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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基督教文化

    时间:2023-07-10 12:00:06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正远范文网手机站

    作者简介:胡娴,女,汉族,出生年月:1982年12月,籍贯:四川省。四川财经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及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1-0-02

    法国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垄断资本主义,雨果的一生,正当这个变化莫测、斗争激烈的时期。由于他世界观的复杂性和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动摇性,他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断地表现出政治态度和立场的矛盾、反复和摇摆不定。他从最初信奉天主教到自然神论,而后又发展为疑神论者,最终止于泛神论。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反复地运用或者暗含讥讽或者完全客观的笔触勾勒着基督教文化的轮廓:

    “第一排最靠近木榻的人中间有四个妇女,……她们是属于某个慈善团体的女信徒。”①

    然而,这些本应该充满爱心和慈悲的妇女,却无视于小生命伽西莫多的痛苦,反而用极度刻薄的语言攻击这个无辜的小生命:

    “那是什么东西呀,我的姊妹?”;

    “它不像个小孩,阿涅斯。”;

    “它是一只残废的猴子”;

    “它是一个畜生,一只野兽,是犹太人和母猪生下的东西。总之是个异教的怪物,应该扔到火里去烧死或是扔到水里去淹死”;

    “这个小怪物”②

    在这里,“爱人如己”的理念是彻底缺失的。因为一个生命的丑陋就妄加诽谤和侮辱,在这里反而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情。女信徒们争先恐后地对丑陋无辜的伽西莫多恶语相加,似乎稍有犹豫,就会被自己的姊妹视为异端一般。这三位女信徒其实并不是特例,因为我们通过小说,不断地看到伽西莫多从被抛弃到慢慢长大,伴随他的始终是歧视、厌弃、咒骂和嘲笑。

    此外,作为审判和维持法纪的司法厅,无疑是想表达对人性的公正审判和虔诚忏悔。但是,我们在《巴黎圣母院》中的司法厅看到的,却是一群昏庸、无能而冷漠的执法者。因为听了老妇对爱斯梅拉达的指控,就相信一切的罪恶都是这位吉普赛姑娘用巫术制造的;因为看到银币最终变成了枯叶,就将它指定为她使用巫术的新证据;甚至对一只会一点点杂技的山羊加里,他们也众口一词地说这是恐怖的魔鬼。读者在看到这样的执法场面时,除了愤怒,也必定能感受到悲哀。司法厅的墙上,作为装饰的受难耶稣依然矗立,但是,在整个审判中,他诚然也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而已。

    紧接着,因为爱斯梅拉达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犯下刺杀弗比斯的罪行,司法厅决定对这个无辜纯洁的吉普赛少女用刑:

    “看到这个情景,无论什么人心里都会非常难过,只有法官们的心是例外。……人类的正义交给那苦刑的可怕的磨盘去磨的,是多么可怜的谷粒呀。”③

    审判已经不再是基于真正意义上的忏悔,而是使用刑具的带有强迫色彩的屈打成招。在这里,“地狱红色的小门里受撒旦拷问”无疑给我们揭晓的了答案: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忏悔已经失去了起作用的可能。上帝缺席了,而撒旦反而成为了主宰。对爱斯梅拉达的判刑中,有一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在圣母院大门前举行忏悔仪式”:

    “波希米亚女子,……愿上帝收留你的灵魂!”④

    尽管也提到了“上帝收留你的灵魂”,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判决中“上帝”的缺席,也能够看到所谓的“在圣母院大门前举行忏悔仪式”的无意义和荒谬。对于一个无罪的人,当所有的惩罚都只是基于愚昧昏庸的司法厅屈打成招的结果而定的时候,忏悔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基督教的亵渎。正如雨果自己说的一样:“但丁要找地狱,也不可能找到比那些地方更适合的了。” ⑤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境况下,维克多·雨果以他卓越而深刻的洞察能力看到了十九世纪社会存在的三大弊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⑥三个方面的扭曲,即宗教扭曲、社会扭曲和自然扭曲,最终成为了造成这三大弊端的根本原因。“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的三大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因此,“人类进步必须克服迷信、偏见和物质的三种形式的阻碍。三种沉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便是教条、法律和自然的桎梏。在《巴黎圣母院》里,作者控诉了第一种桎梏;在《悲惨世界》里,作者指出了第二种桎梏;在这本书(指《海上劳工》——笔者注)里,作者将阐述第三种桎梏。”⑦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雨果的眼中,宗教毋庸置疑是人类的三大桎梏中排名第一位的。正是借助《巴黎圣母院》中的故事,雨果深刻地展现出了宗教偏见对人的迫害乃至摧毁。书中那个道貌岸然、阴郁狡诈的副主教克罗德·弗罗洛正是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悲剧的直接元凶。与此同时,女主人公自己对宗教迷信的轻信也成为了悲剧成型的诱因之一。

    那么,是否我们可以说,雨果已经在小说中表现出了反基督教、否定基督教的倾向了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雨果在《订刊本附记》中表现出来的对宗教建筑艺术的保护,我们同样可以把它放置在对宗教的保护上。宗教的堕落让作家倍感失望的同时,也在提醒着这个有着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笔触去捍卫真正的、可以救助世人的宗教。

