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剖析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取得学界认可的丰硕理论成果。
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交叉学科，中国文学人类学目前仍处在理论建构阶段，故而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各方的质疑之声：有人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吸收的纯粹是修正后的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文学人类学思想；也有人认为这些理论的探讨目前处于一种“游离”、“散乱”甚至“滞后”的认知状态，似乎没有规律可循，等等。基于此，本文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做系统梳理，使其发展脉络清晰可理，有据可依，并从巾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叶舒宪教授是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贡献卓著者，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他坚持理论探索与批评实践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治学特色。他在理论探索中与弗莱曾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认为“这位加拿大批评家特有的渊博、悟性和思维深度给人极深印象，甚至觉得黑格尔也有时稍欠严谨了”，但他并未完全照搬套用弗莱的原型理论，而是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具体实际进行追问和反思，力图建构出一套适用于中国文学实际的、符合中国本土文化自觉的文学人类学理论。其基本脉络如下：
这套理论目前还处在草创过程中，固然存存诸多不足，也会引来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其认知过程是步步为营的，其理论思维的演进也是环环相扣、首尾完整、自圆其说的。以叶舒宪教授为代表所建构的这套文学人类学理论，从跨学科的多样视角出发，突出文学人类学与审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的多元互动，能够真正契合“20世纪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的人类学转向以及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文学（或人文）转向”潮流。
一、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的范式转向
19世纪中叶，缪勒（Max Muller）首创比较神话学，第一次将两方历史的起源与印度文明联系起来，创立印欧语系假说。从此以后，比较神话学迅速传播开来，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神话热”。神话作为一种概念性工具，自身具有“多边际整合性视野”，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通过研究南美印第安神话，证明了野性思维与科学思维同等重要的价值地位；弗莱首创“神话文学观”，催生出文学人类学的学科新理念；怀特（Hayden White）突出论证了历史和神话在叙事上具有同样的虚构和比喻性质：毫不夸张地说，比较神话学在两方理论界的“蝴蝶效应”，再次将文学、史学、哲学重新统一到神话的旗帜之下。换言之，神话是未分化的文、史、哲、政治、法律的共同源头。
在上述背景下，叶舒宪教授也深受西方比较神话学理论影响，著译有《神话——原型批评》（1987）、《结构主义神话学》（1988）、《探索非理性的世界》（1988）、《中国神话哲学》（1992）等多部著作，他渐渐意识到“与20世纪初期的文学家们拥有了西方传来的神话概念，就在古籍中寻找‘中国神话’的做法不同，经过神话学转向之后，打通理解的神话概念，可以引导我们对中同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因此，在新世纪全球文化寻根运动思想下，他对以往的“神話”观念加以更新修订，提出“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顺应“新神话主义”创作潮流，这都突出表现在其系列著作和论文中，如《神话意象》（2007）、《熊图腾》（2007）、《儒家神话》（20ll）、《金枝玉叶》（2012）、《（哑鲁王·砍马经）与马祭仪式的比较神话学研究》，《神话作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等。
叶舒宪教授从寻找、界定“中国神话”，逐渐向重新认识和解读“神话中国”学术范式转变，努力站在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前沿性神话学探索，意在变革和拓展中国神话研究的狭窄范畴，将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和文化原型编码，在对神话想象的思想考古中持续关注生命的神话表述和信仰问题。然而，正如代云红所反思的那样，这又引出了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定位与“文学性神话”相关联的探索思路是否还恰当的问题。
通过比较可见，“中围神话”概念对应的是文学文本，曾驱使现代人文学者到《山海经》等古籍中去寻觅可以与古希腊罗马神话相匹配的叙事作品，但因受汉字书写历史的限制，这也仅能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时代。而“神话中国”概念对应的却是文化文本，突破了纯文字的限制，已经引领我们打通文、史、哲诸学科的整合性认知视野，能够使我们在考古发现的图像叙事与活态文化传承的民间叙事等多领域中重新解读神话思维。应该说，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的范式转向是以“原型批判”为理论取向的比较神话学理论“中国化”的一大进步。
二、四重证据法——文化文本的立体建构与阐释
从20世纪初期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开始，到90年代“三重证据法”普及，人类学视野和方法的介入已经开始改变国学研究的格局。当大部分人还在探索“疑古”到“释古”的演变轨迹时，叶舒宪教授却身体力行地将“三重证据法”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将传统国学研究和知识全球化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国文学人类学领域中尝试运用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主持“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代表性著作包括《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高唐神女与维纳斯》（1997）.《庄子的文化解析》（1997）、《山海经的文化觅踪》（2004）等。“三重证据法”从倡导到运用的思想脉络，以及在国学的现代转型和变革中所催生出的推陈出新意义，他都已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一文中做出详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