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和合管理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中国文化特色鲜明的概念，代表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和合管理是西方管理思想百年演进所昭示的必然结论，是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共同趋向，又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华实践价值的典型体现，更为当今复杂多变环境下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可以成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和合；和谐管理；中国式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16-06
和合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既有中国文化底蕴又有时代内涵的概念，和合管理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管理文化，以西方管理思想百年演进历程为参照，以当代组织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向为基础，发挥其包容多元、动态平衡的整合功能，为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环境下的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有实践价值的解决思路，也为创建中国式管理理论或管理模式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可以说，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在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同和共识。
一、和合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髓
“和合”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就词义而言，古文字中“和”、“谐”、“合”单用是可以互训的同义词。《广雅·释诂三》有“和，谐也”；《玉篇》有“谐，和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有“和，犹合也”。“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墨子》、《管子》中都提到了“和合”。“和”、“谐”连用，现在所见最早的约出现在汉代，如《诗·周南·关雎》有“关关雎鸠”，西汉经学家毛亨传：“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和”是异质、对立因素的并存共处，即“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谐”由多种音律的谐和（《尚书·舜典》有“八音克谐”），引申为不同因素间的协调；“合”即多种因素的协调、联合或统一。可见，在中国文化中，“和合”与“和谐”的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①。如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管子·兵法》）相对而言，“和合”在承认差异、冲突的同时，更强调“合”即“融突”后的整体状态或化生新事物的意蕴，所谓“合而为一”或“和合而生生”，因而更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1]。
就内涵而言，“和合”是儒、道、墨、法等各家各派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集中反映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精神。《国语·郑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确立了和合思想的经典内涵，即不同事物的平衡与融合或多样性的统一，产生新的事物。“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时、利、和”三个因素中，“和”具有最高的价值。荀子提出“和则多力”的观点，即“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荀子·礼论》）道家以“和”为事物发展的动力。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庄子提出“德之和”，“夫德，和也。”（《庄子·缮性》）道家思想中阴、阳两极对立互补、动态协调而成的“太极图”成为和合思想形象而又深刻的阐释。《墨子》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成功的原因是“教驯其臣，和合之”（《墨子·兼爱中》）。《吕氏春秋》还有“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的说法。这些都表明，各家都认可，不同甚至对立因素的和合，事物才能顺利发展，“和故百物化焉”（《礼记·乐记》）。可见，既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差异性，又协调、融合不同的事物，通过宽猛相济、仁礼相谐、德法并重、执中行权，达到身心、人际、群己、天人之间的和合，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众所周知，儒、道、墨、兵、阴阳等各家的抱负都不在于纯粹的学理思辨，而在于“治国安邦”、“治平天下”的实践智慧，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指出的：“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这就使得传统和合思想具有了自觉的管理意蕴。如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致中和”，孟子的“治民之产”与“以德服人”，荀子的“隆礼重法”或“王霸杂用”，庄子的“合异以为同”等，表达的都是对国家、社会的管理主张。可以说，从和合走向和合管理是传统和合思想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论。
