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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现实与超越

    时间:2023-07-08 16:25:06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正远范文网手机站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毕颖达,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山东大学韩国学院;邮编:264209;E-mail: biyingda@sdu.edu.cn. 本文为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后冷战时代韩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研究”的部分内容。本文获山东大学(威海)韩国研究院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基金资助。

    摘 要 韩国朴槿惠政府在对朝政策方面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推行旨在增进南北信任关系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然而这一构想在实践之初就遇到了巨大阻力,至今未能真正走上正轨,其实施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朝鲜、美国以及韩国国内极右保守势力。朴槿惠政府如要成功推动“朝鲜半岛信赖进程”,至少需要突破上述阻力,同时可借中国之力尽快改善对朝关系,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朝美关系改善,并最大限度地发挥领导力,逐步使外交、国防等关键领域的极右势力退出舞台。

    关键词 朴槿惠政府 朝鲜半岛信赖进程 朝韩关系 朝美关系 中韩关系

    韩国朴槿惠政府上台时提出了以“朝鲜半岛信赖进程”为核心的对朝政策,主张无条件地恢复与朝鲜当局的政治对话,不把对朝提供人道主义支援与政治问题挂钩,这些有利于朝韩关系改善的政治主张让长期关注半岛局势的人为之一振,随即对今后的朝韩关系走向做出了较为积极的预期。然而,在朴槿惠政府上台执政的前后,半岛局势却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为紧张的状况,“信赖进程”的推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甚至有学者认为朴槿惠的对朝政策还没有出台就已夭折,并断言其对朝政策不得不重返李明博之路。 第三次朝核试验之后,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在中国广播网发表评论时表达了上述观点。参见《核试验影响朝韩关系,朴槿惠“半岛信任进程”恐夭折》,2013年2月12日, 中国广播网http://china.c.cn/xwwgf/ 201302/t20130212_511956660.shtml#a1(检索时间:2013年9月10日)朴槿惠政府上台以来,其“朝鲜半岛信赖进程”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除了朝鲜的敌对行动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制约了此政策的实施;为超越这种现实,朴槿惠总统还需做哪些努力等,这些问题正倍受关注。

    本文首先简要记述朴槿惠对朝政策内容及其实施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阻碍“信赖进程”实施的要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并对今后的朝韩关系及半岛局势走向进行了预测。

    一、 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目标与实施现状

    冷战结束后,为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创造良好的和平统一条件,韩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努力,金泳三政府曾尝试通过朝鲜战争的实际当事方举行四方会谈,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然而由于朝鲜与美韩处在结构性矛盾之中,相关各方竟连会谈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致使金泳三政府的努力无果而终。金大中政府吸取了前任教训,在对朝政策方面推行了“不促进吞并统一”,而采取“和解合作”的阳光政策,其目的是以“温暖的阳光”使朝鲜脱去冷战的外衣,通过南北交流与合作化解彼此敌对状态,逐渐建立相互信任,进而实现事实上的统一。随后接任的卢武铉政府基本继承了金大中的这一包容政策基调,尽管金大中和卢武铉的对朝政策均遭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攻击,但客观上来说这个时期的朝韩关系基本上保持了缓和局面。作为反证,李明博政府通过联美对朝施压不但使朝鲜半岛局势频频陷入危机,更进一步把朝鲜推向拥核的道路。

    2013年2月25日上台的朴槿惠政府经过综合分析以往对朝政策指出:一方面,过去大规模对朝支援与南北经济交流合作的扩大只是一时缓解了朝鲜半岛紧张局面,却无一达到了改善南北关系进而保障持续和平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对朝压迫式的“战略忍耐”更无助于解决核问题和改善南北关系,反而增大了国民的不安全感。[1]4-5朴槿惠政府认为过去的对朝政策主要纠结于是否对朝进行支援或制裁的选择上,对“信赖”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而南北关系之所以会出现持续的敌对,主要原因就在于相互间的信任不足。[1]9在这种认识下,朴槿惠政府摒弃了“左”的理想主义式对朝支援和“右”的实用主义式对朝压迫的做法,提出了构建对朝“信赖”关系的外交理念,确立了以“朝鲜半岛信赖进程”为核心的对朝政策构想。

