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对国家理性的批判
摘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而他对现代国家理性的批判，就是他的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揭示国家理性的性质，福柯一方面追溯国家理性的历史根源及其腐败化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又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深入揭露现代警政制度及医疗保险制度对人的宰制和治理本质。
关键词：国家理性；权力；警察；知识考古学；系谱学
作者简介：高宣扬(1940-)，男，浙江杭州人，法籍华裔哲学家，现为同济大学特聘外籍专家，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6-0067-08收稿日期：2007-03-19
一、福柯批判现代政治的出发点和基本策略
福柯虽然不是专业的政治学家，但他的思想和著作，经常关心，并深刻论述当代政治问题，也对当代政治学理论进行反复的批判。他对现代政治的关怀及批判，是他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一个内容，也是他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是他寻求自身审美生存艺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于福柯来说，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一般性的政治。政治，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伴随着特定的个人和社会势力之间的争斗而产生的“力量较量关系”，它是实际的权力关系的产物，也为各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及其重组奠定基础。所以，如同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一样，福柯在政治批判中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不是政治的一般性的抽象概念，也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制度，而是与“我们自身的历史生存论”(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émes; 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或揭示“我们是谁”(Qui sommes nous?)的奥秘有密切关系的实际政治力量运作机制及其策略；如果说现代政治也成为福柯研究的一个方面，那只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命运和具体出路。探讨各种政治问题，对福柯来说，就是要集中解决“我们自身与现实的政治状况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自身与现实的权力斗争的关系问题”[1]（P125-129,171-172,266-267）。所以，研究福柯的政治理论的法国政治哲学家雅克·朗西耶(Jacques Rancière)指出：在福柯那里，政治问题是在他对“主体”身份附属于社会的性质发生怀疑的时候被提出来的[2]。
正因为这样，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首先把焦点集中在“现代政治如何对我们自身实行权力统治和宰制”。更具体地说，“现代政治以什么权术策略，以什么方式、计谋和具体程序，把我们自身扭曲成现代统治者所要求的主体性的模式”。“面对现代政治的各种奸诈而狡猾的权术策略及其计谋，我们自身又应以何种策略，进行有效的对抗，以何种斗争艺术而获得自身的真正愉悦”？
虽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很注意上述政治问题，但只有到20世纪70年代，他才根据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的深入研究的需要，在批判“论述的实践”(La pratique discursive)以及监狱中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惩治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和“规训的权力”(le pouvoir disciplinaire)的基础上，更集中地探讨与现代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国家理性”(la raison d’Etat)以及与之相关的“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 soi)、“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性论述”(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和“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在福柯那里，是相互联系的政治论题，尤其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到福柯逝世为止所发表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在这一时期内对现代政治的关怀程度。福柯从1970年到198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的论题，都是围绕现代政治的历史特征、策略、统治计谋及其权术展开的，而对国家理性的探讨，尤其成为福柯政治研究的重点。从最早的《知识的意愿》(1970-1971)，福柯就很明确地揭露现代政治的“国家理性”的历史特征，揭示现代权力与知识研究中的“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之间的相互穿梭运作的复杂逻辑。此后的《惩治的理论与制度》(1971-1972)、《惩治的社会》(1972-1973)、《精神治疗学的权力》(1973-1974)、《异常者》(1974-1975)、《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安全、领土与居民》(1977-1978)、《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对活人的统治》(1979-1980)、《主体性与真理》( 1980-1981)、《主体的诠释学》(1981-1982)、《对自身和对他人的统治》(1982-1983)以及《对自身和对他人的统治， 真理的勇气》(1983-1984)，都进一步具体地揭示了现代国家理性的生命政治的策略。与此同时，福柯的著作《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以及《性史第三卷：对自身的关怀》等，也见证了他的上述思想转移过程及其对现代政治和国家理性的关注。
二、现代国家理性的兴起及其特征
福柯认为，要真正完成“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研究，不能回避政治批判；而要进行政治批判，就必须针对现代政治的特点，集中探究国家理性问题。
（一）国家理性的传统基础：俄狄浦斯策略
现代政治采取了越来越复杂的策略、技术性计谋以及微观而细腻的治理机制和程序，使政治更多地与传统专业性政治以外的其他因素相结合，特别是将权力与知识结合起来，构成一种把权力、策略、政府管理、正当化、自由民主理论和现代知识等方面混合在一起的“俄狄浦斯策略”[3](P425)。在这里，福柯借用、并改造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强调政治上的“俄狄浦斯策略”并不是指个人无意识层面的欲望，而是指集体和整个居民心理深处那种不顾一切地把追求真理列为优先地位的情结。福柯认为：西方人这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情结，使他们自然地和不加思考地顺从法律和各种统治程序，也使统治者可以顺利地利用它，实行各种政治程序，贯彻国家理性。
福柯指出，在西方，国家理性的概念有极其久远的历史根源；而且，围绕着它，始终都存在激烈的哲学争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把政治与知识的关系神秘化，试图通过知识的理性掩饰手段，将政治的本质抽象化；而只有从尼采起，西方人才开始对这个情结进行解构，揭示一切西方知识的背后，都包含着政治斗争与政治权力分配的需要[3](P448)。
（二）国家理性的形成及其特点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西方政治在近代社会全面诞生前夕，即在罗马帝国衰落、各个新型民族国家逐渐兴起的时候，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新型的国家理性的提出。生活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的马基雅维利(No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就成为了系统论证国家理性的第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
福柯认为，国家理性首先把统治当成一种政治管理的艺术(un art de gouverner)，它是一系列符合特定规则的政治技术的总和。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理性的内容及其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权的扩张而逐步腐败化，国家理性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统治艺术”的意义，变成为国家滥用权力的一个正当化策略：“国家理性”变成“国家有扩大自己的权力的理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