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小说中的基督教母题及其衍变
摘 要：许地山是五四时期一位极富创作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以独特的异域题材、浪漫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宗教意味走上文坛初始，便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拟从基督教文学对他的影响入手，探讨基督教母题在他小说中的呈现及其衍变。
关键词：母题；伊甸园；命运观；宽恕
作者简介：许地山（1893——1941）的一生并不漫长，而他的写作生涯也可谓短暂（1921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然而他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绕不开的作家，他不仅是位作家，一位学者，他还是一位宗教徒，所以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意蕴和深刻的思想，渗透着作者从宗教文化中领悟到的独特的人生体验。
一、引言
许地山自幼便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虽然他的父亲许南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他的母亲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种环境下对少年许地山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920年时他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研究，随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印度哲学，著有《道教史》和《佛藏子目引得》。由于曾受洗于基督教，1941年逝世时行基督教告别仪式。可以说，许地山是个宗教观念杂糅的作家和学者，但他作品中彰显的博爱、宽容、救赎、牺牲、奉献等精神都表明基督教精神仍占据着他宗教信仰系统的主导方面。
二、母题
陈伟华认为基督教文学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大致可以分表层、中层和深层。表层也即器物层，包括基督教建筑和文献等，中层则包括教会组织、教规、教义、戒律、神谕、训诫等，它是属于制度层，而深层则是精神层次的，包括基督情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理想、神学思想等。纵观许地山的小说，基督教文学对他的影响更多是表现在精神层面的，他通过对《圣经》中某些经典母题的演义，从而表现自己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批评家都是从人道主义着手来评论许地山的文学创作，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而所谓的母题，托马舍夫斯基将其定义为“主题材料的最小微粒”，“先把最小的单位组合成分子结构，然后再将这些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综合起来”。[1]母题的意义在于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情节模式。作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母题将其演化成一个个新的故事，而这些新的故事都渗透着作家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有着作家个人的理想诉求。《圣经》中的文学创作的母题是非常丰富的，蛇与堕落、十字架与救赎、耶稣与舍己、伊甸园、宽恕、悔改等等都是被作家所喜爱的。在许地山的小说中更多呈现的是伊甸园和宽恕这两大主题，以及由此而来的衍化。
三、伊甸园母题及命运观
《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上帝创造出第一个人（男人）亚当并将其安置在伊甸园，又趁其熟睡之际取出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亚当看到那女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并且那女人的名字（夏娃）也是她的丈夫亚当赐予的。当他们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禁果后，上帝十分气愤，对蛇、女人和男人分别发出了严厉的诅咒，但是我们却看到对男人和女人诅咒的程度是不同的。上帝让亚当终生劳苦才能获得吃物，死后要归于尘土，但是却诅咒女人：“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上帝在创世之初已经让女人必须顺服于男人，男人享有管辖女人的权利。透过偷吃禁果这一事件揭示了“原罪”的发生和实质，女人不仅背叛了上帝，而且是使男人犯罪的诱发者，是罪的根源，所以在圣经文化中“原罪”的承担者更多的是落在了女人身上。上帝在对他们进行惩罚之后，又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正是由于人类始祖痛失伊甸园，所以后来的很多文学作品有重返伊甸园一说。伊甸园这一母题在许地山小说中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还得到了渐变式的发展。
1921年许地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讲述的是缅甸一对年轻人——加陵和敏明的爱情悲剧。这对青年人因为爱情受到家长的阻力，选择了双双赴死，但是他们的心情是愉悦的、快乐的，像新婚的男女那般携手进入洞房，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因为在冥冥之中，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更值得向往的世界。这就是重返伊甸园，回到简单幸福的本身。在随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女人对自己身份地位和情感的认识，她们更多地表现为对男人的顺服。《商人妇》中惜官实质是个命运多舛的弃妇。十六岁嫁给林荫乔为妻，后由于其夫赌博导致家庭破产。妇人不仅没有埋怨还安慰丈夫，后丈夫到新加坡发展，十年后妇人到新加坡寻夫，其夫不再爱她，而丈夫新娶的妻子则设计将她卖给一个印度商人阿户耶（回教徒），做了商人的第六个妻子。商人死后，为免其他几个妻子的迫害，商人妇逃离了商人家，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新生活。而今妇人再一次到新加坡来寻找她的前夫，是为了问清楚当年到底是谁买了她，并执著的相信她的荫哥“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的”。[4]《换巢鸾凤》中的富家小姐和鸾在知道自己被祖凤骗了以后，并没有努力争取回到自己家中，而是顺从地跟着祖凤一起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被官府围捕。《醍醐天女》则用神话传说作引子强调了女人对男人的忠心。《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更是如此，在遭到丈夫误解、名誉受损、被迫离婚，被剥夺孩子的抚养权等情况下，也未曾埋怨过自己的丈夫。而当丈夫幡然醒悟让自己回去的时候，她再次选择了欣然回归。