    “朝鲜半岛信赖进程”是在总结前任政府对朝政策经验基础之上提出的,其目标是发展正常的、全新的南北关系,使朝鲜半岛的和平达到可信赖的、可持续发展的水准,并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打下基础。在政策实施方面,则综合考虑了朝鲜半岛现状和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设定了“立足坚实的安保”、“履行协议积累信赖”、“创造让朝鲜做出正确选择的条件”、“以国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为基础”等政策实施基调。 关于“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的解读参见韩国统一部网站http://www.unikorea.go.kr/CmsWeb/viewPage.req? idx=PG0000000709(检索时间:2013年9月10日)

    事实上,“朝鲜半岛信赖进程”与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时期的对朝政策目标没有本质区别,不同之处在政策实施基调上,它既具有明显的“阳光政策”色彩,又带有诸多的李明博对朝政策的痕迹。据韩国政府的说法,“半岛信赖进程”的先进之处在于吸取了金大中和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有用部分,体现为朴槿惠政府提出的“均衡政策”,这种“均衡”不是简单地选择前两者的中间路线,它是对“强硬”与“包容”的超越,力求做到“安全与交流合作间的均衡”、“南北对话与国际协助间的均衡”、“协商与遏制的均衡”、“政治安全与对朝人道主义援助间的均衡”,以克服南北关系在进展与后退之间反复交替的困境,[1]10-11具体来讲就是有时需要对朝强硬,有时需要对朝包容,是一种伸缩性政策。[2]

    与李明博政府“坚持原则”的对朝政策基调相比,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带有相对包容特性,它试图通过开启朝韩当局间对话和无条件地对朝进行人道主义支援的方式,来逐步增进朝韩之间的政治互信,以缓和并改善双方关系。尽管如此,朴槿惠政府上台执政以来,朝韩之间并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政治对话,对朝政策也显现了重走李明博道路的端倪。2013年5月下旬朝鲜崔龙海访问中国并表示出无核化对话意向之后,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就此举行了就任以来的第一次外国记者会见,再次明确强调了“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朝鲜应以实际行动表示出诚意”的立场。[3]6月12日,韩国外交部、国防部、统一部三部门的首脑在首尔举行非正式紧急会议,对上述立场进行了再确认。[4]这个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延续,与最初朴槿惠在竞选中宣示的“无条件对话”之约定有所背离,使人们开始对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产生了疑问,怀疑 “朝鲜半岛信赖进程”能否如约推进下去,这种情况与最初人们对这一进程的期待形成了对比。

    二、 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阻碍因素

    韩国朴槿惠政府上台将近一年,但其推出的旨在增进朝韩信赖、改善双方关系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却举步维艰,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对阻碍“朝鲜半岛信赖进程”推进的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遗产破坏了“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实施的环境。在过去的五年间,由于李明博政府对朝推行“坚持原则”和“战略忍耐”的强硬政策,导致朝鲜半岛局势频频触及危机的顶点,这不但极度地恶化了朝韩关系、推动朝鲜走向拥核道路,而且还为新一届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安全包袱、为重新制定实施对朝政策设置了巨大障碍。在任期的最后一年,李明博政府全然不顾韩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坚持推行对朝政策的“一贯性”[5],在朝鲜进行二次火箭发射后仍积极推动对朝制裁,特别是2013年韩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后,在制裁朝鲜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结果是招致朝鲜更强硬的敌对行为,甚至一度把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当然,除了保持政策一贯性的考虑外,李明博还希望后任政府能继续坚持其设定的“原则”,并试图通过推高局势紧张使之被动步入“坚持原则”和“战略忍耐”的政策轨迹。因此,虽然2013年2月25日李明博政府任期结束,较为温和的保守势力朴槿惠正式上台执政,但前任政府推高不下的南北紧张惯性却一直在延续,为试图通过开启对话、增进信赖关系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的实施设置了巨大障碍。

