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字形声结构研究综述
摘 要： 形声结构是汉字结构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将汉字历时发展中形声字的变化情况和共时层面形声字的断代表现结合起来，将定性的分析和现代化的定量手段结合起来，取得丰厚的研究成果。今后研究可以将形声字的静态结构分析和动态生成过程区分开来，进一步关注标声构件与代号构件、装饰构件或区别构件等组合构成的变体结构。
关键词： 形声结构 历时与共时 变体结构
关于汉字结构及发展的研究，传统文字学一直奉许慎的“六书”说为圭臬。从宋代开始，已有学者对此说产生怀疑，认识到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是两个互不相同又密切联系的现象与过程。经过郑樵、张有、王柏及元代周伯琦、明代赵古则、杨慎等人的探索、总结，孕育出清代学者戴震的“四体二用”说。
1935年，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里提出了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象声文字，打破传统“六书”理论和“四书”理论的束缚[1]（86-87）。陈梦家先生提出新的“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2]（76）。刘又辛先生认为汉字的演化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叫作表形时期，包括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第二阶段，可以叫作假借时期，即六书中的假借。第三阶段，可以叫作形声时期，包括六书中的形声字、转注字[3]（25）。裘锡圭先生则提出了“三书说”：表义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分类更加细致完备，廓清了各书之间的边界界分[4]（105-106）。
以上各种分类各家都注意到了汉字起源于象形、成熟于形声这一现象。其他关于汉字结构和发展的阐释还有很多分类，统观这些分类，不难发现，形声字或者说形声结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项，其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从这些分类中可窥见一端。关于形声字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形声字的定义和性质的探讨
自许慎赋予“形声”以“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定义之后，继段玉裁“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为半声也”。后世诸家论之颇多。卫恒、贾公彦、张有、郑樵、戴侗等都在著作中谈及形声字，吴元满还有专门论述谐声字的《谐声指南》一书。清人对谐声字的整理和应用达到高潮。
综观各家之言，他们对形声的解释基本相同，只是命名或有不同，有“形声”“谐声”“象声”等多种叫法。王应电认为“言谐声不如言形声之包括也”。作为六书当中的一种，谐声、形声两者所指内容应该相同。中古以来研究古音的人主要采用“谐声”一词，蕴含了一个包含声符的合体字跟声符之间在读音上的内在含义——声音和谐;而着眼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则多命之为“形声”，如裘锡圭先生就这样定义[4]（6）。另有这方面的探讨文章如：富金璧《何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5]、黄金贵《〈说文〈“形声”定义辨正》[6]等，指出形声以声为主，取形相成。周同科《六书“形声”异说》[7]提出形声、假借互易说。
二、对形声字的产生原因和产生方式的探讨
主要文章有：陈双新《形声起源初探》[8]，吴长安《汉字走向形声化道路的社会文化原因》[9]等。赵平安《形声字的历史类型及特点》将形声字的类型划分为：一般形声字、增累形声字、替换形声字、讹变形声字[10]。李海霞《形声字造字类型的消长——从甲骨文到〈说文〉小篆》[11]归纳出了创造形声字的四种类型：加形字;加声字;形声直接结合的字;讹变改造字。并且考察了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说文小篆等不同时期的形声字构造方式在比例上的不同。江学旺《〈说文解字〉形声字甲骨文源字考——论形声字的形成途经》[12]也作了大致相同的分类。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13]从不同角度对形声字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分类：从发声学的角度对形声字的来源进行了分类，分为强化形声字与分化形声字两种;从构形描写的角度把形声字的结构类型分为正体形声字和省体形声字。
三、对形声字构件功能的描写
讨论主要集中在形符的示义功能、声符的示音功能和示源功能上。关于形符的示意和声符的表音功能，大家已有共识;关于形符的示意度及声符的示音度的问题，前人早有论及，如梁东汉在《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1959）中谈到义符的去义化（示义度）和音符的去音化（有效示音度）并探讨了造成去义化和去音化的原因[14]。
关于声符的示源作用的探讨，一直不断进行着。宋·王子韶提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后世称之为“右文说”，是为声符示源说之滥觞。戴侗《六书故》对声符的表意性亦有论述，黄承吉在《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中则言：“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而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起源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提出“古书凡同声之字皆为一义”。其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力主“以声音通训诂”，提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利用声符探究词源。近代学者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对右文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今人王宁[15]、李国英[13]（31）、曾昭聪[16]等都认为声符具有显示形声字所记录词的源义素性质，声符示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对省形、省声、多形、多声等的讨论
