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服务业利用FDI的质量和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规模扩大明显，且制造业是引进FDI的主要产业，但由于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相对不高，因此促使FDI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向应该是我国提升FDI质量的重要路径。
浙江经济增长自2000年以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相对停滞，如增长速度由2000年的全国第六位下滑到2012年的倒数第二位，以此通过由FDI带来的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也应该是浙江破除经济发展相对困境的重要路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加快服务业FDI的引进有助于浙江经济实现稳健的转型升级，因此有必要对浙江服务业利用FDI的质量进行判断并提出应对措施。
一、浙江服务业FDI现状分析
为较为全面地考察浙江的FDI现状，从协议合同数、协议金额、实际利用金额等方面进行分析（详见表1）。从协议合同数看，2003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由2003年的4442个下降到2012年的1597个，但是，协议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加的趋势明显，分别由2002年的67.89亿美元和31.6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210.70亿美元和130.70亿美元，显示出每个项目的平均额增加较快，据此可以认为浙江加大了对大型服务业项目招商引资的力度。从实际利用金额与协议金额的比值看，该值基本稳定在0.45-0.55，2009年该值高达0.62可能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外资本向浙江回流明显有关，而2012年高达0.62可能与浙江经济呈现出明显复苏有关。由此可认为，虽说浙江经济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但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呈现了稳健的发展势头。
从产业分布看，浙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FDI增加较为明显，如2011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引进外资额的比重分别为61.50%和37.68%，但到了2011年则变为52.17%和46.30%。服务业FDI增长较快，但不同行业可能会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由此有必要考察服务业FDI的内部构成。关于2006年和2011年浙江服务业FDI构成，详见表2。可知，浙江服务业FDI以房地产为主，如在2006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了38.54%和53.61%；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FDI增加较快，分别由2006年的6.75%和6.95%增加到2011年的16.03%和12.54%。事实上，上述三类服务业均为传统性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的FDI比重较少或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比重由2006年的9.67%下降到2011年的5.88%，而金融业FDI比重在2006年和2011年分别仅为0.27%和0.35%。
二、浙江服务业利用FDI的质量测度
（一）方法说明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增长、就业、资本、出口、税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影响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评估、利用FDI质量的指标体系，但就总体而言，主要包括绝对值和相对值两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测度性和全面性，以下主要从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对浙省服务业利用FDI的质量进行测度。如果用SFDI、S、GDP、SIEN、TEN分别表示服务业FDI、服务业增加值、浙江省生产总值、服务业就业数、社会总就业数，则经济质量指标E1和社会质量指标E2分别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上式大于1表示利用FDI的质量高，而小于1则表示利用FDI的质量较低。
（二）服务业FDI的总体质量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在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服务业FDI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浙江服务业FDI的比重在2000-2005年间维持在0.13-0.19（见表3），随后出现稳步增加，即由2006年的0.22提升到2012年的0.51，与此同时浙江的产业结构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势态，如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维持在0.35-0.45之间。
在服务业FDI比例增加明显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相对不变的条件下，E1就应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如由2000年的0.52增加到2012年的1.13，即在2010年后服务业质量相对较高。从衡量服务业FDI的社会层面看，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呈现出相对增加的趋势，与服务业FDI比例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即在2000-2006年间基本稳定，之后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且增加速度明显慢于服务业FDI比例增加的速度。由此，可得出E2在2000-2006间相对稳定，之后增加较为明显，如由2006年的0.70增加到2012年的1.46。分析浙江服务业FDI质量判断的相关数据（详见表3），对比浙江的E1和E2可知，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探讨，2000-2008年间的FDI质量均明显小于1，显示出浙江省的FDI质量相对较低；2009-2012年间从社会层面得出的FDI质量大于1，而从经济层面得出的FDI质量2011年以来大于1，显示出服务业质量在近年表现较为强劲提升。此外，采取经济衡量得出的该指标均小于社会衡量得出的该指标，显示出服务业FDI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服务业FDI质量的区域比较
为考察浙江的FDI质量状况，拟采取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山东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展开。将获得的相关数据代入上述计算公式，得到了各区域2001-2012年的FDI质量（详见表4）。就总体而言，2001-2006年间北京和上海的FDI质量明显高于山东和浙江。
从E1看，北京、上海、浙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山东在2006-2011年间保持了基本稳态，且北京和上海的利用外资质量明显高于山东和浙江（上海2012年除外），如北京在2005年后均大于1（2008年除外），而上海在2001-2012年间的该值均大于0.90。在上述四个省市中，山东的服务业FDI质量最低，其次为浙江（2011年和2012年除外），再次为上海，最高的为北京。