    其次,朝鲜的强力挑战使“朝鲜半岛信赖进程”难以实施。在与李明博政府进行激烈对抗的惯性下,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朝鲜仍然维持强硬的态度。2012年末起,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强行发射远程火箭,此举受到联合国制裁后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以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在联合国做出新一轮制裁决议后,特别是随着韩美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不断扩大,朝鲜随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废止以往达成的系列协议,甚至高调进行核威慑,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停战以来最为危急的局面。尽管4月11日朴槿惠政府就开城工业园问题发出了对话信号,但在“危机惯性”的作用下朝韩关系最后的堡垒——开城工业园仍陷于存废的关口。不排除朝鲜的这种接二连三的强硬做法有向新一届韩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用意,希望韩国新政府在对朝政策上最大限度地向阳光政策回调,可惜事实证明,朝鲜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成,相反只是惹来了韩美高强度的军事力量展示,并造成半岛局势空前紧张。在紧张气氛高涨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也无法与朝鲜当局实现对话,那么所谓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更是无从着手实施。

    再次,美国对朝政策基调的延续与韩国新政府对朝政策调整出现了步调上的不一致。2013年美、韩分别完成了政府换届,奥巴马继任美国总统,朴槿惠出任韩国新一任总统,在对朝政策方面,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与李明博政府实现了完美合作,推行了“战略忍耐”政策,强调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要求朝鲜拿出弃核的诚意和做出实际行动,在第二任期开始后,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延续了这一基调。韩美六方会谈首席代表于2013年9月10日在首尔举行会谈,再次确认了朝鲜无核化先行措施是对话重启的条件这一“战略忍耐”基调。参见《韩美六方会谈首席,“北,应有无核化成果再重启对话”》,载[韩]《首尔新闻》2013年 9月 11日,第2版。然而韩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朴槿惠政府借鉴了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经验教训,推出了相对温和的对朝政策,强调重启朝韩之间的政治对话、无条件对朝进行人道主义支援,以缓和紧张的朝韩关系,进而增进相互信赖。很显然,朴槿惠的这一对朝政策构想与美国奥巴马政府固守的对朝政策原则之间发生了较大错位,在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正试图以积极对韩进行安全支持来影响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使其向美国的对朝政策方向靠拢。可以说,美国的对朝政策极大地影响了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

    此外,韩国国内所谓的“亲李”极右保守政治势力干扰、阻碍了朴槿惠政府“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的实施。毫无疑问,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取向对政府的国政运行影响巨大,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新国家党的很多成员入主政府的各个部委,或是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及各领域的参谋顾问,这当中不乏“亲李”的极右人士,其中最有具代表性的就是李明博时期的国防部长金宽镇在新政府中继续连任。朴槿惠上任后组建政府过程中曾提名国务总理、宪法裁判所所长、国防部长大批人选等,但这些要害部门的人选都被调查出有“自身问题”未能成功任职,这既缘于在野势力的反对,也不排除占据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因此,为了平衡党内各派关系,朴槿惠政府在外交安全职位上继续留任或启用了部分“亲李”人士,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延续李明博政府时期的一些做法,而这对现任政府制定、实施对朝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朴槿惠政府倡导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至今未能有效实施。虽然2013年下半年以来朝韩双方开始进行了对话尝试,恢复了开城工业园的正式运转,并在推动金冈山观光事业和人道主义合作方面发出了一些积极信号,然而由于美国不断增派包括B52在内的战略性进攻武器参加到美韩军演,引发了朝鲜的高度戒备和强烈不满,尤其是美国拒绝将人质送还谈判韩裔美国人裴俊浩在2012年11月带游客从朝鲜咸镜北道罗津港入境后遭扣押。2013年4月30日,朝鲜最高裁判所即最高法院认定裴俊浩“从事反朝敌对行为”,判处他15年劳教。随后美国方面提出要求,希望通过人道主义途径将裴俊浩转送回美国。朝鲜方面曾同意美方派特使赴朝协商有关事宜。与重启朝美会谈挂钩,使朝鲜的对美关系正常化设想落空,因而单方面取消了美国特使罗伯特·金的访朝邀请。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中断了原计划在2013年中秋举行的南北离散家属相逢活动,进而引发了韩国朴槿惠政府的极度不满,批评朝鲜不遵守承诺、有违人道主义精神,在对朝政策上呈现出向李明博政府时期“坚持原则”、“战略忍耐”转化的倾向,自此,朝韩关系走向缓和的势头再一次陷入低迷。

