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小说中土家女性形象
摘 要：叶梅在她的小说中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而在这些人物形象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那些巴山楚水间的女性。纵观这些女性，她们美丽、温柔但又敢爱敢恨，具坚韧、温柔、刚强于一体，且深受土家族文化的熏陶。因时代、环境、命运的影响，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山鬼”似的精灵、旧式的土家女、命运自觉的新女性。通过对她们心理、感情的开掘以及生存状态、命运变迁的反思，表现土家族女性由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自觉发展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叶梅 女性形象
叶梅，作为一个民族意识鲜明的写作者，她的小说以自己的故乡湖北恩施地区土家族人们生活为题材，着重展示在历史和现实的变革中土家族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在她的笔下有许多些关于土家族的浪漫传奇，有许多柔媚多情的水样女子。叶梅对这些土家女儿怀着深切的同情和关爱，她注视着她们，描写着她们，讲述着她们的故事。叶梅从女性作家的视角，致力于挖掘和展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空间里沉浮和跌宕于命运之流的普通土家族女性的心理、情感和命运，描述她们在面对性别、宗教、传统文化时被压迫、束缚的种种不堪遭遇，以及女性自我挣脱的努力，显示出不同时代不断挣扎的土家族女性的个性和灵魂，着力于对她们的生存状态、命运变迁进行反思，表现土家族女性由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自觉发展过程。
一、“山鬼”似的精灵
“若有人兮山之阿。”屈原《九歌》中的山鬼，传说是一位山林中的神女，她美丽、率真、痴情，经历艰难与情人相会，然而情人未至，在风雨交加、猿齐鸣中，山鬼倍感伤心、哀怨。
深受巴楚文化影响的叶梅在小说中也塑造了一群这样来自大山的精灵，她们是巴楚文化中美丽神秘的存在，营造了诗意神秘的凄楚氛围。在《最后的土司》中，哑女伍娘一出场便在舍巴日的祭祀中飞旋起舞，玄妙又雄奇。她“双目炯炯，额头一片灿烂血红，像是涂抹的牛血，黑衣裤上有宽大的红边，似飘动的团团火焰。女子围着仆地的黄牛飞腾跳跃，将火焰撒遍了全场，鼓声中明显混合着人的急促呼吸如燃烧的干柴，一片噼噼啪啪作响。火的精灵仍在弯曲、飞旋，煽动着绿得发黑的山、绿得发白的水都燃烧起来，同太阳融为一体”。《青云衣》中的妲儿也是这样好似从天而降的精灵。她开始以女扮男装出场，被向怀田误认为是“后生子”。当向怀田一无所有时，妲儿显示出女儿身份，要与向怀田一起过日子。“好似做梦，那盘厚厚的青布帕儿一圈又一圈，解开来，铺了半边沙滩，那瀑布般的长发就柔柔地泻下了，遮住了那人羞红的脸庞。身上的青云衣，像中弹的羽毛纷纷飘散，只剩下一片雪白，雪白之上耸起了两座如玉的山峰，巍峨得令人眩晕。”使向怀田发出“你是妖还是神”的惊讶。从屈原的《天问》到神秘诡异的巴楚文化和巫文化，在长江三峡一带的山区里，处处充满了神奇和玄妙。正是这样的大山、这样的文化浸润着这里的女子，她们如山鬼般美丽，也如山鬼般神秘，也有犹如山鬼般令人悲哀的命运。她们自由而不受约束，她们为情而生，为情而亡。正是因为这份对爱情忠贞的执着、女性地位的低下和文化冲突的多重交织，导致一幕幕悲剧的上演。哑女伍娘受土司之命照顾外乡人李安，在休养期间两人产生感情，并得到土司的应允成婚，然而在新婚当夜，按照规矩，新娘伍娘要将初夜献给土司。当伍娘怀着敬神的心献出自己时，她不知道土司也深爱着她，覃土司并不像以往只是在西厢房静静待过一夜之后，完整无瑕地将新娘送回丈夫身边，面对自己珍爱的伍娘，覃土司一时间决定娶伍娘为妻。在伍娘的新婚当晚，他行使了土司的“初夜权”，将伍娘据为己有。覃土司本以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方法，“初夜权”行使完后，可以将伍娘迎娶过门，追回对伍娘的爱。对于伍娘而言，覃土司是高高在上的土司，如同神灵一样的存在，她以一种敬畏神灵的虔诚完成自己的义务。然而对外乡人——李安，这是不能容忍的夺妻之恨。“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即使伍娘无论如何真爱李安，李安也用尽各种方式折磨伍娘，愤怒的欲火燃烧着他自己也毁了伍娘。从始至终，伍娘自己的身体和爱情都不属于她自己。外乡人与土司，爱情与神灵崇拜，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的冲突，把这三个人卷入了爱情、政治、民族差异的纠葛中，并把矛盾推向了极致，最终也把伍娘推向了死亡之路，不幸成为牺牲品的伍娘，最终她将自己化身为“舞”，献给了神，献给了她心中圣洁的爱情。与伍娘殊途同归的妲儿，这个伪装成“后生子”的女子，热烈地与处于落魄境况的向怀田相爱，原本在二人的操持下，小日子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妲儿作为土匪头子的亲妹子，受牵连遭批斗，导致精神失常，瘦得像只猫，轻飘飘的，最终死了。妲儿本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子，只因身份牵连就无辜受害，她无力为自己辩驳。她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的生活，然而最终未能实现。无论是伍娘还是妲儿，她们都是楚文化精魂的化身，神秘而又凄楚。她们带有神秘性的色彩，率真自然却依然逃不出悲剧的命运。她们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习俗横在面前，使得她们无法把握自己，最终陨落。