从E2看，各省市的变化趋势与EI差别不大，总体上均表现为：北京>上海>浙江>山东。从计算出来的数据可知，北京、上海、山东、浙江的E2总体上均要高于E1，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的拉动效应相对而言更强。从浙江看，2012年的E2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区域，这可能与浙江的服务业战略初显成效密切相关。
由EI和E2的相关数据比较可知，山东的服务业FDI质量相对较低，表现为得到的相关值均小于1（2001年山东的E2除外），且通常为0.7以内；北京和上海的服务业FDI质量相对较高，总体上该值量均在0.9左右或以上；浙江的服务业FDI质量提升明显，如在2012年的E1和E2分别达到了1.13和1.46。
三、 浙江服务业利用FDI质量稳步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 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
浙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上相对较低，表征为传统服务业难以有效实现业态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战略已成为了浙江破除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产业分离、鼓励“接地经济”等相关举措 也会有助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契机。此外，按照经济发展阶段论，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其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应该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棘轮效应，即发展越好的产业越容易得到国外资本的亲睐。浙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速对国际资本有着较强的吸引力，进而有助于提升利用FDI的质量。
（二）FDI转向趋势明显
“浙江制造”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着较高的声誉。随着浙江经济逐步向纵深发展、环境标准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逐步稀缺，浙江制造业发展会经历一个相对阵痛期，其结果必然会是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相对下降，同时服务业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上升。此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镇，长三角区域的协同发展对于外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2013年9月份上海自贸区的挂牌成立更会强化这一区域对服务业FDI的竞争力。因此，FDI转向对于浙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应该会有着较强的拉动效应。
（三）服务业FDI结构优化
由统计数据可知，浙江服务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信息、物流、金融、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环境等服务行业吸引外资的比重相对偏小。但是，近年来FDI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比例有所增加，虽说与传统服务业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效应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加势态。事实上，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要显著强于传统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FDI份额的逐渐提升必然会有利于服务业FDI质量的提高。
四、 提升浙江省服务业利用FDI质量的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有着较强的拉动效应，对于传统服务业也有着较强的示范效应，同时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因此应该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以提升浙江服务业利用FDI的质量，要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提高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实现城市化与现代服务业联动发展、培育海洋服务产业集群等方面来培育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如，积极实施二、三产分离，剥离制造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会计、审计等，由此形成的大市场效应有助于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
第二，营造服务业开放环境氛围。为营造开放氛围，浙江要从社会意识提升、政策环境优化、人才环境改善、产业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环境完备等方面入手以提升服务业FDI的质量。具体而言，要从政府放松管制、服务标准化工程推进、加快服务信用建设等方面优化政策环境；从强化本地人才培养、加快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改善人才环境；从加快服务业整合以形成集聚、鼓励企业改善经营与管理水平等方面升级产业环境；从加快海洋服务业发展、积极推进服务业平台建设等方面来实现更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环境。
第三，引导制造业FDI向服务业转向。浙江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近年来呈现出向服务业转向的趋势。要进一步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引导制造业FDI向相关的服务业转向；要严格控制高污染、高消耗的制造业外资的进入，将腾龙换鸟置换出的外资发展空间留给服务业；要积极出台鼓励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举措，如给予财政、办公场所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以便有效承接国际高端服务业的转移。此外，在引导服务业外资转向时，要因地制宜地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采取差异性的措施。
第四，加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基础设施完备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完善的社会服务设施是加强城市辐射功能的基本前提，并且社会服务设施的完备要求区域网络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服务设施有效、便捷，因此应该加大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如物流业的稳健发展需要完善的交通网络。在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们的思想观念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因为良好的居民意识和规范的社会制度，对于服务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较强的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