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演化的新趋势和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问题，是近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感兴趣并努力去解释、分析和提出政策建议的话题。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通过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开放化、交互化和本土化，逐步与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融合，不仅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的学术新秀。孙军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这本专著，正是我提倡的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基于研究范式“开放化、交互化和本土化”的尝试和努力。应他请求，我很乐意就这个问题谈谈认识，并对他的书进行一些评价。
众所周知，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主要的特征和方式。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利用开放的这样一种手段，在加快经济全球化方面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措施。2000年以来，随着加入WTO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主要是抓住了20世纪末期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出现的生产垂直分割的趋势，基于外需，在沿海地区采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推动出口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中国贸易的“爆炸式”增长，确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不过，这种利用外需、淡化内需的发展模式也引致了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我国企业长期在全球价值链（GVC）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高质量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目前，在全球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贸易摩擦加大的情况下，仅靠国外需求很难解决产能过剩和产品质量不高问题。
二是在GVC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陷入成本和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忽视产业升级。中国现在面临着国内外要素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低价竞争优势正不断地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低价竞争态势下企业的生产率的提升，不能消化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容易导致产业竞争力衰减。
三是嵌入GVC的发展模式也导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陷入发展困境。目前我国很多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实际上并不能代表高技术、高收益，而仍然是以传统的技术、工艺和组织方式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加工组装环节，他们同样延承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困难较大。
四是相关研究和现实表明，一国的环境问题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方式以及所处的位置密不可分。因此，中國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的同时，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不得不以资源和环境换取经济的增长，造成资源开采过度、环境污染恶化，成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国外市场的作用，重新认识内需和国内市场的价值。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正逐步回归到“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处在了“三期叠加”期，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品成本不断上升、外部需求萎缩、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中等收入陷阱”隐现、发展动力机制急需转换等问题。面对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 2016年，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实际上，供给侧和需求侧是一面镜子的正反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需求侧尤其是内需对其的拉动和支撑。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这就提出了要重视内需和国内市场、通过有效内需的启动助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命题。基于内需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需和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国内价值链（NVC），NVC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改变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这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产品质量，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而且也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多地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
其次，基于内需和国内市场就是要用足国外高级生产要素，而不是基于国外市场用足本国低端生产要素，这内在地要求我们的政策不仅要关注引资和出口，更要关注进口和对外投资，不仅要关注项目的引进，更要关注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吸收。这其中最关键的政策目标是扬弃出口导向战略，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和创新载体，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各类高级人才。
再次，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启动有助于我国企业运用“逆向发包”原理，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就地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增强企业全球竞争力，实现自身的不断升级。“逆向发包”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国家的战略选择，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发包”从而主动获取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做贡献。
孙军的专著《全球化视角下的需求约束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正是抓住了这一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和风格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书的研究结合国外市场，立足国内市场，跟踪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深入分析了内外需转换大背景下我国产业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驱动机制以及推动产业转型的政策建议。综观全书，我认为该书不仅分析视角比较新颖，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提出了一个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演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需求约束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状况，并且用数值模拟形式对其进行了刻画，得出了一系列与从供给角度出发所不同的结论。其发现从需求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增长和产业演化比从供给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更符合对现实的描述。另外，在开放条件下，政府的政策行为尤其是对本土需求空间的挖掘、利用及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鼓励对于后发国家技术的赶超变得尤为重要。
第二，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市场结构特征对产业组织政策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了不稳定状态下企业自身的研发水平不可能达到最优，即使在均衡状态下，也未必最优。进而，对具有不同组织特征的产业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也不应完全一致。不过，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无论哪种产业组织政策，均不应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干扰和破坏。
第三，给出了需求约束下技术进步带来环境污染的数理模型并对其进行赋值，发现了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润状况，而不是进步本身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这导致了环境污染的持续增加，而末端治理模式使得发达国家企业或者将污染部分向后发国家转移或者进行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又会导致新的污染产生，而且愈发不可持续，后发国家对污染的治理更应该采取顶端治理模式，不断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理念，加快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模式，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第四，该书不仅在理论上对需求驱动产业演化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逻辑，而且搜集了翔实的数据，并从不同侧面对这些理论命题加以证实。在逻辑结构方面，遵循从理论研究到经验分析到政策建议这样一个顺次递进的过程，而且这些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充分说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对学术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能力。
当然，由于新事物、新现象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该书也未能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纳入其中，而这些对新常态下如何挖掘大国内需、更好地利用外需并将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匹配进而驱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行政式的产能压缩很难提升经济增长潜能，而且產能压缩会引发企业倒闭和坏账表面化等问题，同时也会引发行业愈发集中化进而形成垄断等现象。因此，如何将去产能和市场化机制相配合，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引导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兴行业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二是随着老百姓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其对产品层次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但国人大量购买外国货，甚至去医院体检这样的事情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外，那么如何疏导供给侧，并与需求侧相协调，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三是虽然我国目前不少行业仍存在着产能过剩，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购买欲望但是买不起的人群非常之多，因此，如何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精准扶贫等政策改善目前我国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局部过多的局面也是一个重要话题;四是互联网平台越做越大，网络效应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那么，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对于需求聚焦的优势，发展共享经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也是下一步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五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国外市场联动内需市场，重整需求侧，构建NVC，形成“以我为主”的GVC体系，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虽然该书的研究有其创新性和鲜明的特点，但今后仍需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和数据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