    在《巴黎圣母院》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的巴黎城。我们从小说中人物的口中随时能听到“上帝”等词语,人物中,红衣主教一开始就华丽登场,神甫也随后出现在了小说中,此外还有修女、修士以及信仰基督教的人们。这部小说的发生地和主要人物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小说中,克洛德和众人都是随时随地将“上帝”或者“十字架”之类的富含基督教意味的词语挂在嘴边的。然而这种信仰的宗教,尽管其基本价值中有仁爱、慈悲和宽恕等等关键词,我们却很难在这些“善人们”(雨果语)的身上长久看到。他们或许曾经爱人如己,如早期的克洛德,如同情隐修女的女公民,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出了基督教文化中不允许出现的冷漠、嫉妒和仇恨。正是因为这种变质,使得雨果将着墨的力量更多地投向了反对扭曲的宗教。

    雨果反对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扭曲了的宗教。在基督教中,“爱”是至高无上的。对上帝的爱,对人类的爱,都是决不能被丢弃的。但是《巴黎圣母院》中,基督教已经出现了变质和严重堕落。没有仁慈,没有爱,人心灵深处需要的静谧,彼时的基督教已经无从提供。欺骗和残害成为了宗教的主题词。工具化的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人类寻找庇护的避风港。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雨果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人类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宗教,是爱的宗教。在完成《巴黎圣母院》的写作之后,雨果继续他的宗教求索之路。《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九三年》中的郭文和西穆尔登等等人物,成为了爱的宗教的体现者和实践者。对人道主义的坚持,对爱的坚守,对人性本来的善的不放弃,最终甚至感化了大邪大魔,完成了凤凰一般的涅槃。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雨果一方面在作品中控诉吃人的扭曲宗教,毫不留情的批判迷信和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却又坚定地信仰着宗教是人类的三大需要之一的重要原因了。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基督教在这里的定义。回到本真的基督教,必然成为救赎世人的信仰。只有人道主义的基督教,只有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基督教,才能防止堕入迷信害人的深渊,成为人类的精神支柱。

    《巴黎圣母院》的背景是十五世纪的法国,正值路易十一的残酷统治之下。作品以一个纯洁、美丽、无辜的波西米亚少女爱斯梅拉达惨遭迫害的故事,将教士的阴险狡诈和卑鄙,将宗教法庭的野蛮残酷,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度和国王的专横残忍一一揭露出来。作为教会的当权人物,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被作者明确指出是迫害少女爱斯梅拉达的罪魁祸首。一个因为自己的无耻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就疯狂地陷害美丽和纯真的人,被雨果用他神奇的、富于感情的、有力量的笔钉死在了人类的耻辱柱上。而那以偏见和迷信为依据,以严刑逼供为手段的宗教法庭也失去了它本应该有的权威和公正。最终,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体现者——国王本人,亲自下令将少女绞死,并且还残酷地镇压了试图对爱斯梅拉达施以援救的人民群众。当喧闹的流浪汉市民开始攻击巴黎圣母院的时候,营救成为了起义的代名词,从中我们才读到了力量和美感。

    美和丑,正与邪,光明和黑暗,天堂之美与地狱之恶,在故事的逐渐推进中纷纷揭起了面纱,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难怪艾珉这样评价:“作为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巴黎圣母院》处处体现了雨果所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副副绚丽而奇异的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与邪恶的对立,使小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读者的全部思想感情,也许这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魅力所在。” ⑧

    我们在小说中能够看到了基督教文化在小说中对情节的推动。在扭曲的基督教文化中,真爱的实践者伽西莫多使那些看似华美、圣洁,实际龌龊、邪恶的人物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在体味到人心的温暖之后,他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热情全部寄托到了美丽的爱斯梅拉达身上。那是一种毫不犹豫的赴汤蹈火,那是一种决不利己的甘愿牺牲。

    雨果以这个外表丑陋无比,内心却极度崇高的钟楼怪人,向巴黎圣母院的天空打响了骄傲而神圣的一枪。在小说的结尾处,这一声华丽的枪响随着伽西莫多和拉·爱斯梅拉达的尸骨被同时发现,达到了一个震撼俗世的高潮:

    “人们在那些怕人的骸骨中发现了两具尸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紧。……那个男人一定是自己去到那里,而且就死在那里了。人们想把他同他抱着的那具尸骨分开,他就倒下去化为了灰尘。”⑨

    伽西莫多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基督教得以重新回归爱和人道主义的灵光乍现。在这个人物身上,雨果投入了无限深厚的感情。爱,真正刻骨铭心、沁人心脾的爱,在这个丑陋无比的怪人身上,却得到了最美丽自然、热烈真挚的展现。那是基督教本真状态下应有的光辉。外表的极度丑陋和内心的无穷美丽,在伽西莫多的身上以如此激烈地方式交锋;外表的冷漠和内心的爱恋又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呈现;外表的粗俗和内心的细腻最终又以如此悲壮的方式收尾。在伽西莫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雨果完成了对《巴黎圣母院》最丰满、最华丽的表达。

    注释:

    [1](法)雨果著,《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2]同上,第125-126页。

    [3]同上,第284页。

    [4]同上,第289页。

    [5]同上,第290页。

    [6](法)雨果著,李丹、方于译,《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7]柳鸣九等著,《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8]柳鸣九等著,《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9](法)雨果著,《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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