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
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度量、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诸多命题，即会计盈余具有有用性和经济后果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可能杜绝但可以预期，盈余管理仍将是未来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论题。
关键词：盈余管理 实证研究 文献述评 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自Ball和Brown(1968)对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会计盈余的有用性成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论题。会计盈余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契约签订、执行与监督以及财富分配。从“信息观”视角看，会计盈余有助于传递“经济收益”的信号，从而改变利益相关者的“信念”；从“计价观”视角看，会计盈余有助于准确地计量企业资产、负债和权益并得到企业的“真实收益”，或有助于对资产(股价)定价；而从“契约观”视角看，会计盈余为企业这一契约结合体各种契约的签订与执行提供基础性数据，并成为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降低契约成本(如签约成本、担保损失和监督成本)。正是基于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会计(盈余)信息具有经济后果(Zeff，1978)，加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济人”的自利和机会主义行为，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应运而生。特别是安然事件的发生，盈余管理备受证券监管者、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密切关注。本文试图就上述有关问题的现存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评述。
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一)盈余管理度量盈余管理的度量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起点。目前，对于如何度量盈余管理存在较大的争议。从近20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看，主要以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区间的不连续分布来度量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包括：(1)应计利润总额法。这个方法的基本假定是，在公司财务报告中，只有经营现金流量未被管理，而所有的应计项目都是管理过的，因此应计利润总额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该方法包括：Healy(1985)模型，该模型通过比较不同样本的平均应计利润总额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DeAngelo(1986)模型，该模型假定公司历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遵循随机游走，通过比较应计利润总额的第一差异并假定在没有盈余管理的领假设下第一差异的期望值等于零来检验盈余管理。如果估计期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不随时间变化，上述模型是一致的。但如果估计期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随时间变化的话，上述模型是不一致的。然而，两种模型没有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导致标准误差的加大，因此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2)应计利润分离法。该方法将应计利润总额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假定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在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考虑的因素不同，形成了不同模型：Jones(1991)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Dechow等，1995)；横截面Jones模型(DeFond等，1994)；KS模型(Kang和Sivaramakrishna，1995)。这些模型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因此对其争议较多。Dechow(1995)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比较，发现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效果更好一些；Bernard等(1996)对利用横截面Jones模型分离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是否准确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Jones模型准确度不高的结论；Subramanyam(1996)的研究表明，当利用Jones模型对特定公司的时间序列回归时，回归系数更不准确，Jones模型中存在噪音；Young(1999)发现，虽然这些模型在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时均包含显著水平的系统误差，但修正的Jones模型的估计值优于其他模型。在国内，陆建桥(1999)，章永奎等(2002)在修正的Jones模型的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夏立军(2003)发现，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KS模型最能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而在基本Jones模型加入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虽然应计利润分离法在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并扩展出多个模型，但是该方法假定估计期间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不符合实际，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操控性应计利润不一定是正交的，并且无法区分哪些是纯粹为了提高企业价值的投资与生产决策和仅为了管理盈余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3)具体应计项目法。具体应计项目法主要针对某一特定行业中某一或某组特定的、需管理当局进行职业判断的、金额大的应计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目前，运用该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如Beaver等，1989；Wahlen，1994；Collins，1995)和保险业的索赔损失准备(如Petroni，1992；Beaver和NcNichols，1998；Nelson，2000)。相对于应计利润分离法，该方法更为容易识别影响应计项目的特定因素和检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程度，但该方法需研究者对制度背景和行业知识通晓，信息收集成本高，且局限于具体行业或小样本，研究结论难以普及。(4)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主要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如零点；上年盈余；本期分析师预测的盈余)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Burgstahler和Dicher(1997)认为，如果公司有更大的激励使其盈余达到某一临界点之上，那么在盈余分布中正好低于临界点的观察值的频率异常地低，而正好高于临界点的观察值的频率异常地高，他们的经验证据证实了这一推测。Myers和Skinner(1999)发现连续的季度盈余增长的频率比所期望的频率更大；Beatty(1999)检验了私营和公营银行在零盈余周围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发现公营银行有更大激励进行盈余管理；Beaver等(2000)发现，对于微利的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准备被低估；而对于盈利好的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准备被高估。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动机将净资产收益率(ROE)维持在0、6％和10％以上，以达到避免ST、PT或达到配股资格线。蒋义宏等(1998)运用直方图、折线图对1993～1997年度中上市公司的10％现象进行了研究；孙铮等(2000)以1997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直方图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保配、微利和重亏现象；陆宇建(2003)以1993～2000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ROE在略低于配股及格线区间的频率异常低，而在略高于配股及格线区间的频率异常高，即存在“10％”和“6％”现象；俞乔等(2004)对1994～1999年期间我国证券市场配股权、特别处理及摘牌规定阀值点的盈余管理现象进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确在阀值点0、6％和10％处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现象，这些研究证据对于加强我国证券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据。这些研究中，有的研究样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