    三、 朴槿惠政府需要跨越的对朝政策障碍

    如前所述,由于过去五年朝韩关系紧张的惯性、国内极右保守势力的阻挠以及美国对朝政策基调对韩国的影响,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至今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尽管如此,从执政以来朴槿惠总统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中可以看出,韩国政府推动这一进程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仍把改善朝韩关系、开创半岛统一的新时代作为重大施政目标,那么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现任韩国政府还需要翻越诸多障碍。

    第一,引导朝鲜走上配合“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实施的轨道。很显然,朴槿惠政府若想继续推动半岛信赖进程,需要适当缓和目前朝韩双边的紧张气氛,恢复朝韩当局间对话机制,确保对话渠道的畅通,在此前提下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恢复对话机制是推进“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的关键一环,它既是半岛局势缓和的结果,也是朝韩发生争议之时防止局势一路升级的有效缓冲。在恢复朝韩对话机制问题上,朴槿惠总统在竞选期间就已做出明确约定,即不为朝韩对话设置先决条件,对朝人道主义支援将不与政治问题挂钩。然而过去的执政时间里,受来自美国和朝鲜方面因素的影响,朴槿惠政府在履行“对话”约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离,特别是对朝鲜接触时过度地坚持原则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朝韩对话机制的恢复。甚至有韩国学者认为:“今后为了使对朝政策能够达到预期目标,朴槿惠政府需要减少这种让对方‘完全屈服式’的过分做法,不管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南北关系持续发展的原则,履行其竞选承诺,发挥灵活性,以使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妥协。”2013年9月12日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金根植教授曾发表上述主张。参见[韩]金根植:《朴槿惠政府对北政策6个月,担忧与成果》,载韩国时政新闻网http://www.polinews.co.kr/news/article.html?no=186027(检索时间:2013年09月20日)

    第二,朴槿惠政府还需合理调整对朝政策内容中相互抵触的部分。比如在对朝政策实施方面,朴槿惠政府一方面呼吁恢复朝韩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又着重强化安保力量,展示韩美同盟的牢固不动摇,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彰显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以震慑朝鲜不敢进行挑衅。事实上,这种相互抵触的做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朝政策的实施,因为它增加了朝鲜在安全上的忧虑,使其难以安下心来与韩国进行真正的政治对话。2013年8月 19日韩美联合军演期间,朴槿惠总统在青瓦台危机情况管理室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上强调“希望和平就需准备战争”,这一发言立即遭到朝鲜方面的强烈谴责,接下来的舆论上相互攻防又进一步破坏了政治对话的氛围。

    当前在韩国有很多舆论认为,韩国的各方面实力已经绝对超过朝鲜,与通过改善南北关系实现统一的传统立场相比,“等待”朝鲜发生“变化”进而实现“吞并统一”似乎更实际、来得更快一些。

    2013年12月24日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南宰俊在干部送年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在朴槿惠政府任期内半岛统一是可能的”、“在2015年将会以自由大韩民国体制实现统一”。参见[韩]高有焕:《2015统一论》,载《韩国日报》2013年12月25日,第31版。然而,这种推动“吞并统一”的做法与通过增加南北之间的信赖实现半岛和平的政策目标是相互抵触的,也是一直被朝鲜视为敌对行为的,只要有推动“吞并统一”的行为存在,朝韩通过对话缓和关系的期待就将难以实现。另外,从半岛南北统一的角度来看,推动“吞并统一”是一种手段,朴槿惠政府的“半岛信赖进程”实质上也是为实现统一而采取的手段,如果韩国政府推动“吞并统一”,也就意味着“半岛信赖进程”的中断。一边积极寻求通过南北和解实现半岛和平,一边又推动吞并对方实现统一,这在金泳三政府时期也曾经有过先例,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学术界在评价金泳三政府对朝政策时,对此基本持批判态度。[6][7]

