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音乐史的改写
一、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新时代要求
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关注于中国音乐史的改写问题。
近年香港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出了质疑①；不久，上海戴鹏海的论文，更是触发了重写音乐史这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②。相比研究近现代音乐史学者们的热烈气氛，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的局面似乎要冷清得多。然而，表面的冷清，难以掩盖“重写音乐史”这一历史使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其实，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改写问题，早在曾侯乙墓的发掘之时，就已经沸沸扬扬。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中国，也是世界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更是中国音乐理论界重新审视现有的一部中国音乐史的原动力。
(一)曾侯乙墓和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一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墓中出土的包括编钟、编磬在内的音乐文物总计达126件，这是一套完整的先秦宫廷乐队和寝宫乐队的编制③。
在曾侯乙墓发掘以前，中国音乐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先秦曾经出现过一个音乐文化如此辉煌的历史时期，曾经产生如曾侯乙编钟这样气势恢宏的乐器。现有的中国音乐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先秦编钟在铸造技术方面，不仅制作精美，花纹繁缛，还产生了“一钟两音”的伟大科学发明。这一发明的重大学术含义，决不在已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下。现有的中国音乐史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先秦时期的各国，使用着不同音律体系，而并非是汉儒所说的那一套齐整划一的十二律和不乏种种误解的音阶名称。因为曾侯乙编钟的钟体及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刻有的3700余字的错金铭文，标明各钟的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并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名与楚、周、晋、齐、申等国各律(调)的对应关系。曾侯乙编钟铭文实为一部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史，并有编钟保存完好的音响和与其同出编磬带有的708字铭文相互印证，更增加了这部不朽典籍的光辉。
多年来，中国音乐史上向有“古音阶”、“新音阶”之说。人们把《吕氏春秋·音律》中所描述的生律次序构成的音阶称为“古音阶”，即半音在第四、五和七、八级音之间的七声音阶。相对于“古音阶”一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其《雅音集》中，将半音在第三、四和七、八级之间的七声音阶定名为“新音阶”。因为根据典籍的记载分析，这是一种后世新出现的音阶。曾侯乙编钟错金铭文的确切记载，如给史学家们泼了一桶凉水：无论古音阶、新音阶，早已长期使用于先秦人的音乐生活中。“新音阶不新”的结论让史学家们仰天长叹!
钟铭的发现，导致人们对中国先秦乐律学水平认识的彻底改变。如钟铭关于某音在不同调中称谓的对应记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旋宫转调应用的实际情形，而后世已经全然不知；又如通过对钟铭的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体系的乐理中大、小、增、减等各种音程概念和八度音组概念，在曾侯乙编钟的标音铭文中应有尽有，而且完全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表达方法；钟铭中“变宫”一名的出现，弥补了先秦史料关于七声音阶的失载等等。曾侯乙墓的发掘震撼了世界，它吸引了国内外几乎所有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者们的注意，推倒了多少专家以毕生心血换来的结论。编钟的铭文，这部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典籍，导致了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它还使学者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曾侯乙墓的乐器，尤其是编钟的出现，第一次从根本上撼动了有着显而易见局限的、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传统中国音乐史。
(二)舞阳骨笛——全新的“古代神话”
人类艺术(包括音乐)的起源，始终是所有社会学者关心的重大课题。无论是哲学家、美学家或是音乐史学家，总想弄清楚“音乐是怎样产生的”这一似乎永远也弄不清楚的难题。借助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这根拐棍，当然是一条无须承担风险的捷径。“五四”以后，“新学”兴起，中国出现了专门的音乐史学著作。最早的有上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他将中国音乐史分为四个时代，其前两个时代分别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以前的“发明时代”，以及从黄帝时代到周代的“进化时代”。其主要内容只能借助于文献和古代神话传说④。这一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构建史料系统的撰史传统，历经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⑤、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⑥、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⑦、早期倡导吸收西方科学思想并身体力行和成果卓著的中国音乐史学家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⑧，乃至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⑨等数十部音乐史学著作问世，均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从叶伯和到杨荫浏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音乐史始终是拄着古代神话传说这根拐棍彳亍前行。《吕氏春秋》记载的音乐传说仍是音乐史早期的主要内容。
19世纪以前，人们始终把这样的神话传说看成是人类自己的信史。音乐是怎样产生的?是谁发明了十二律?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又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些音乐史上的重大问题，我们的祖先早有深刻的思考，并都有完满的“解答”。《山海经》上说，大禹的儿子夏侯启曾三次去天上做客，把天帝的音乐《九辩》、《九歌》偷下来自己享用，从此人间就有了音乐。《吕氏春秋》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创造乐律。伶伦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用竹管制成律管，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至于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我们的祖先几乎都给它们找到了发明者：笙是女娲发明的，埙是庖牺氏用土烧成的，鼙鼓是有垂创造的，磬是无句最先制作使用的……这些就是后人追记的人类还没有文字时候的“历史”。
不知是不幸还是大幸，1986年以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陆续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骨笛⑩，再次从根本上撼动了这样的一部中国音乐史。
1987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赴河南，对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支骨笛(M282:20)做了测音研究。结果表明，该笛能吹奏以G为宫的下徵调七声音阶或是以D为宫的六声(或七声)清商音阶。此外，该研究所对同时出土的其余部分骨笛也进行了系统的鉴定，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舞阳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了七声音阶结构，而且发音相当准确，音质较好，至今仍能吹奏旋律⑾。
考古学家们对舞阳贾湖遗址的木炭、泥炭做了C14测定，又经树轮校正，得知骨笛距今为7800—9000年。其中14支七音孔骨笛的年代是距今8200—8600年，由此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