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与理性的对峙
摘 要：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以疯狂与理性作对照，对疯狂在不同时代如何被理性以排拒、挤压、特殊化的方式而突出出来成为一个人们必须要特殊对待的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考察。通过对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所论述的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力量、身体、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尖锐的批判精神一直贯穿在其后的创作中。当然，他的这种为疯狂立史的做法也引起了许多理论家的反对，德里达就非常质疑是否存在书写疯狂史的可能。强调历史与偏重文本的差异，造成了这两位后现代理论家的对峙。
关键词：疯狂 理性 疯狂史 德里达
《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前身是《疯癫与文明》。《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在1961出版于法国，“古典时代疯狂史”本是它的副标题，在第二版印刷时替代了原来的书名。后来福柯对这本书作了大量的删减，并以英文浓缩版再次出版。
如本书的译者所言，我们要在此书中寻找“疯狂”的科学概念无疑是徒劳的。本书所书写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以疯狂与理性作对照，对疯狂在不同时代如何被理性以排拒、挤压、特殊化的方式而突出出来成为一个人们必须要特殊对待的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考察。福柯因此书而引起轰动和批评，同时也为他以后的许多著作埋下了思想的引线。无论是他的《规训与惩罚》还是《性经验史》，无不与这一开山之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论述的历史时期主要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三个时代。从中世纪起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癫狂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和世俗的事实而存在的[1]。福柯一开始就指出麻风病院消失了，而由疯子顶替了麻风病人的位置，接续了麻风病人的命运。麻风病院的成立或消失并不意味着人们对麻风病人的嫌恶和消灭，而是一种排拒，人们在排除它的同时，亦必定在它四周画上一道圣圈[2]。而麻风病患也如上帝般存在着，“因为他同时标明神的愤怒和善意”[3]。与麻风病人相似，曾经被放逐于“愚人船”上的疯子带有神秘莫测的力量，这种或可通神的本事可以从柏拉图的迷狂说那里得到有力的佐证。福柯在这里力图塑造一幅神圣又神秘的图画，这象征着中世纪末期突然出现在欧洲文化地平线上的焦虑。文艺复兴之后，理性开始笼罩在疯狂之上。关于疯狂的体验在这个时期开始呈现分离的状态。疯狂曾一度呈现了强大的悲剧性力量、宇宙性的体验，譬如博什的画中所显露的疯狂的原始的表达力。这种神秘的悲剧性体验很快遇到了疯狂的另一面向，那就是对它的批判性经验，像布兰特和伊拉斯谟所展现出强大的论述能力。从此以后，疯狂所携带的令人不安的力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收容所的监禁开始接替愚人船的远航。疯狂作为非理性中的重要内容被推到理性的对立面。在理性的帮助下，批判性体验被赋予了更多的特权，并被不断地强化，而悲剧性意识、悲剧性形象则逐渐退隐，残存于思想的暗夜和梦幻之中，被批判性体验给遮蔽了。
古典主义发明了监禁体制，就像中世纪发明了麻风病患的隔离。疯狂不再是神秘的启示象征，也不是人们善意的作弄对象。在这种大禁闭的时代，一个监禁的排拒手势把疯狂和那些贫穷、放荡、性病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场域，它们呈现出混淆的模糊意识，这种意识“在整个古典时代里，它都在表现一个具有原创力又无法化约的体验”[4]。疯狂同它们具有不可断割的亲属关系。理性的狡诈就在于它将自己与非理性排除开来，从而把社会中的异质分子，亵渎宗教、性淫乱和疯子统一在非理性的一体化世界中，疯狂与其它诸种非理性品种需要实行道德上的净化。净化的方式就是要实施惩罚，即监禁。而现代医学则把疯狂视为一种心智疾病并由此发展出“疯狂”的科学知识。由此，监禁与医疗开始了某种不宣而告的合谋，监禁则成为医治疯狂的方式。这种结合的背后是理性主义的操纵，医学理性以恶来行善的狡诈与宗教性的镇压体系的双重力量使得惩戒与治疗并行不悖。
