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位批评:融合的文本批评方法与策略
一、独特的文本批评策略与方法
在美国著名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1978 )著作中,福柯的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是其理论框架的两大基石。赛义德依赖于福柯关于话语、规则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并通过对知识谱系的解释、对东方主义话语进行分析,以此探讨东方主义话语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赛义德运用的是一种福柯式的权力和表述的分析策略与方法。《东方学》(Orientalism,1978)坚持主张文学、历史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对于当时英语和文学研究这一封闭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美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模式和英语文学研究依然是“新批评”模式。当时,英语研究或者比较文学研究是由两类课程构成的:一类是按照体裁和时代进行分类的课程;另一类则是按照公认的,诸如狄更斯、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的主题特色和技巧来进行划分的课程。这种研究模式主要的特征是,关注文学客体本身,着重探讨作品的结构,强调对单个作品的细读、词的细微差别、修辞方式以及意义的微小差异,以及探讨作品中词语与整个作品语境的关系,并且努力把文学与宗教和道德区分开,把文学批评从渊源研究中分离出来,寻求一种脱离历史、政治与社会因素的所谓“纯文学批评”,忽视作者的思想和读者的反映。尽管这些课程偶尔也会涉及结构主义、文体学和语言学,而文学研究同历史、政治的关系的研究还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阵地。在文学理论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成为西方文论有影响的新潮流,文学理论取代了细读,文学分析中形式主义对文本的注重,也被结构主义对系统和深层结构的兴趣所代替。70年代末,女权主义文学研究陆续问世,新历史主义初露端倪。1978年《东方学》出版,赛义德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同欧洲关于东方的学术和文学联系起来,以新政治化和新历史化解读个体文本的形式,将政治引入了文学研究,这对当时的英语和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给主流文学批评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洞见”。《东方学》是赛义德系统阐述后殖民理论的第一部著作,开启了后殖民理论研究领域的先河。同时,《东方学》也是赛义德“转向文化批评的里程碑”,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赛义德视其为《东方学》的续篇。《文化与帝国主义》延续了《东方学》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主题,同时又拓展了其研究范围。《文化与帝国主义》“试图扩充《东方学》的观点”。按照赛义德自己的分析,有两种因素——“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使《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又不仅仅只是《东方学》的续篇,而是对《东方学》的超越和发展。我们注意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中赛义德渐渐远离了对福柯的依赖,尤其是对文学经典作品中的帝国观念、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揭露,以及对文化抵抗和混杂性文化模式的关注与历史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说赛义德放弃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批评方法。在这部著作中赛义德提出的“对位阅读”——对位批评,成为贯穿《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始终的基本阐释方法。这一独特的对位批评,充分体现了赛义德以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及其在“态度和参照结构”的表现为对象,以“混杂文化”、“历史感”以及“差异的经验”核心观念为基础,努力超越民族主义,重新界定人道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关于文化、历史和文学的观念。在赛义德的对位批评理论框架中的关键人物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外,T.S.爱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是对赛义德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观念及其文本批评策略和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核心人物,其观念、理论和方法为赛义德的文本批评策略和方法论提供了极具价值和影响的参照和启示。
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规训以及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观念中获取了重要的“话语”概念,并且运用福柯式的权力和表述的分析策略与方法对东方主义话语进行分析;赛义德从法侬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中得到启迪,将其作为分析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重要参考;赛义德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观念中获得灵感,并且从地缘和政治的层面拓宽和发展了威廉斯“情感结构”概念,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态度和参照结构” (Structure ofAttitude and Reference);赛义德从艾略特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1917)及其“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观念中,寻找到一种讨论过去与现在的相互关系的方法和参照系。准确地说,艾略特为赛义德提供了一种“探讨过去与现在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的文学版本”,“历史感” 既是“对位阅读” 批评方法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赛义德分析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重要起点。赛义德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从历史、时间、地理与空间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则源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早期文章《关于南方问题》(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1926)的启迪和影响。福柯、葛兰西、艾略特、法侬、威廉斯对赛义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赛义德借鉴并融合了他们的观念、理论和方法,从而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本批评方法与策略。
