体的前列。《凤凰周刊》的口号是“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正是因为心目中秉持这种口号，《凤凰周刊》10年来所做的报道都很大气磅礴，不流于俗套。这尤其表现在它的选题上的独特性。
国内其他的新闻杂志，有的也做得相当的不错，但是它们对于选题的聚焦大多集中在国内政经、民生类的素材方面。类似《二十六家跨国公司中国行贿内幕》、《香港：华语“禁书”之都》、《港商王文金13年维权记》、《港商内地投资困境报告》、《美国多维新闻网被收购内幕》、《海外中文网站生存状况调查》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报道不多。
即使是那些涉及内地民生类的报道，读起来也会觉得选题重大，不仅是国人要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全世界人民也会瞩目。例如《湖北湖南艾滋病村调查》、《大陆千所精神病院调查》、《“蚁力神”梦魇》、《中国自来水管理落后30年》、《三峡移民背后的官民冲突》、《一个家族的50年移民史》、《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挑战东北新官场》。
批判现实，反思社会
事实是新闻的根基，成功的调查性报道除了要基于核心事实和平衡性信息说话，而且要求新闻记者用批判性的视角去选择和重组事实。一个新闻事件可以写成歌功颂德类的报道，也可以写成监督批判类的报道，其中的道理就是新闻记者在筛选事实的价值观不同。回顾以往的新闻调查，都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批判。
马克思主张“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新闻的力量就在于指出社会的流弊，所以批判性思维是新闻记者必备的素质之一。综观《凤凰周刊》十年来的调查报道，正是贯彻这样的理念。《凤凰周刊》无论是报道国际的题材还是报道国内的题材，都是如此。从以往的新闻报道的标题中就可以领会批判性思维的存在，如：《山西富豪的隐秘世界》、《自来水安全标准质疑》、《南水北调工程推迟内幕》、《大陆卖肾黑市》、《“放射性污染”逼近包头》、《煤老板搅动政治与利益暗战》、《中国打黑制度检讨》、《大陆涉黑第一案幕后》、《内地删帖黑市》。
有的人会说，新闻是要求客观、公正的，如果新闻记者一味地用批判性的视角去报道新闻，可能新闻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新闻是否客观与记者批判性思维是无关的。美国是新闻业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美国一流的新闻记者都带有批判性思维，但是他们报道出来的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并没有受到美国人的质疑，相反，新闻学的“客观性”概念还是从美国诞生的。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要做好专业的调查性报道，批判性思维是一个记者必备的新闻技艺之一。如果一家新闻媒体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样离不开对社会现实永远做出批判的媒体价值观。调查性报道真正的传播效果就是靠对事实的挖掘对受众的心灵产生震撼。我想，《凤凰周刊》在十年之内能够跻身于华语新闻界，靠的力量之一就是媒体的批判性立场。
以上从六个方面对《凤凰周刊》十年来的调查性报道给予评点和分析。新闻学界和业界对于好新闻的标准所持的观点不一。我认为好新闻的标准是：在纷纭世事中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揭示事实真相，揭露谎言谬论。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眾。在此过程中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尽管东西方意识形态上大有差距，只要我们努力，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在目前大陆的舆论环境下，我们还是能够实现。调查性报道虽然有一定难度，在互联网等媒体技术条件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对调查性报道的前景抱有一定的信心。对于《凤凰周刊》等一批新闻杂志来说，只要我们抛开传统的新闻宣传的模式，清醒冷静地观察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发挥媒体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责任担当，我们就能够在众多市场化媒体中脱颖而出。
况且，《凤凰周刊》从新世纪创刊以来，所坚持的报道宗旨、价值理念就一直走在众多媒体的前列。从《凤凰周刊》在内地的十年发展来看，可以说是始终在恪守自己的办刊宗旨。杂志始终以深度报道见长，尤其是调查性报道。总结以往的办刊经验，在调查性报道上多做文章，多做出几篇像2003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我相信，《凤凰周刊》就会逐步向西方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靠拢，因为《凤凰周刊》本身的起点就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