从18世纪末期开始，疯狂似乎有回归之势，尼采、荷尔德林、阿尔托等人以自己疯狂力量击打理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是“谵妄”。 谵妄是一股幽暗力量，连接一切——非理性，疯狂，疯人——于单一的体验之中，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提出谵妄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站在高处，指引着疯狂的古典体验，也使得想要只依据其症状分析疯狂的企图变得微渺可笑[5]。这种精神的谵妄使他们可以有独立的生存，也就是个人的自由。他们的非理性对抗绝不可能被归为可治愈的精神错乱，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着巨大的道德桎梏。
而皮奈与图克的精神病院的拯救疗法，则把疯狂彻底囚禁在道德世界里。当然，福柯认为两人的看法并不相同，皮奈是以疗养的方式对疯人实行理性的道德审判，而图克则是把疯狂圈禁起来让它舞蹈，是对自由的圈禁。其目的是使疯子产生耻感，从而达到解救的结果。匹奈和图克认为他们给了疯子自由，但其实这只是身体上的，“其实，自长久以来，这项自由便存在于其生存领域之中。当然它并不是以任何正面手势为人给予或提供的。它反而是沉没地在一些实务和概念的四周流动——这是一些半隐半显的真相，不明确的要求，存在于有关疯子的说法，想法和作法的边缘。疯子执拗而顽强地存在着，但却永远不让人掌握它”[6]。比起理性最初把疯颠关在禁闭所里的无为放任以及最终让医务人员担任权威和家长的角色治愈病人，其性质并未根本改变。疯颠始终处于文明的边缘，被理性压制。他们的治疗方法亦不过让疯颠处于长久的内疚、耻辱与道德审判之中。
通过对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中相关陈述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力量、身体、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在本书中所体现的尖锐批判精神一直贯穿在其后的创作中。其中《不正常的人》也体现了他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在这本书中，与疯子一样，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手淫的儿童在19世纪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7]。质疑和批判理性，力图要写出一部疯狂本身的历史是本书的价值所在。福柯想让疯狂自己发言，力避理性的干涉，用精神病学的语言进行描述，但这种努力被德里达嘲讽为天真，因为，“大体上说，写出一部反理性的历史，即考古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这个概念，哪怕是表面如此，从来就是个合理性的概念”[8]。
德里达对福柯的质疑来自于两人对笛卡尔解读的差异，福柯认为笛卡尔排除了疯狂，从而为自己书写疯狂与理性的对立寻找到合适的论据，而德里达则认为笛卡尔将疯狂与梦并置，并无厚此薄彼的刻意。德里达质疑是否存在书写疯狂史的可能，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身也是一种理性话语。福柯曾指出疯狂史也就是沉默的历史，而这种对沉默的考古也是一种有组织、有逻辑的语言。因此，在理性的意义上来书写疯狂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里达与福柯思想的冲突则可能来自对结构主义的态度。福柯是从结构主义的整体性的基础上来书写，其关注的始终是文化限度的确立和机制的运行。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沿着疯狂与理性的关系来展开，把疯狂史理解为排斥史：理性对疯狂的排斥。但德里达并不认同这一建构方式，他认为理性并不是绝对以对疯狂的排斥建立起来的。两个人都是反理性主义者，德里达是在理性自身反理性，那是理性的自我解构，而福柯则是在理性之外反理性[9]。两者，一强调历史场域，一只强调文本，“福柯将文本作为一套话语事件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中， 而德里达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 切断了文本同外在世界的联系”[10]。但毫无疑问，在大的路向上，两者异曲同工，都是后现代知识的开启者。
注释：
[1][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第8页。
[3]同上，第8页。
[4][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第129页。
[5]同上，第291页。
[6]同上，第714页。
[7][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页。
[8][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9月版，第97页。
[9]陈晓明：《“疯狂”中的思想交锋——德里达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10]高继海：《<古典时代疯狂史>及与德里达的论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