二、“对位阅读”与“历史感”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是一位极富才华的诗人和批评家。长期以来统治西方诗坛的浪漫主义强调诗人的独创性,认为诗歌是诗人个性的表现,并认为文学传统抑制了作家个人才能的发挥。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s,1917)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对浪漫主义这些观点发起了挑战,对“传统”这一概念作了全新的阐释,他把所有伟大的作家都纳入了这个有机的秩序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的非个性化的理论。艾略特认为,传统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它含有历史的意识,传统首先是一种“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对诗人来说,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感又含有一种领悟, 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 “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强调历史感的共时性,这种共时性意味着传统不是简单的时间的交替。这种“历史感”不仅使诗人带着他自己那一代人的历史文化背景意识进行写作,而且他还会感觉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同他自己国家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共存的。艾略特非常重视文学传统的整体意义,认为任何创作都不可能独立于传统之外,因此作家必须具备“历史感”,具备一种对过去与现在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历史意识。艾略特倡导的这种历史意识主要是强调对古今欧洲文学进行深入思考,准确把握贯穿于整个欧洲文学的历史脉搏,这样才能使其作品融入传统的体系,进而在传统的观照下体现其现实价值。赛义德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寻找到了一种探讨过去与现在相互关系的方法。
对于艾略特而言,传统是一种正面价值,作家应该注意到过去同现在的互文性关系。艾略特把过去的经典作品定义为“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也是艾略特“历史感”概念的重要源泉,而正是这个概念深深吸引了赛义德。赛义德对艾略特的“历史感” 观念非常关注和重视。对赛义德来说,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可能拥有敏锐的触觉和理性、辩证的精神和健全的历史文化观。赛义德以自己的解读方式将艾略特的“历史感”这一观念进行重新阐释并定义为“我们阐述表现过去的方式,形成了我们对当前的理解与观点”。赛义德以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例,试图说明艾略特的观点对于理解和研究帝国主义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的产物。每种历史都被本国的政府所利用。按照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解释,现代阿拉伯历史显示了未实现、未完成的阿拉伯世界的独立愿望。……阿拉伯人有权利纠正他们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并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相反,按照美国人的历史观念,美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全世界错误的纠正者,是自由的保卫者”。赛义德的观点认为,海湾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更是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两种历史的冲突。显而易见,赛义德这里所举的“海湾战争”例子与艾略特的文学和理想主义历史意识观念有很大出入,艾略特强调的历史意识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创作和批评的因素,而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的因素恰恰被艾略特拒斥在其文学和理想主义的观念之外。不难看出,这是赛义德的一个粗疏之处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赛义德将艾略特进行“政治化”的意图,即借助于重新嫁接、整合后的“历史感”的概念,以此为他的“对位阅读”——对位批评在历史的经典文本中追根溯源寻求历史理念的支撑。至此,对于赛义德出现的无论是“粗疏”还是“失误”,我们都能体会并理解其用意了。
赛义德坚持“阐述和再现过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对现在的认识和理解”这一观点。赛义德认为,艾略特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具有复杂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思想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意义论争具有重要意义。赛义德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辩论涉及对这个观点本身的定义和界定。帝国主义主要是经济性的吗?它扩张到多远?其原因是什么?它是有系统的吗?它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或者是否已经结束?” 赛义德的观点认为,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辩和研究还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方面,他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所认为的现代帝国主义历史中的文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赛义德强调要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拓展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并且应该重新审视帝国主义在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的这一章中,赛义德对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现代帝国历史中的文化的特殊作用”、“帝国、地理与文化”以及“文学、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他认为,文学文本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必定会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因而文本本身具有文化和历史性。赛义德对文本的批评与文本构成的语境有机结合,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赛义德从现实的文本出发,将文化文本与帝国主义实践直接联系起来,为后殖民理论的美学分析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对文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读是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策略,对文本加以历史文化的透视使文学的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阈。不可否认,艾略特的“历史感”观念对赛义德是至关重要的,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历史感”成为了赛义德分析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所展开的“对位阅读”的重要起点。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研究”(项目编号:07SA068)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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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李自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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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作者简介
许晓琴(1961—),女,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英美文学、文化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