二、旧式的土家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峡的大山如同天然的屏障，隔绝了山里人与外界的交流。在大山深处的土家女子更是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她们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她们忠贞、刚烈。
《撒忧龙船河》中的巴茶，从小跟祖祖闯深山钻密林，可以用石子将飞跑的麋子野兔捕获。在祖祖的葬礼上看见覃老大跳丧，被他的男性魅力倾倒，不要聘礼不要媒人，将代表土家女儿定亲之物的千层鞋底送给了覃老大。并且巴茶既不在意覃老大“世代漂泊于河上，有饭吃饱有酒喝完难以聚财，家里时常吊起锅儿当钟打，并还有一个二弟抚养成人”，“谁想女人全不在乎身外之物，果敢地锁了三家小屋，将一应衣物用背篓背了跋涉到龙船河，过门两年揽了田里全部活计，风里雨里无怨无悔”。巴茶这样的好女人依然逃不掉女性的悲剧命运。覃老大与客家女子莲玉发生了关系，她却无能为力只能嘶哑着喉咙进行刻薄的诅咒。听信老者的话“女啊，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只有一个办法，你要为他生一个儿子”。与覃老大求子未果，竟与覃老二发生了不伦关系，后怀孕，却也胎死腹中，然而善良的巴茶找到客家女莲玉与覃老大的孩子波儿，将其抚养成人，覃氏的血脉得以传承。久处于男性中心的文化结构中，女性仍是以“服从”为美德与标准，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令土家族女性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也丧失了对自我命运的掌控能力，由此使自己常常沦为各类悲剧的主人公。《花树花树》里的太这个刚烈勇敢的女人，始终遵守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婚姻伦理，当爷爷参加革命离开家乡后，太遭到了还乡团的疯狂报复，死去活来，太拼着一口气活下来，等来的却是爷爷的背叛。爷爷另外在城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面对这样的变故，她也只能以一种麻木的等待和无谓的牺牲的心态顺应命运不公的安排。太一字一句地说：“男人不是好东西！”她对男人怀有一种仇恨，对所有男人都不给好脸色，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如此，除了憎恨别无他法。《山上有个洞》里杏儿妈本是河边一个普通的苗族女子，牟土司那年带着一群人踏青，跟着一只野兔子策马追到河边草丛中，一眼看中正在河边洗衣服的杏儿妈。牟土司不管不顾，将她强行带到山洞里，占有了她。即便没有名分，即便牟土司已经有了大大小小七个夫人，杏儿妈也只能跟随这个粗蛮的土司进入他的皇城。因为有女儿杏儿，杏儿妈不得不认可自己的命运，怀着对牟土司的恨，独自守着杏儿出生和长大。
这样的旧式土家女勤劳质朴，善良而美好。然而，她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认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独立的存在，甚至不具备反抗不幸婚姻的意识，她们把自己的苦难归因于命运的不公，逆来顺受和一味地自我牺牲。她们不同于原生传统的土家女性，随着“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的废除，土家山寨也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男尊女卑，忽视女人本身的存在价值，女人更多的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在传宗接代中彰显其价值，她们的价值唯在生育。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女人的生命就显得无足轻重。正是受这种思想桎梏的巴茶才心心念念想要一个儿子以挽回覃老大的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观念深深铭刻在她们的心灵，因此，她们恪守妇道、生活狭窄，一切都以男性为中心，并且很容易在失去这个中心后滑入深深的幽怨之中。太对爷爷的恨，对爷爷的幽怨终生未解。迂腐的贞操观念，只许男人三妻四妾，女性却必须“从一而终”的标准，成为钳制她们心智和命运的枷锁。在河边被强娶的杏儿妈只能怀着深深的无奈跟着已有七房夫人的牟土司。这种对女性“从一而终”评判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它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定的，实际上是强者迫害弱者的幌子，是牟土司利用强权对杏儿妈的控制。女性意识就这样在女性非人的地位下沉睡着，女人只能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四权”的桎梏下生活着。她们在男权中心化和外来文明双重力量的合围中艰难地生存着。但她们不同于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女子，这种旧式的土家女子仍然保留着土家性格的基因。她们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她们忠贞、刚烈。面对喜爱的男人就主动去追求，不在乎名分与地位，她们更看重的是感情的真挚。正是因为这种土家文化的原始基因与儒家文化的碰撞，更加重了她们的痛苦与无奈。
三、命运自觉的新女性
