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10月2日至4日，由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和陕西省黄陵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继承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黄帝文化的研究方法
与会学者认为，深化黄帝文化研究的关键是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变革。具体是：
1．正确处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著名学者张岂之教授分析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对历史与文化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历史是人们创造文明的历史，并不否认历史上存在阶级斗争，重点在于人们创造文明的过程”，“要从历史看文明的价值；从文明看历史的演进”，“文化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追求文明、研究文明、建立文明的经验教训”，“文化是以文明为目标的”(俨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闭幕词》)，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张岂之教授强调“黄帝，尽管并不是每件事物的发明者，但他是迎接文明起源、叩开文明大门的代表，是追求文明、研究文明、建立文明的先驱者”(同上)。
2．着眼于文化研究。张岂之教授着重指出“黄帝是人不是神，不能从血缘上研究”(同上)。任大援研究员认为，历史越往后发展，刘黄帝的祭奠就越变成一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活动，如果认为“祭”就是迷信，则忽略了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把祭扫黄陵当成是对血缘祖先的祭奠，不仅失之于狭隘，而且在事实上非常有害。
3．注意多元化研究取向。田文棠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研究可以采取“一体多向”的角度，“一体”指文化角度，即黄帝文化或根派文化；“多向”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寻根、文化凝聚、文化传承、文化品味、文化精神等六个方面，最终尝试在一定时期建立一种“黄帝文化学”或“根派文化学”。赵馥洁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研究应保持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张力，突出二者的互应性、互动性、互补性、协调性和结合性。黄帝文化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研究、文献研究、考古研究，文化研究不依靠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就会流于空泛；单纯进行史学研究，又不能满足当前中国人民的文化需要。
4．坚持正确的研究原则。柏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研究黄帝问题的原则，认为，研究黄帝与黄帝陵，要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存疑的原则，明确个人的论述和所使用资料的关系，并注意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的区别；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不应否定其存在，或将其说成是神仙、女人；颂扬黄帝功德时不要夸大化；黄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在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含义上，不能仅以直系血缘关系看待；黄帝陵庙多元化是历史形成的，应继承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共识，正确看待不同时代、地点进行的祭祖活动。
二、黄帝文化的内容
1．黄帝文明产生的时期。黄帝文明是特定的具体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仰韶文化晚期说。石兴邦研究员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基本吻合，传说中的炎黄部落，应是仰韶文化晚期主要一支氏族部落具史的影史记录，当时已形成不同文化系区部落各级组织，加之城邑和大型聚落的出现，进入了原史时代，已走到文明社会的门槛，也就是历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
龙山文化时期说。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时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处于考古学上广义的龙山文化年代范围内，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可以印证古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的记载，证实黄帝时代已经踏进文明的门槛，考古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说。田文棠教授将黄帝时代界定于我国新石器后期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多重转向时期，认为它体现出原始野蛮时代向人类文明时代转向、原始部落联盟向人类文明族体转向及原始酋长制向人类文明国家转向的特点。
上述几种说法在细节上还有争议，但都认为黄帝及黄帝文明的存在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2．黄帝本人及其活动研究
关于黄帝本身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黄帝是具体的历史个体。刘宝才教授区分了伏羲、女娲、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炎帝、黄帝名称所指的差异，认为轩辕黄帝是实有的史前人物，而且只是一个人，他是黄帝部落的领袖，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作为神和帝王形象的黄帝是从历史人物黄帝演变而来的。李桂民教授主要比较了《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稽古录》、《绎史》记载的有关黄帝世系的差异，认为，黄帝一元谱系的盛行，和统治阶级的推崇分不开，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历史背景中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但民族出于多元的观念不仅得到了考古学文化的证明，而且也可在婚姻制度的演变史中获得印证，颛顼、帝喾、尧、舜等皆出自黄帝的传说反映了当时已存在家族内的部落首领世袭现象。张天池研究员探讨了《史记·五帝本纪》与补辑的八种《世本》的关系，认为司马迁采《世本》又不拘泥于《世本》内容、体例，对于“三皇帝系”采取审慎的态度，《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是一位为民操劳、辛苦一生的平民黄帝，而不是神化的黄帝。