传统和合管理思想在当代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借用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玛丽·福列特的说法，和合管理有助于实现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各种管理方式之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锁定、相互关联”所形成的一个“功能整体”或“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ive unity）[2]。通过和合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各项管理职能，有助于有效配置和系统开发组织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管理环境的挑战；在管理目标上，和合管理可以包容组织中的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己和谐、天人和谐（组织与环境之间）、人事和谐（人才资源与物质信息资源）等方面，使组织的多元目标得以和谐实现；在管理实践上，和合管理不再是追求单一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不再是以一种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来排斥或否定另一种管理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各种管理模式、方法中寻求平衡机制和最佳结合点，辩证运用各种管理的理论、方式和技术，并在和合中不断推陈出新，更好地促进组织发展。总之，刚柔相济、协调互补、合作共赢的和合管理之道正在成为当代管理的核心诉求。
二、和合管理是西方管理思想百年演进所昭示的必然结论
自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首创科学管理理论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管理环境和组织内日益多样的管理任务，现代管理理论在其百年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哈罗德·孔茨所说的管理学派与管理理论的“丛林”[3]314局面，如科学管理、管理职能、人际关系、社会系统、数理、系统管理、经理角色、权变等各种学派，并且“丛林”不断生出新枝，如1980年代以后产生的企业文化、核心能力、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等新的理论，也产生了众多操作性的管理工具，如计件工资、利润分享、参与管理、人性激励、组织学习、团队建设、战略联盟、平衡计分卡等；企业创造出独特有效的管理模式，如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斯隆事业部制组织、丰田的即时制生产、通用电气结构再造的“中层革命”等。这些管理的学派、理论、工具或模式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组织状况对组织管理的要求，显著改善了组织绩效，也推动了管理理论的创新。然而，表面“繁荣”的各种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工具往往局限于其特定的视角，多以环境的相对稳定、组织任务的明确为前提条件，经常发生相互冲突、缺乏有效协同。如有的强调战略主导，有的强调细节取胜；有的强调物质激励，有的主张以人为本；有的认为理念先行，有的认为制度为王等等。都难以给出应对当今复杂性、不确定性环境下组织发展的整体的、可持续的管理策略，也不能合理解释那些基业长青企业的成功之道。因为现实是“没有任何单个因素能保证企业成功，卓越是许多元素的融合—合理的战略、以行动为导向的计划、明确界定的工作关系、合理的领导、受到激励的员工、平衡而灵活的控制，可谓是不胜枚举”[3]318-319。所以，西方管理思想演进中产生的这些异彩纷呈的管理理论和流派，每一种都如同黑夜中手电筒射出的一束光，只能照亮一个方向，或如同摸象的盲人，只抓住了大象的一个局部，无法单独应对当今组织实践中日益复杂多变的管理问题，也难以如哈罗德·孔茨所期望的那样，形成一种“一般管理理论”或“统一”的管理理论体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需求个性化、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提高、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等情形，当今企业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多变，要求组织能够快速反应、灵活应变、持续创新。面对以往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的“丛林”状态所遇到的管理“碎片化”的挑战，和合管理可以通过整合不同的理论和模式为在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组织管理创新开启一条新思路，即和合管理不再像以往的许多管理理论、学派那样，以一种管理理论、流派来排斥或取代另一种理论、流派（如孔茨力图在法约尔管理职能学说的基础上综合各种管理理论而建立一种“统一的管理学”[4]），而是基于组织管理的实际要求，以各种管理理论、流派或模式的协调互补和整合创新来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卓有成效的管理理念和工具，从而发挥出整体的管理效能。这可以反映出传统和合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和合管理契合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普遍趋向
传统工业时代的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分工、适者生存和竞争促进效率的基础上的，组织外部与行业竞争对手为顾客和市场占有率而竞争，组织内部员工之间为薪酬、晋升、荣誉而竞争，管理的理念、战略、制度和技术等都是围绕着竞争而设计和运行的，由此形成不相容的管理思想和零和博弈的竞争格局，往往在外部恶化了市场环境，在内部激化了人际冲突，最终影响组织的绩效和发展。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新时代，管理必须摆脱单向度、对抗性竞争的思维而建立起合作共赢的新思维，共同应对组织面临的新挑战。
在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中，迈克尔·波特基于对行业竞争结构的分析而提出的竞争战略，无论是“成本领先”、“目标集聚”，还是“差异化”，其目的都在于打败对手、存活自己。然而，随着技术创新的加快和市场格局的变化，高质量、有特色、低成本的产品早已不再稀缺，单纯依靠自身优势在现有的市场中进行血拼式竞争已难以维持企业永续发展，并且企业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组织外部，合作竞争或竞争合作日益成为企业竞争的主要方式。“一个公司可能为争夺市场占有率而和另一家公司激烈竞争，但在其他方面却与它密切合作”[5]25-26，“在全球经济中，彻底发展的建立和保持富有成果的合作能力，给公司提供了显著的竞争领先优势。”[5]263这样，战略联盟、商业生态、蓝海战略、合作竞争等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的战略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确立起超越组织边界的合作竞争、价值创新的新理念。如简·霍普兰德和罗杰·奈格尔的战略联盟理论强调两个或更多组织之间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分散风险等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助于网络和信息共享，依靠自身核心业务或专长，与相关企业组成跨地域、跨国界、跨行业的虚拟结构，在不同层次和业务上结成和谐共济的战略联盟；詹姆斯·弗·穆尔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描述了企业、顾客、供应商、代理商，乃至政府、中介组织等构成的动态复杂商业系统内各个组织间的共生共荣关系，提出企业必须主动创造环境，与商业生态系统共同进化[6]；钱·金和勒妮·莫博涅的“蓝海战略”则提出了彻底摆脱在已有市场“红海”中的恶性竞争，把“企业在功能和运营方面的活动都统合起来”，致力于在尚待开发的“蓝海”市场进行“价值创新”（value innovation）的新战略[7]；布兰登伯格和梅尔巴夫的合作竞争（竞合，Co-opetition）理论则把复杂商业环境中对抗性的竞争转变为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性竞争，竞争与合作这对矛盾的双方，就像传统哲学的阴阳两极一样，“合而为一”，优势互补，创造共赢价值。这些新的管理理论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都把合作、共赢作为基本的管理理念，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对立、包容竞争的和合管理新思维。