    其实在金大中政府时期也曾把“强化韩美同盟,加强安保力量”作为实施对朝政策的重要原则,但与此同时更加强调“不推动吞并统一”的原则,这也是金大中政府时期朝韩关系能够得到缓和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朴槿惠政府在坚持强化安保力量的同时,在对朝关系上也出现了延续李明博时期“积极为统一做准备”的苗头,虽然从政府的角度并没有公开声明“吞并统一”,却高调强调韩国在统一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一做法被解读为吞并统一是很正常的。因此,余下的任期内朴槿惠政府需适当调整对朝政策中相互抵触的部分,妥善处理强化武力安全与开展对朝关系改善之间的矛盾关系,低调处理韩美同盟,减少联合军演次数并缩小演习规模和范围,在缓和对朝关系上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但要避免暗中推动“吞并统一”局面的出现,否则其对朝政策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第三,在执行对朝政策上需最大限度地确保自主性,处理好安全与统一问题间的关系,避免把朝核问题与朝韩关系的改善过于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众所周知,美国因素一直对韩国实施对朝政策影响巨大,韩国各届政府对韩美同盟的依赖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朝政策收效的大小。冷战结束以来,当韩国政府选择紧靠美国的战略时,朝韩关系便会高度紧张,如金泳三政府、李明博政府时期,特别是李明博时期过度地依靠韩美同盟来对朝实施压迫政策,其结果是在统一和安全方面双双失分;而当韩国政府相对较大地保持政策自主性的情况下,朝韩关系就会有所缓和,如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特别是金大中政府时期,在对朝政策上坚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倡导朝韩和解合作的同时推动朝美关系改善,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半岛局势曾一度出现朝韩关系向好、朝鲜与美日关系快速进展的可喜局面。鉴于这样的历史规律,朴槿惠政府在确立、实施对朝政策时,需要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是民族的最根本利益”这一认识基础上,按照自身设计的路径和方式去推进“朝鲜半岛信赖进程”,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因素对朝韩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避免对朝政策向李明博政府道路上的回归。

    尤其是在处理朝核问题上,韩国政府在积极推动半岛无核化的同时,需要认清朝核问题的本质,不要一味地把无核化进程与朝韩关系的改善直接捆绑在一起,更不应像李明博政府时期那样试图牺牲朝韩关系来解决朝核问题。对于朝鲜来说,开发和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安全防护能力和增加对美协商的砝码,它不会因为韩国提出改善朝韩关系的诱导或施加压力而放弃核计划,换言之,朝鲜方面不把韩国作为核协商的对象,朝核问题解决的直接当事方仍然是朝美。这种情况下如果韩国方面盯住核问题,并把核问题与双方关系联系在一起,那么不但朝韩关系难以改善,还会为核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增加难度。过去李明博政府在推动朝鲜弃核问题上一味追求主导权,结果导致朝韩关系无法缓和,朝核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化,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朴槿惠政府放弃推动无核化,而是要改变推进的方式,即不要把朝韩关系和无核化紧密地捆绑到一起,而是应先行推动朝韩关系改善。虽然持续推动朝韩关系改善不能直接解决朝核问题,但它一定会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提供正能量。我们较为乐观地看到,据2013年9月25日韩联社报导,朴槿惠政府已修订了“南北关系发展基本计划”,该计划再次明确了改善朝韩关系、为实现实质性统一做准备的目标,特别是去掉了“无核化”,不再单独把无核化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提出,可见,朴槿惠政府已开始客观地认识朝核问题,正在努力减少朝核问题对朝韩关系的影响。希望在未来的任期里,朴槿惠政府一方面以自身的努力积极推动朝韩关系改善,另一方面考虑借助中国的力量一道把朝美再次引导回六方会谈框架内,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美对话和彼此关系的改善,最终按照“9·19进程”设定的方向来实现半岛无核化。