裘锡圭先生分析了省声和省形的几种类型，并探讨了说文误判为省声、省形的原因[4]（160-165）。裘先生对说文中“多形”“多声”的说法持谨慎态度。认为“多形”实际上是在合体的表意字上加注音符或在形声字上加注义符而形成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两个形符的。《说文》判断为“皆声”的两个字“窃”“ ”，后来均已证明其非。裘锡圭先生认为“真正的二声字是极少的”，不过在其不能纳入三书系统的文字分类里，仍然有“两声字”的地位[4]（108）。其实对于此类“皆声”字的研究，当肇始于宋代郑樵，他在《六书略》里指出“谐声”字里有一类是“母子同声”，如“牾”“孳”等。郑樵所谓“母字同声”就是指两个构字部件音同或音近。民国9年（1920），林义光在《文源》里再次揭示了这一古文字发展的重要现象，并命名之为“二重形声”。袁家麟先生把一个字两个部件都是声符的字从“皆声”字中区分开来，称这些字为“纯双声符字”[17]。何琳仪先生把组成一个字的两个偏旁都是音符的称为“双重标音”“皆声”[18]（224-225）。陈伟武先生对双声符理论在考释古文字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对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双声符字内部两个声符的语音联系进行了梳理[19]。黄丽娟先生着重探讨了战国文字中的双声符字字例及产生双声符字的原因[20]。葉玉英先生还探讨了双声符字的来源和产生原因及相关理论问题[21]。
五、研究视角的选择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除了有立足于文字发展整体的系统考察之外，还有对各个时期的形声字的具体深入的考察。
前者可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黄德宽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为代表[22]。黄先生文章以殷商到秦汉时期汉字中的形声字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在形声结构及许多相关重要问题上获得了新结论，如从构成方式的角度对形声字作新的类型划分，将形声结构的研究从笼统的描述引向科学的分析，把形声结构纳入汉字构形方式系统地比较分析，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
后者以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和李圃先生“字素理论”的提出并结合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为契机，一大批对甲骨文、殷商金文、春秋金文、战国宏观文字系统、郭店楚简文字、先秦货币等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字构形系统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成果涌现出来，其中对断代层面的形声字的研究不在少数。如李国英的《小篆形声字研究》[13]，运用系统方法对断代的小篆形声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对形声字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分类，采用量化手段统计出小篆形声字的义符、声符构字频度。对后来的断代形声字研究富于开拓之功。随后出现的一批博硕士论文如：宋微《甲骨文形声字分期研究》（2008硕）[23]、陈婷珠《殷商甲骨文字形系统再研究》（2007博）[24]、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25]、吴威《〈金文编〉形声字构形系统研究》（2008硕）[26]、沈之杰《楚简帛文字研究——形声字初探篇》（2005硕）[27]、王波《郭店楚简形声字定量研究》（2007博）[28]、丁雯颖《上博楚简文字字形结构系统研究》（2009硕）[29]、李丰娟《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形声字研究》（2007硕）[30]等都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法。
六、研究方法的使用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列举若干字例进行分析论证之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引入量化手段。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为传统文字学界形声字的研究注入了活力，数字手段的使用避免了以往纯手工统计的误差，使我们对汉字各参项的性质的研究建立在相对精确的量化基础之上。上举各个断代层面上的形声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各个时期形声字的比例及形符、声符的构字频度，呈现出形声字上升阶段中的面貌。
通过对形声结构研究概况的梳理，我们发现随着汉字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形声结构的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化。在研究视角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有更多的亮点，比如将历时的汉字发展中形声字的变化情况和共时层面的形声字的断代表现结合起来，将定性的分析和现代化的定量手段结合起来，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但鄙意认为形声字结构研究尚未臻于至善，今后研究或可再进一步深化，比如可以将形声字的静态结构分析和动态生成过程区分开来，如前举赵平安“增累形声字”“替换形声字”[10]、李海霞“加形字”“加声字”[11]等关于形声字分类的说法，其实是着眼于形声字生成的动态过程来说的，这种动态生成的结果仍是由形旁和声旁两种构件组构而成的形声结构。另外，形声结构并非都能划分出形旁和声旁两个构件的正常结构，还有一些是由一个标声构件与代号构件、装饰构件或区别构件组合构成，这样的变体结构需要我们进一步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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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丁雯颖.上博楚简文字字形结构系统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30]李丰娟.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形声字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7.
本文为西藏民族大学科研基金一般项目（18MDY10）、教改项目“提升汉字文化素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汉字文化专题》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