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民族文学的拓荒者
刘 迁
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大学,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979年起参与筹建呼伦贝尔盟文联及《骏马》文学期刊,曾任主编。著有小说集《一支古老的情歌》、评论集《一曲穹庐本天然》(与刘雅民先生合著)、评论集《置身绿色高原》、长篇纪实《天秤》,重要编著有《二十世纪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小说集粹》。此外还有小说、散文、评论、诗词作品等散篇。曾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期刊工作者,作品曾获一些文学奖。
冯国仁先生六卷本“文集”的出版,是呼伦贝尔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冯老在解放后建国前即参加革命并开始文学写作(其中还包括新闻和文艺方面)。他在参加土改中,为了宣传的需要,编了大量宣传表演材料,这些素材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最初内容,其作品先后发表在建国前的《东北文艺》、《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文艺》上。他是我们呼伦贝尔地区最早走上社会主义文学道路的作家,曾经在全区和全国有着相当的影响。广义地讲,冯老实际上是新中国的达斡尔族文学写作的第一人。所以《冯国仁文集》的出版,对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无疑是有着极大价值的。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从土改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边疆地区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萌生、发展、变化,曲折成长和成熟的轨迹。当然,“文集”的出版,对冯老自己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更是一次重要的总结。
在2009年,《中华诗词》第10期发表了冯老《纳文湖风情录》一组词作:《木兰花慢·忆听美人弹弹木库连琴》《金缕曲·由旗袍联想到鲁日格勒舞》《六州歌头·高车的追思》。木库连、鲁日格勒舞和高车也即勒勒车,这些都是达斡尔族文化遗产的标志性代表。冯国仁先生如此集中地以诗词这一传统文学样式描写达斡尔人生活,的确引起了震动。诗词这种体裁在呼伦贝尔扎下根,它就应以这里的众多民族生活为对象。对于诗词这种体裁而言,边疆众多民族生活的进入,无疑充实了它的描写内容,拓展了它的情感空间。另一方面,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冯老对达斡尔人生活的梦魂萦绕的情怀。我们通过他早期的小说,就可以明确地发现,六十年前他开始小说创作时就是以达斡尔族生产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达斡尔的鹰》和《宝海入山》等1950年左右发表于内蒙古的《草原》杂志,这些作品是最早讲述达斡尔人新生活的小说。质言之,这是达斡尔族新生活在文学领域的最早出现。通过冯老的短篇小说集,映照《纳文湖风情录》看,他的达斡尔族情怀数十年始终如一,直至耄耋之年。以现有的资料佐证,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界,把达斡尔族人物艺术形象带进文学殿堂的冯国仁先生是第一人;从广义的达斡尔族文学而言,冯国仁先生是最早的前行者,是这块神圣园圃的第一位拓荒人。六十余年的不懈创作历程和成果,证明冯国仁先生在内蒙古文学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冯老最可贵的艺术品格之一,就是他为塑造达斡尔人的艺术形象而终生不渝。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达斡尔的鹰》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篇小说《曲仙》《白马金鞍的故事》,再到长篇小说《遥远的车帮》,更有近年诗词作品如《木兰花慢·忆听美人弹弹木库连琴》等,他执着地探索和开掘着达斡尔族的英雄生活和他们经历苦难后的思索,探索和开掘着达斡尔族人民的勤劳善良和不懈创造,以及对幸福的向往与诗意追求;探索和开掘着达斡尔族人民富于诗意的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他是追求民族文学理想的寻梦者,痴心不改的追梦者,激情的捕梦者。
冯国仁先生原居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他少年生活求学在那块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矿藏丰厚的地方,青年时期在那里参加革命,一度当过老师,长时期在党政部门工作,最终成为党的宣传文化的领导。冯老正是在做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时,发现了达斡尔族人民富于积极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达斡尔的鹰》等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诞生的。他重在写达斡尔族,又不局限一个民族,而是以那里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观察对象的。他在《内蒙古日报》发表的早期作品如《铲趟机的故事》,就引起了自治区上层领导的关注,还获得了五万元的奖金(旧币),成为一时佳话。他本人也由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时没有专业创作,他是在政务之余从事写作。冯老是呼伦贝尔最早出现的作家。冯老熟悉达斡尔人,熟悉那里的生活,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风俗民情,那里的文化遗存,甚至是达斡尔的语言。这是写作者最可宝贵的积淀。