时代在变迁，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的变革和终结，土家人更加积极融入外面的世界，一代又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了巨大变化。在《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李玉霞在遭到小龚的背叛后并没有消沉，而是主动对舅舅说“你在城里打工好几年，认得的人不少，你帮我找个对象”，她的父母都被她的这一举动吓得目瞪口呆：“玉霞，你疯了？哪有一个姑娘家家这么说话的？”但李玉霞不在乎，比起这些传统束缚，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幸福。当舅舅杳无音讯时，李玉霞更是只身进城，因机缘巧合遇见了打鱼的乱毛，并勇敢地对乱毛说“我来帮你卖鱼”。最终李玉霞嫁给了乱毛，两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花树花树》中的昭女，受过高中教育，喜爱看书，她主动找乡长谋求民办老师的职位，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勇气在村小当上了教书先生。在教书的日子里，昭女与同样爱看书的乡长朱国才产生了情愫，她决心与朱国才正大光明地在一起。然而朱国才却退缩了，当昭女发现乡长的懦弱、粗鄙之后，毅然断绝与他的关系，并且拒绝了公办老师的机会，她说“我想试一试，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到底能走多远”。她坐上了开往山外的班车，想去参加县里的成人高考。在走之前，她砍掉了那颗象征命运的花树，犹如砍去冥冥之中一只任人主宰的手。《五月飞蛾》中的二妹也是这样一个有主见的女性。爹在二妹走到堂屋门口时才看到她提着的小包，说：“哎，你要到哪里去？”二妹站住脚说：“我进城去。”爹霍地站起来，说：“进城去？这么大事，哪个同意的？”二妹很平和很淡然地说：“我自己呀，爹。”进城后，当她三姨妈以鄙夷的语气问她时，她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学我妈。”一句话道出了二妹不想沿着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重复上一代女人悲剧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她凭借自己的乐观、聪慧和勤劳，获得了职业上的成功和他人的尊敬。对于爱情，对于未来，她都不轻言放弃，积极地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使她经受了一次次考验，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不再是过去逆来顺受的女子，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谋求幸福，化被动为主动。同时，她们面对来自“城市”的异性的挑战、谄媚时都能保持自强自立，这些敢于“走出去”新女性，在现代城市的压抑、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之下仍然坚持自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即使她们接受教育和新文化，但身上土家女性的淳朴、善良和坚毅仍然保持。正如学者吴义勤所说：“叶梅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温柔的反抗，这种反抗又主要是通过极力展示民族文化本身的美感而得以实现。”这些作为“民族文化本身的美感”的土家女性，无疑是传统与希望的结合。
但是，她们同时也面临着“娜拉出走”的困境。小说中昭女、二妹等人物从乡村进入了城市，但心灵却永远只是在城市边缘徘徊，同时也难以回归，永远的孤独和飘零，似乎是他们的宿命。在叶梅看来：“她们是城市中的边缘化群体。城市文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这些边缘人，而他们同时又影响着城市文化，改变着人们的存在状态。但这个变化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用进步与落后、好与坏来加以判断。”虽然她们前途未卜，但毕竟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四、结语
这些土家山寨的女子，从具有神话色彩的原始精灵到旧式传统土家女性，再到具有命运自觉意识的新式土家女性，叶梅以女性作家的视角，怀着深切同情与期望的笔触，展示着她们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展示她们怎样从历史走向当代，又该如何应对未来。而这样的展示又是包含在批判反思、重塑民族精神文化之中。叶梅在访谈中说：“我的文学经验来源于民族经验。民族经验比较多的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生命的态度，还有因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因此，在她的笔下，土家儿女不是某些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生命，有着独特的灵魂、心性、情感和体验方式。少数民族女性相对于汉族女性，她们的自觉意识由于文化深层因素的影响，对自己本土地域文化的亲近、体认与女性挣脱中国男性中心文化的束缚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常常交织在一起，这种觉醒与反抗更为复杂。叶梅作为土家族女性作家，将这种对民族、女性经验的双重体认深刻地展现出来，无疑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显示出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可贵的坚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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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闫丽霞.土家文化的探寻与身份建构——叶梅小说论[D].三峡大学，2009.
[5] 彭卫鸿.论叶梅小说的女性意识[J].小说评论，2008（6）.
作 者：陈 璐，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