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与扩大开放：基于理论和量化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产出、福利和贸易的政策效果。本文基于EatonKortum模型，拓展了一个三国三部门国际贸易模型，并放松了贸易平衡性假定，以契合中美贸易现实。文章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使用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参数校准，通过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产出、福利及贸易的变化，最后量化分析扩大开放政策如何长效解決中美贸易分歧。研究表明：面对美国对中国贸易战，“以牙还牙”策略优于“静观其变”策略;美国旨在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政策是无效的，只要中国进行反制措施，中美贸易顺差并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减少;扩大进口政策一方面可以降低中美贸易中的长期顺差、缓解中美贸易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消费者福利得到改善;通过扩大开放、优化进口结构，能够起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且扩大制造业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福利和产出提升效应大于扩大农产品开放政策。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国际贸易扩大开放政策EK模型
一、引言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贸易关系稳定不仅对中美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规模不断扩大，至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比重占全球11.5%，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国和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国际上“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阻碍世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2018年4月3日，美国正式根据“301调查”宣布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名单，其中所涉产品范围主要为高科技领域。有观点认为美国此举意在通过贸易战的方式遏制“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对于美国单方面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国对等地采取了反制措施，而双方谈判进程进展不大，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当前中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正需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升级，促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此时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会给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压力，更会对“中国制造2025”造成一定的阻力。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本文重点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产出、福利和进出口贸易会受到怎样的影响？（2）在中美贸易摩擦存在长期持续的可能性下，中国应如何缓解中美贸易矛盾，如何对外化解分歧、对内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拓展了标准Eaton 和Kortum模型（后文简称EK模型），通过构建一个三国和三部门的非平衡贸易模型，利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中美贸易摩擦的产出和福利影响及中国的长期应对措施。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对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原因的研究;（2）对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产出、福利和贸易的政策效果分析。首先，对于中美贸易发生的原因，美国指责中国的出口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过度使用劳动力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任靓（2017）认为从经济上来看，主要是遏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郭美新等（2018）研究中美贸易数据发现，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从2001年加入WTO后迅速增长，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因而美国对中国严重的贸易赤字成为中美贸易关系的争论点。熊珍琴和范雅萌（2017）研究发现，虽然中美之间存在贸易失衡问题，但中美各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端，中美之间并不存在较大价值链重叠关系，美国反而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最大受益方。另外，也有文献表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往往并非单纯经济因素，政治捐献、选举和利益集团游说对美国贸易政策也具有重要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1994;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Galantucci，2013;杨飞等，2018）。邓富华等（2018）研究认为，中美贸易矛盾为中美投资贸易制度和美元指数走强而导致的两国利益冲突，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的渠道，通过保持强势美元而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关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贸易双方的产出、福利分析。Shikher（2012）首次拓展了多部门EK模型，在模型中加入多个产业部门，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美国和欧盟贸易战的相关问题，Shikher发现美国欧盟贸易战对美国更有利。郭美新等（2018）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情形下中国应对策略及其福利影响，研究结果认为贸易战对两国福利都有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扩大开放、增加进口才能增加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优势。李春顶等（2018）、樊海潮等（2018）和黄鹏等（2018）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数值分析，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造成中美双方福利损失，贸易摩擦并不符合双方利益选择，促进中美双方合作才是长期最优选择。冯帆等（2018）认为中国应加快与重点贸易伙伴推进自贸区建设，尽快恢复与欧美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本文主要贡献如下：（1）在EK模型基础上，拓展了一个三国三部门模型，并且在模型中放松了贸易平衡性假定，使得模型更加符合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现实;（2）本文根据理论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从产出、消费者福利和进出口贸易角度研究了相应的政策效果，对中国如何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论证和支撑。
四、数值分析
（一）基准模型数值模拟结果
图1显示了1980—2017年开放经济中国三部门就业份额的实际值和模拟值的对比结果。在图1中，实线表示三部门就业份额的实际值，虚线表示三部门就业份额的模拟值。其中，在考察期，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真实值从68.7%下降到26.9%，与此同时，相应的模拟值从68.1%下降到26.3%，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和真实值的相关系数为0.8969;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真实值从18.2%上升到28.1%，相应的模拟值从19.3%上升到30.5%，相关系数为0.7437;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真实值从13.1%上升到44.9%，对应的模拟值从19.5上升到43.1，相关系数为0.8953。总体来看，基于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基本上与中国1980—2017年三部门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吻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1995—2010年期间，第一产业模拟值持续性低估了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模拟值则持续性高估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对于这种系统性的估计偏差，章潇萌（2016）认为是由于模型缺乏外生冲击项引起的，因为从1994年汇率贬值以后，中国开始持续扩大对外贸易，虽然模型考虑了贸易开放对本国就业的影响，但并未考虑他国贸易因素。本文认为这种系统性的偏差可能还与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扭曲相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大量农民工，户籍因素、城乡二元因素导致农业和其他行业存在一定的劳动市场扭曲，引起行业之间系统性的劳动资源错配（盖庆恩等，2013）。