    第四,充分发挥总统个人领导力,整合国内政治力量,与此同时选拔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实施的人士执掌政府相关部门。如前所述,朴槿惠虽然已入主青瓦台,但其所在政党的政策对政府推行对朝政策仍施加着较大影响,特别是新国家党内部“亲李”势力仍然把持着政府的外交、安全领域等要害部门,不利于朴槿惠政府全力推行对朝政策。为确保对朝政策的顺利实施,朴槿惠总统需要进一步发挥其个人政治领导力,在对朝政策实施方面寻求包括在野政治势力的支持,并在总统权力逐渐牢固的情况下调整外交、安全领域内的“亲李”人士,代之以有利于推动对朝政策的进步人士,只有这样,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决策机构之间才能形成合力,方可有效地推动“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的实施。

    此外,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若要成功实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支持与配合。一直以来中美两国对朝鲜半岛局势产生着重大影响,两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往往会带来半岛局势和朝韩关系的改变。当今,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背景下,面对两大国既竞争又合作的现实,朴槿惠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外交智慧,做好中美之间的均衡外交,争取在对朝政策方面分别取得两国的持续支持,从而推动朝韩关系的改善。

    由于朝鲜半岛问题极为复杂,影响朝韩关系的因素众多,以上讨论的是对其影响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朴槿惠政府如果能够从以上角度出发合理地调整其对朝政策,在余下的任期内朝韩关系改善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四、 结 语

    朴槿惠提出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得到了国内民众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然而在半年多的实践中,这一政策表现出逐渐向李明博道路回归的迹象。究其原因,除了政策设计上存在一些相互抵触的问题以外,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第三次朝核试验以来,朝鲜不断采取对抗性行动致使半岛局势不断紧张,朝韩当局间对话难以恢复;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延续了第一任期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韩国对朝政策的展开;三是新国家党的对朝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推进,尤其是部分“亲李”人士至今仍在新政府中继续任职,他们在实施对朝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延续李明博时期的做法,直接阻碍了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

    今后,朴槿惠政府如要顺利地推进“朝鲜半岛信赖进程”,首先要在恢复与朝鲜对话的过程中减少让对方“完全屈服式”的做法,调整对朝政策中相互抵触的部分,妥善处理“强化安保力量”与“增进朝韩信赖”之间的关系,放弃吞并统一的企图和努力,并且避免把朝核问题与朝韩关系的改善过度地关联在一起。其次,在执行对朝政策上需最大限度地确保自主性,减少美国因素的阻碍与不利影响。再次要充分发挥总统个人的领导力,选拔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实施的人士执掌相关政府部门。最后,还需要充分发挥外交智慧,在中美之间做好均衡外交,以取得对朝政策上两大国的充分支持。

    参考文献:

    [1][韩]崔振旭.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形成背景与政策目标//崔振旭等编.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推进方向.首尔:统一研究院,2013.

    [2] Park Geun-hye. A New Kind of Korea: Building Trust Between Seoul and Pyongyang.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1,90(5):15-16.

    [3]尹炳世部长.北,弃核是对话的出发点.[韩]《明日新闻》,2013-05-28(8).

    [4] 统一、外交、国防部长.按原则应对.[韩]《文化日报》,2013-06-12(5).

    [5]毕颖达.权力交替期的朝韩关系//牛林杰,刘宝全主编.韩国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韩]李喜善,金基洙.对朝政策的一贯性评价分析:以金泳三政府为中心.韩国政策学会报,1999.8(2):27-45.

    [7][韩]崔完圭.伊卡洛斯(Icarus)的厄运:金泳三政府对朝政策失败原因分析.韩国与国际政治,1998(29):189-212.

    (责任编辑: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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