冯国仁先生正是基于他对达斡尔族文学的钟情,才使他对反映呼伦贝尔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有着不一般的关注,对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本土作家的出现充满迫切的期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内蒙古的一次会议上,他与宣传文艺界领导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讲搞了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没有一位文学代表人物,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明确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有时代意义的命题。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少”民族文学兴旺局面,那次谈话就是改变的起点。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局意识,没有对亲历历史经验的反省精神,没有前瞻性的政治自觉,是提不出这个命题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冯老艺术品格的另一种表现,即他不仅自己创作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作品,而且把更多更大的精力投放在发现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等民族文学人才上来,并创造条件培养他们,以期在文学创作界成为一支有生气的力量。我在他的领导下,上世纪后二十多年就是为实现这一构想而努力工作着的。
在自治区和呼伦贝尔盟党委以及主要领导人的赞同与大力支持下,在他的倡导与智慧的努力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愿望,终于成为现实。首先是1979年文联成立了,1980年刊物办起来了;汉文文学期刊以发现和培养“三少”民族文学人才为己任,与内蒙古有关单位联手举办有利于“三少”民族文学人才成长的学习班、讲座等活动。冯老既是这些原则、宗旨的制定者,又是一位勤恳的实际工作者。他曾陪同《草原》杂志副主编邓青先生,亲身到各旗以及乡镇去寻找“三少”民族文学人才。他们就是在火车上第一次听到阿凤这个名字的,知道她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了他们这种真诚的寻找,才有了1980年首次“三少”民族文学培训班;正是此次的学习班,发现了“三阿”,即阿凤(达斡尔族,女)、阿黛秀(鄂伦春族,女)、阿军(达斡尔族)。他还尽了一切可能,为已经崭露头角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创造条件,送他去北京参加文学讲习班深造。1980年,“三少”民族文学开始了历史性的起步。紧接着,1981年、1982年和1983年,乌热尔图在全国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把“三少”民族文学的美好前景真实地展现到了我们面前。乌热尔图连续获奖,极大地推动了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并引领其健康迅猛地向前发展。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三少”民族文学创作活跃且极富生气,新人不断涌现,更有多人多次在全国性和全区性评奖中获奖。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以乌热尔图为代表的以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作家为骨干的创作队伍已经形成。这是冯国仁先生用心血浇灌的鲜花,换句话说,也是他文学之梦的另一种追求的体现。冯国仁同志作为党的基层文学工作领导者,在“三少”民族文学事业上的贡献,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冯老又一可贵的艺术品格就是善于见人之长,敢于用人,创造条件发展民族歌剧的创作和表演。这是冯老对呼伦贝尔文学艺术事业又一重要贡献。呼伦贝尔曾经以歌剧《鄂伦春新歌》(郭纯编剧)轰动一时,在全区文艺界享有很好的声誉。“文革”期间,文化事业受到极大摧残,队伍走了、散了,作品被批了。冯国仁同志在文艺还处于低谷时,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说服领导,以组织创作和演出大型民族歌剧《草原红鹰》,重组了呼伦贝尔一支重要的文艺骨干队伍。《草原红鹰》是一部以天津下乡知青张勇的故事为原型而创作和演出的一部民族歌剧。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草原红鹰》是呼伦贝尔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成功歌剧。