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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研究

    时间:2023-07-07 08:50:05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正远范文网手机站

    【摘 要】 企业集群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对于企业集群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积极开展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和变迁管理,科学合理地控制经营与投资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环境费用,并将清洁生产、环境经营等理念嵌入环境成本管理的框架之中,提升企业集群变迁的执行效率与效果。环境成本管理应从政府层面的外部环境管制与集群区域内的环境成本约束的综合视角推进企业集群变迁。结合对国内外企业集群及环境成本管理的动态把握和理解,从结构性动因和执行性动因视角探讨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的功能作用,并依此构建环境成本管理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企业集群; 环境成本; 变迁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1-0042-06

    隨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企业集群的变迁也已成为一种新常态。企业集群是产业聚集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由大量小企业集聚而成,主导产业清晰,空间区域相近。我国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企业集群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企业集群创造了“世界商品中国制造”的奇迹,但因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之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以廉价初级生产要素为优势的企业集群逐步走向衰落[1]。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施企业集群变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表明,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

    从产业集聚到企业集群的转变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论是现有的企业集群,还是正在形成的产业集聚(如各种特色的产业小镇)或网络集群(如云制造产业集群生态等),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引导集群区域实施产业的绿色转型。企业集群的变迁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需要,它凸显出生态环境在企业集群变迁中的重要性。针对现有的企业集群变迁,加快绿色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的变迁管理,积极研究集群区域经营主体的产品特征及环保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集群的环境成本管理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意义

    (一)企业集群及其变迁

    1990年,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思想,用来定义以某一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或某特定领域内大量相互联系的企业及其支持机构在该区域空间内的集聚[2]。企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一种特殊形式,许多中小企业集聚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中心,企业之间协作生产、联系密切,并形成强劲、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地理上的接近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性是企业集群的根本特征。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是以经济的外部性概念来解释企业集聚现象,认为集中在一起的企业之所以比单个孤立的企业更有效率,是因为企业地理上的集中能够通过专业化供应商队伍和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企业间的“知识外溢”等产生外部效应,从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广义地讲,企业集群与产业集群是同一个概念,主要差异在于内涵与外延上有所区别。Porter et al.[3]认为,企业集群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集群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公司改革的动力,促进创新,能够促发新企业集群的诞生。目前,我国的企业集群大致有三种发展模式:一是横向分工的企业集群发展模式;二是卫星平台型集群发展模式;三是衍生型企业集群发展模式。

    企业集群变迁是产业结构创新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能级的必然选择。有关企业集群变迁的研究有内源式变迁和嵌入全球价值链变迁两种思路。内源式变迁观点强调集群内部的关联性,主张从集群内部寻找变迁升级的源泉。然而空间上的集聚优势以及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强关系优势虽然促成了地方集群的产生与发展,但同时也使地方集群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从而陷入了本地的功能性锁定与认知锁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内源式变迁升级路径受阻的情况下,集群变迁的视角由集群内部联系转向外部联系,全球价值链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地方集群变迁的研究中。Gereffi[4]认为发展中国家集群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变迁升级。然而,学者们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企业集群对主导企业所产生的过度依赖以及主导企业对核心技术的封锁造成地方企业集群功能升级障碍,也使链条升级更加困难,发展中国家企业集群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5]。Bazan[6]在对巴西Sinos鞋谷集群的研究中发现,集群中的大型生产商不但自己不主张变迁,甘心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还会利用在鞋类制造商协会中的地位阻止整个企业集群的变迁升级。学者对于集群变迁路径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7],一是针对制鞋、电子信息、海宁皮革、嵊州领带、慈溪家电等具体的企业集群进行分析,研究其演化过程,总结其升级的经验与教训;二是从比较优势演化、价值链链接模式、知识扩散、供应链、网络结构、价值星系等不同角度对我国集群变迁进行研究,提出自主创新、逐步提升核心能力、构建吸收能力、供应链融合、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等应对策略。

    (二)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与环境成本管理

    Carraro et al.[8]的研究表明,恰当的绿色政策不会对增长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会带来就业与环保的“双重红利”。Vachon[9]提出了绿色集成的概念,即定义为一个企业与其供应商和顾客共同计划实现环境管理和环境解决方案。企业绿色集成分三个维度,即企业自身的绿色集成、供应商绿色集成和顾客绿色集成。前者为内部集成,后两者为外部集成。企业自身绿色集成是借助于绿色环保实践来降低企业在生产环节中的环境损害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体包括实施绿色包装、绿色设计以及绿色生产等,同时强调内部各部门之间围绕绿色管理加强合作与沟通等。Nakajima[10]认为,严厉的环境管制及相应的遵纪成本会迫使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企业的生产率。同时,他们还认为环境管制能够通过开辟环保型产品和技术市场来提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和利润。因此,企业可以用绿色转型带来的收益补偿因执行环境管制而花费的成本。葛建华[11]认为环境管制可能会刺激企业开展生态技术的研发,但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努力才可能抵消其机会成本。为了协调上述两种观点,国部克彦等[12]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溢出效应理论等对以往被忽略的环境管制可能创造的双赢机会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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