为了对比研究贸易开放和封闭条件对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进行封闭条件下的反事实分析，其结果如图2所示。在图2中，实线表示实际值，短虚线表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模拟值，长虚线表示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模拟值。在本文研究背景下，假设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可贸易部门，第三产业为不可贸易部门。从封闭条件的反事实模拟结果来看，第三产业的模拟值仍然与实际值一致，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存在显著的趋势性低估。具体而言，如果中国经济处于封闭经济，会导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同时偏低于实际就业份额。考虑到在实际中三大产业就业份额之和为1，而封闭条件下就业份额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明显偏低，这意味着封闭经济会挤出可贸易部门就业，但挤出部分并未转移到第三产业，即封闭经济会导致经济失业增加。
接下来进一步研究封闭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福利的反事实分析。我们使用消费者直接效用函数作为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度量，根据效用函数正单调变换不变性，本文对式（4）所示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取对数处理。消费者对三大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量根据式（7）进行测算。最终封闭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福利的反事实分析如图3所示。图3显示，1980—2017年期间，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福利水平总体均表现为持续增长趋势，但同时也注意到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下消费者福利水平存在一些差异，尤其在1995年以后，开放经济中的消费者福利水平持续地高于封闭经济中的消费者福利水平，对此我们认为与1995年前后中国开始持续扩大对外贸易开放水平相关。封闭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封闭经济会导致消费者福利降低。
综合对比三类情形下中美贸易博弈的数值模拟结果，我们发现：（1）贸易战会造成物价水平上涨，同时也会降低消费者福利水平;（2）面对美国对中国贸易战，从消费者福利水平变化角度来看，“以牙还牙”策略优于“静观其变”策略;（3）中国对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采取的“以牙还牙”策略中，对美国农业产品采取精准打击效果优于对其工业增加关税的效果;（4）贸易战并非解决中美贸易结构性问题，美国旨在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政策是无效的，只要中国进行反制措施，中美贸易顺差并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减少。
（三）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政策研究：扩大进口和优化进口结构
在中美贸易战的数值模拟中，我们发现从中美贸易战的博弈策略来看，中国的最优策略是对美国进行“以牙还牙”式的反制，但中美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通过贸易战方式得到解决，反而使得福利受到损失。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只能作为贸易战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目的，鉴于此，探索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扩大开放的政策效果。
中国扩大开放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李春顶等（2018）和冯帆等（2018）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对抗在长期并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从长期来看，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存在一定的谈判空间;其次，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时期，虽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下国际国内经济情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低于国内非出口企业（戴觅等，2014）。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们提出中国应争取通过谈判使得双方终止贸易战，通过扩大进口和优化进口结构方式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在表4中显示了中国通过扩大进口和优化进口结构方式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数值分析结果，具体地分别从假设农产品开放和假设扩大制造业开放两方面考察价格指数、贸易、福利和产出的变化。首先分析扩大农产品开放的数值分析结果，总体价格指数p受进口关税降低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与关税降低程度正相关。关税下降也导致了进口量的增多，中国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从福利方面分析，扩大开放导致消费者福利增加，随着扩大开放程度从5%提升到15%，福利变化从0.2417上升到1.2809%。从三大产业产出变化来看，扩大开放刺激了产出增长，且对工业产出促进作用大于对农业和服务产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表4中还展示了扩大制造业开放的数值分析结果。与扩大农产品开放情形相比，扩大制造业开放情况下，使得总体物价水平下降幅度更多，消费者福利水平提升更大，产出层面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效果更显著。
总体而言，通过对扩大进口和优化进口结构方式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较好的政策效果。降低进口关税的扩大开放政策可以降低中国总体物价水平，使得消费者福利水平得到改善。此外，从三部门产出变化来看，两类扩大开放政策对部门产出变化也存在差异化的结构效应，即扩大开放对工业和服务业产出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农业产出的促进效应，这意味着通过扩大开放、优化进口结构，能够起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对比扩大农产品开放和扩大制造业开放，扩大制造业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福利和产出提升效应大于扩大农产品开放政策，原因在于相比于农业，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优势和规模更大，对制造业产品扩大开放降低了本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成本，因此，制造业产出增长最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扩大开放的政策福利效果。基于Eaton & Kortum模型，本文拓展了一个三国、三部门模型。结合中美贸易现实，文章在已有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一个多国非平衡国际贸易模型，并使用中国数据进行校准，模拟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和产出、福利变化。文章还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政策视角模拟分析了扩大進口和优化进口结构的政策效应。文章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战会造成物价水平上涨，同时也会降低消费者福利水平;面对美国对中国贸易战，“以牙还牙”策略优于“静观其变”策略;美国旨在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政策是无效的，只要中国进行反制措施，中美贸易顺差并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减少;扩大进口政策一方面可以降低中美贸易中的长期顺差、缓解中美贸易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消费者福利得到改善;通过扩大开放、优化进口结构，能够起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且扩大制造业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福利和产出提升效应大于扩大农产品开放政策。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情形数值模拟，本文发现中国对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虽然能够降低福利损失，但福利水平仍会低于没有贸易战的情形，表明贸易战会导致福利的绝对损失。从长期来看，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不可阻挡，中美贸易对抗不利于中美双方利益，中美贸易中的结构性矛盾可以通过双方谈判解决。
（2）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鼓励高质量发展。我国长期施行出口导向型经济，盲目地鼓励出口创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但对内和对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对内来说，长期鼓励出口政策一方面压缩了国内消费者福利，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出口企业依赖出口补贴、创新动力不足，长期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对外而言，盲目鼓励出口也导致了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加剧中美贸易矛盾。因此，中国应主动扩大进口，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尤其是加大对高端制造、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引进力度，激励中国国内供给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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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