一是认为黄帝是中华文化人文开端的象征。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他还不是原创文化的创造者。黄帝是人文初祖，当时还没有形成文字，所以黄帝跨出了人文第一步，离文化原创性还很远，人文初祖与原创性是两回事。原创性文化则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闭幕词》)。赵馥洁先生认为，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创立起了奠基作用，并以人格形象凝聚和代表着中华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
关于黄帝的活动区域。石兴邦教授从文物考古与遗址发掘角度进行的论析，田文棠教授介绍的黄帝东迁的历史进程，皆从宏观上勾画出黄帝及其部落的活动范围。霍彦儒研究员则详细考辨了黄帝与姬水、桥山的关系，认为姬水一带是黄帝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陵县桥山是黄帝陵寝之地。
3．黄帝文化的特点
黄帝文化是与黄帝文明相关，但包罗的时空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绵亘时间更长的概念。有些学者直接论述了黄帝文化的特点。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不限于黄帝和黄帝时代，还包括后代的中国人借着黄帝和黄帝时代的传说阐发的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黄帝文化的本质特征一是伟大的开创精神，表现为善于开创新事物、新制度以推动历史前进，一是伟大的团结精神，即倡导中华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发展。
更多的学者是通过对黄老思想的具体分析提示黄帝文化多元、积极、变通的特点。赵吉惠教授认为，“黄老之学”是战国中期道家分化演变的产物，是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之学逐渐走向合流之势的思想结晶，是一个综合百家的新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学术特色和思想个性是：宽容、开放、多元、自由。陈学凯教授审视了《易》学与黄老之学的关系，认为，汉初的“无为”政治思潮是各个学派将《周易》的“法自然”观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进行的新的演绎和发展；黄老思想的关键标志在于它摆脱了早期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传统，而走向了一条积极干预现实政治的道路。有学者认为黄老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时变是守”，与时俱进；二是“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由道“虚”导出的“清静”理念和以对象为转移的“因循”理念，有关注人民群众要求、需要的鲜明倾向。
三、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首先，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张岂之教授形象地用“生机”和“活力”加以描述，提示民族精神在民族生存与发展中的精神支撑价值，并扼要地用一个中心、两个支撑点作了明确的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中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民族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
其次，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张岂之教授指出中国追求统一、民族具有自然的凝聚力的历史特点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考察中华民族精神必须考察中华民族历史的特点，而民族精神则是这些特点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研究应该结合起来。“关于民族精神的研究，不能离开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民族优秀文化孕育了民族精神，表现了民族精神。离开民族文化，要弘扬培育民族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并将优秀文化界定为具有包容性、辩证性和伦理性的历史文化(同上)。
最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从黄帝和黄帝时代出发，经过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有些学者认为黄帝文化所显示的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赵馥洁教授从价值学角度研究黄帝文化，认为黄帝时代形成的崇尚文明、重视农业、注重统合、尊重道德和崇拜祖先等观念，被历代的人们所承传、认可和弘扬，并建构为系统的价值观念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叶增宽回顾了黄帝精神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多种精神的复合体，包括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利国利民的奉献精神、疾恶如仇的正直精神、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和勤俭朴素的自律精神等。
四、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
首先，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途径。张岂之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方面多下功夫”(《民族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方面，目的是发展现代文化，而发展现代文化应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兼容并吸收世界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现代文化才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出路，也才是民族复兴的出路。
其次，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陕西省人民政府巩德顺副省长指出黄帝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学者们认为，研究和继承黄帝文化，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与巩固，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培育和弘扬，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指出尊崇黄帝现象中的负面影响是没有很好地把握黄帝文化本质的结果。有些学者谈到黄老思想的现实意义时认为，黄老思想不可能现成地适用于当代社会，但其合理的理念、原则却具有借鉴价值，中国古代的思想成果，是现代社会传承、转化、利用的宝贵资源。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