作为当时呼伦贝尔歌舞团的主要领导者和编剧之一的参与者,冯国仁先生选择民族歌剧这一艺术形式,特别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既富于政治智慧,又有重振民族歌剧艺术的远见卓识。冯国仁先生以该剧为追求,团结了以本地为主包括黑龙江省省直在内的一大批剧作家、作曲家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他引领这一批富于创作激情的人深入基层,访问各地的知青,并把一些有文艺才能的知青领进文艺大军内。这部歌剧的创作和演出,锻炼了人才,把歌剧引进了呼伦贝尔人的精神世界;同时,这部歌剧又把呼伦贝尔的影响,带往四面八方。《草原红鹰》积累的许多艺术素材仍然活着。冯国仁先生的艺术思想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然执着而没有褪色,他走的是民族文化的道路,坚持的是深入基层深入民众,向人民学习。他为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切实工作而不事张扬,更不计名利。
在冯老“文集”出版之时,我提起这一个话题,是为了不要遗忘他在文化低谷时的特殊贡献。我们不应忘记,《草原红鹰》是呼伦贝尔一张重要名片。
上个世纪最后十余年,是冯国仁先生小说创作的大丰收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开始回归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历史挫折不仅使他痛失了创作的宝贵年华,更让他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遭遇灭顶之灾。但冯老不因自己年事已高而稍让后来者,他似乎要把长时间压抑着的激情喷发出来。他一方面规划并组织全市的文学事业,另一方面又争分夺秒地进行创作,可以说是不舍昼夜;短篇、中篇、长篇同时运筹,齐头并进。他的才华和勤奋,使他的艺术愿望都一一获得了理想的收获。如中篇小说《白马金鞍的故事》《人心 狼心 狗心》《曲仙》等,长篇小说有《草原上有座小屋》《遥远的车帮》,后者还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我们特别要看到,《遥远的车帮》是迄今唯一的一部表现达斡尔族的长篇小说。这两部长篇小说共同点是,关注现实,思考现实,颂扬民族大爱,爱国家,爱人民,爱草原。《草原上有座小屋》在那个时代呼应着重新认识知识分子价值,但它更呼吁改变传统牧业的生产方式,提倡科学种草;这是对现实的反思,是作家理想的呼唤。《遥远的车帮》在《草原上有座小屋》之后问世,它还是作家追求叙述方法改变的一种成功尝试,这就是所谓的“通俗”叙述。我们不必纠缠于严肃与通俗这两个概念,我以为这是书面写作走向大众读者的好变化,值得肯定。
这些作品很清楚地表明冯国仁先生的小说创作随着时代的前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经历和阅历的积累,对革命事业的曲折和人生坎坷的认知就更具真性善性美性,心胸更加宽阔,艺术眼界更宽广,所以从这些作品的内容看,包涵着过去式,也有现在式,同时还有寄于理想的未来式;艺术手法也就更加多样化了,除了细节的真实,也更具想象更多夸张,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意识流。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前进已经把文学创作的私利色彩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不再有忐忑不安的心理了,可以公开地大大方方地写作了。思想解放,为他的文学创作大长志气,大增勇气。这些变化更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这种以人为本的艺术思维,就是顺其自然,让人物以自己的意识与行为方式行动。对历史反思的一篇篇难得的好作品,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冯国仁先生的艺术思维有了深刻的变化。他那十余年的收获大超过此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我们现在可清晰地看到在那个历史时段里,小说创作的自觉开始实质性回归。冯国仁先生坚持民族文学理想,其收获就特别令人欣慰。在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鹰梦》和《捕梦网》。有人曾评价前者说,冯老文学之心不老!此说极为恰当。以耄耋之年,写出如此青春而激情的作品,真正是文学“心不老”,文学激情之火熊熊燃烧。显然,这两部作品与冯老过去的作品相比,是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的思维进入了人物的心灵之中。我将之概括为心灵写作。近来我在阅读时下一些作品时,体认到小说写作最重要之处,就在于发现人物的心灵,进入人物的心灵,理解人物的心灵,进而要顺其自然,不加扭曲,使它强烈地展现出来。面对对历史的敷衍,面对对名著的解构,面对快餐式的媚俗,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缺少的正是心灵的发现、心灵的认知和对人物心灵的尊重。有了真实的心灵才有真正自由的写作,才有真正有创意的好作品。这种创作变化,实际上在上世纪后期的不少作品中就已经出现,只是我们总是习惯以传统的理论模式来解读,未能对之投入更多的关注并认真加以研究。冯老的这两部作品就是属于有创意的作品。它不仅以达斡尔人的特殊风俗为艺术思维的载体,更由这类看似平常的风俗进入到了达斡尔人的深层精神世界里。我愿说出久久的感动,我以为,《鹰梦》就是达斡尔人版的《牡丹亭·惊梦》,《捕梦网》则是达斡尔人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部小说虽短,是冯国仁先生独有的艺术花圃中迎着新世纪阳光绽放的最娇艳的红玫瑰!