在组织内部，工业时代的管理理论以等级控制、物质激励、个人竞争为主导范式，而后工业时代的管理理论则以分权参与、价值认同、知识共享、团队合作为主导范式，“未来以团队为单位开展的工作会越来越多”[8]，组织内部的团结协作日益重要，跨部门、跨专业、跨层级的自我管理团队或“小型工作单元”[9]日益成为组织内部运作和创新的新形式，组织不再是优胜劣汰的员工竞技场，而变成了整合员工利益、促进员工合作、实现员工与组织共同发展的协作组织。如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强调建立在组织共同愿景和成员自我超越基础上的团队学习才是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实际上实现了个人发展与组织（团队）建设的“不同而和”。因此，当今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趋势是：等级、官僚主义、独裁管理的式微和合作性自我管理、组织民主的扩张”[10]。可以说，组织内部结构和管理方式变革正在汇聚成和合管理这一共同走向。
另外，随着企业经营模式向知识资本、技术创新的转变，随着人力资本所有者地位的凸显，现代企业不再单纯是出资人所支配并获得剩余索取权的“经济组织”，而是变成了由出资者、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社会（社区）共同参与创造的“社会组织”，企业由此开始突破传统的“股东至上”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确立起统筹资本、社会、生态、人文等指标的“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股东、员工、顾客、社会、生态等）价值的和合实现问题。“未来管理思想的任务并不是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要么选择经济价值，要么选择社会价值，而是要有一种最具启发性的合而为一的意识。”[11]追求管理的和合目标也是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新趋势。
四、和合管理正在成为创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新共识
正如德鲁克所说，“管理越是能够运用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越能够取得成就”[12]。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管理学界就确立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创新原则，探索创立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以我为主”自然包括从我国独特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出发，结合当代管理实践，来“博采”西方现代科学管理之所长，将“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融合提炼，创立“自成一家”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或模式。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合管理不仅提供了中西方管理思想与文化互补整合的思维框架，而且可以成为传统管理哲学与现代管理科学融通创新的理论基点。
近年来，随着西方管理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我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创建中国式管理理论或管理模式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共同呼唤，许多学者和企业家为此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理论研究和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管理思想在当代管理实践中的价值日益获得认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提出了许多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管理理论，如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成中英的“C理论”、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齐善鸿的“道本管理”等。而在探索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科学相融合的过程中，“和合（和谐）管理”成为众多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其中，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席酉民教授的和谐管理理论、黄如金研究员的和合管理最为典型，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发掘出传统和合管理思想在当代的显著价值。
张立文教授以“自己讲”、“讲自己”的方式和创新中国哲学的使命感，“自我体贴”出“和合”这一反映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的概念，并以“融突而合”诠释“和合”的实质，提出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这五大原理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危机① ，进而构建了一个由“三界六层”、“八维四偶”构成的庞大严密的和合学理论体系，进而上升为和合哲学理论[13-16]。在其和合学逻辑展开的“八维”之中，构建了一个和合管理学的宏观管理应用之域，提出了“整体与部分、差分与融合、开放与封闭、弹性与动力”的管理原理和“融突而合、整体与个体相互依存、无为与无不为互补互济、日新和生生”的管理精神[15]。张立文教授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掘出的“和合”思想为实现“古（传统管理思想）为今用（当代管理实践）”、“洋（西方管理科学）为中用（中国管理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和开阔的思维空间。