在上个世纪的后期,他与数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发起一个诗社,开始探索近体诗的写作,呼应全国性的国学复兴的文化潮流。几年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终使呼伦贝尔的近体诗创作获得了初步的繁荣,成立了市诗词协会,从而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并成为全国诗词复兴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冯国仁先生是呼伦贝尔诗词界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
近体诗在新的历史时期恢复了名誉之后,正以复兴姿态迅猛发展,成就显著。就其所写内容而论,当然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和情感成为其主导;但也不可否认,正因为其传统性,难免不把旧时代士大夫孤芳自赏和种种哀怨带进其中。冯老年轻和不太年轻时,曾经是新诗的钟情者,发表过一大批作品。可惜的是在整理他的文集时,已经很难收集到了。他的一些作品只能存在他自己和少数读者的记忆中了,有的能想起,如建国前在《东北文艺》上发表的一首名为《马头琴奏起来》,曾经还引起一时的争论;有的则不能再忆起了。他对那些描写达斡尔生活的作品尤为怀念。他的此种情愫得以重现,就是将多姿多彩的众多民族生活纳入他的近体诗和词的创作中。这是他一贯的艺术情结。
在新时期诗词创作中,呼伦贝尔的锦山秀水以及富于魅力的风俗,大都凝聚于诗词作家们的笔下。冯国仁先生是最早地把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引入诗词作品的,他不仅是大力倡导者,而且率先垂范,应该说冯老是实践这一文学愿景的成功者。这一点已经引起了诗词界组织者和名家的关注。我们本地众多新老诗人,都是以呼伦贝尔为抒写对象的,毫无疑问,当地众多民族生活就应该成为诗词一个重要的内容。进一步观察就不难发现,我们内蒙古的诗词作家以我区众多民族生活为诗词创作内容是较为普遍的。国内许多诗词作家,也有不少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生活钟情有加,作品频频见诸诗词刊物。但是,在比较中,可发现冯老这方面的作品更真、更多、更感人。要有精品问世,冯老的经验值得借鉴。
他的成功,用王国维先生的理论来看,叫有“真景物”,方有“真感情”。达斡尔族漂亮妇人面对西窗而坐,梳理整妆后,吹起口弦琴来:“听云雀啭,送高天妙语噬魂灵。玉指轻挑急拨,鼓张生命征蓬。”这种意境不是诗人能依靠采访得到的,更不是你能任想像而得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作家曾经亲历过的场景,并曾为之而倾倒。这是生活的积淀,既有真实生活为依据,又饱含着诗人的无限遐想和对达斡尔人生活的诗性的“鼓张”。现在有很多写作者热衷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其好心不容否定,但因没有能“入”于其中,所以其猎奇痕迹确实很难全部掩得干净。心中没有真景物为依据,也就是说你缺少这种生活的积淀,你只能是“立”于其外而不是“出”于其外,因之很难谈到“境界”二字,你的情感自然就难以涌现出“真”来。我们读到许多作品,大都有此令人扼腕之痛。新时期近体诗的复兴繁荣,五十六个民族的生活和情感,是应该而且必须引入其中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探索,不要很久,就一定会有更动人的佳作问世。
把多民族诗意生活纳入诗词创作之中,冯国仁先生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既是探索,就允许成功,也允许进一步完善之。
冯国仁先生是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位忠诚的基层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一位勇于实践的勤奋作家。他对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怀有无比的亲情,倾心于各民族纯朴而又富有诗性的心灵。他坚定的政治理想与他的创造性工作早已在现实中融为一体,成为他生命的根本方式。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完整地准确地认识他对呼伦贝尔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诸多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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