席酉民教授从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的角度，借助传统和谐思想，吸收现代管理理论成果，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他提出，和谐管理是“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组织特定时期的发展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削减为手段提供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和则”与“谐则”两个方面。“和则”用减少不确定性的思路来解决人的主观情感问题，“谐则”用优化的思路解决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二者有机融合与互动，充分调动和利用各子系统成员的能动性，创造一种能够促进各子系统能量释放和协同发展的环境，以实现系统整体的目标和更高的绩效[17-19]。自1987年创立以来，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不断深化、拓展和谐管理理论的科学内容，建构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型和运行模式，并自觉通过实践应用和案例分析加以验证，使得这一理论日益丰富化和系统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组织管理的新途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在中国人创造的各种管理理论中，最有可能具有管理学范式意义的管理理论[20]。
黄如金的研究是在充分把握战略联盟、蓝海战略、学习型组织等管理前沿理论的基础上，以“和气生财，合作致胜”诠释传统和合思想之精义，以以人为本与和合相互叠生的复合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一个“以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理念创新而成的”和合管理理论，探讨了和合管理的思想内核、和合人本管理、和合战略管理、和合市场营销、和合文化建设、和合公共管理等问题，将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和合思想与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向有机结合和相互印证，并在探究和合管理的实践策略和具体应用方面有所创新，充分显示出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包容性和现代价值，也被认为是创新中国管理科学的一项重要成果[21]。
可以看出，张立文立足于传统和合人文精神探求和合思想在当代的管理价值，席酉民以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赋予传统和谐思想以科学理性的管理内涵和可操作的管理方法，黄如金则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向的视角开掘出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时代特征。这些不同的理论“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传统和合（和谐）思想成为他们构建各自管理理论的阐释基点和融合当代管理理论的思维框架。如果把这三种管理理论也“和合”起来，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现代管理内涵、从理念到方法的和合管理理论体系，并可以为应对当代动态多变环境下各个层面的组织管理问题提供理论指导。这些都表明，传统和合管理思想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包容性和阐释张力，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
作为旁证，美国学者Edward.J.Romar认为，儒家和谐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仁、义、信”伦理基础上的、为实现共同的利益而包容差异和多样化合作的管理价值观，不仅可以实现企业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必须严格执行的各种特殊关系”（如工人之间、公司之间、公司和顾客之间的关系等）和多种知识的协调，而且可以聚焦企业关系中的所有因素于知识开发和应用。如儒家要求企业把“仁”、“义”等美德应用于处理与竞争者的关系，不是把他们看作“对手”，而是作为“追求知识、改进和互利关系的合作者”。这样，儒家和谐观可以满足企业长期的、激励性的和有价值的战略目标的要求，使企业管理者以负责任的态度正确处理各种关系，致力于实现企业长期的成功[22]。Romar还认为管理者应该合乎伦理地处理好与顾客、员工、合作者、债权人和社会的关系，把利润追求与社会责任协调起来，通过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而儒家“仁”、“诚”、“礼”等伦理观念和“正名”思想可以为此提供指导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儒家的管理和谐（managerial harmony）观[23]。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在当代的普遍意义。
五、结论
在当今被认为是“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24]的时候，中国管理理论要从以往近30年面向西方管理理论的“照着讲”转向“接着讲”（郭重庆）或“自己讲”、“讲自己”（张立文） 。无论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还是“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都需要有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点和思维框架来整合当代管理的科学、文化、技术等层面的问题。而以中国哲学与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自己讲”出来，也“讲”出了“自己”问题的和合管理，无疑是一个最恰当的结合点。和合管理以其包容性内涵和融突机制既可以充分体现和弘扬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髓，又可以吸收和整合现代管理中的各种理论或模式，并为二者之间的融通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中介，为应对当今复杂动态多变环境下组织日益复杂的管理挑战提供一个策略。这样，传统和合管理思想可以为创建中国式管理理论提供有充分根据的“合法性”理论基础，因而具有显著的当代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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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