宗教并非远离现实，尤其是许地山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在二十年代末，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也赋予了作品新的内容，渐趋写实，作品中的女人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东野先生》中的志能作为一个海归，在国外已经有了情人，但是她最终决定放弃和情人在一起，是因为回国后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性情好”、“学问好”、“道德好”。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女主人公无论是当初选择和卓斐在一起还是最后决定和东野在一起，都是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的，是大胆追求自己爱情的一种表现。而最引人关注的是许地山发表于1934年的《春桃》。春桃是个平凡的女子，结婚的第二天就和丈夫走失，从此开始了捡烂纸的生涯，同时她开始和一个叫刘向高的男人过着同居生活。正当生活逐渐进入正常轨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李茂又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出现了，这样春桃就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她必须面对这个“二选一”的局面。特别是前夫李茂在出现之初，他还有残存的夫权意识，但是春桃则毫不犹豫的将其顶了回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是独立于男人的，更是不受任何人摆弄的强者。不同于许地山前期的小说，在他后期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很多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女儿心》中的麟趾有着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寻找神仙与家人相聚。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她遭到很多磨难也遇到很多诱惑，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而《人非人》中的陈情为了照顾革命者的家人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女性都是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坚定地思想的新女性。
纵观许地山的前后期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有着明显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这些女性形象的变化，作品中表现的命运观也随之变化。前期的作品，无论是和鸾、惜官还是尚洁她们都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的，虽然她们的灾难、痛苦是由男人带来的，但是她们无力也无意去反抗男人。一方面是因为在她们的内心深处，没有意识到她们有反抗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她们潜意识里都相信命运。正如“我”在听了惜官的遭遇后当认为妇人的命苦时，妇人却笑着对我说：“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底都是苦；过去，未来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若是我自己想起来，久别，被卖，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乐在内。”[5]这种命运观，认为人间事本就是苦乐相伴怨不得他人，正如妇人刚被给商人时，阿葛利马（商人的第三个妻）劝妇人的“你的命运会那么蹇涩，都是阿拉给你注定底。你不必想家太甚，日后或者有大快乐临到你身上，叫你享受不尽”，[6]在妇人难产时，阿葛利马也用无花果树的例子来安慰和帮助她。她们单纯地认为一切应当顺其自然，因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便无须反抗，只需遵从即可。而上帝又是公平的，他让你受苦，是对人的一种考验与磨难，在历经磨难之后，自会让幸福和快乐降临到人的身上。同样，在和鸾得知自己被祖凤骗了以后，她很希望祖凤有一番作为，同时在心里一直认为“启祯镇日里只会蹴毽、弄鸟、赌牌、喝酒以及等等虚化的事”，而祖凤却有“崇敬和求功名底愿望”[7]，但是结果是祖凤落草为寇，逮捕他的敏捷而能干的少校正是启祯，而启祯现在的妻子正是和鸾的妹妹鸣鹭。这看似一种阴差阳错，看似命运开的一个玩笑，实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观，你想得未必能得到，而你不想要的却往往能得到。《缀网劳蛛》中的女主人公尚洁面对任何事情，哪怕是误会，也从不主动去解释，始终相信“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8]所以在被丈夫离弃后仍然毫无怨言，当丈夫幡然悔悟后，也只是坦然接受，她认为这是“神迹”的显现，（丈夫是在牧师教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后醒悟的），而对因为自己的事情受到牵连的牧师，内心始终认定他会得好报的，因为神的儿子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9]而当丈夫离开她独自去反省的时候，她依然顺其自然，在她内心里，人就像一只蜘蛛，命运就是自己的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10]《枯杨生华》中的丈夫一去不返，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云姑不是怨恨丈夫一去就毫无音讯，而是“暗地里埋怨自己的命运”。[11]《黄昏后》中当居住地被法国占据后，主人公关怀想搬离这个是非之地，但同时他又感慨“这事不能由我做主，好像我的命运就是这样，要永远住在这种蒙羞的土地似地”。[12]在许地山的前期作品中时常会表现出这种对命运的无助感和顺从感，随处可见主人公们在命运面前呈现的无助感，而这种无助感且多由于人的心理作用产生的。
许地山的后期作品多表达的则是人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志能不能理会情人的请求，执著而坚定的选择和丈夫在一起，麟趾在寻亲的过程中被土匪劫，但她打定了主意要逃，逃跑后又被骗江湖卖艺，然后又被郭太子抢娶，她再次选择了逃跑，她一生都在追逐，在寻找，虽然谁也不知道她能否找到自己的家人，但是她有自己的信念，一旦打定主意，便不再改变。陈情尽管在夜间她是“非人”，但是白天她依然坚守自己做人的尊严，她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春桃在决定过二男一女的生活时，更是认为这是自己的事，外人谁也无权干涉。
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是学者型的宗教信仰，他不是简单的停留在对教义、教规之的阐释之上，而是努力寻求一种学者兼作家的人生体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社会人生有所干预，作品中的思绪很多时候也是作者心态的展现，许地山在《序，<野鸽的话>》中曾表述了自己认为的命运观“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能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作者的功能，我想，便是启发读者的这种悲哀和苦感觉，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但是许地山理解的宗教并不回避社会现实，他同样认为“我们今日所需的宗教必要合于中国现在生活的需要。”[13]因此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整个社会情绪都在昂扬的时候，许地山也在呼吁人应该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三、宽恕母题
许地山对宗教绝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取舍的，基督教文化中的宽恕思想也被他所吸纳，影响着他对事物的态度与看法，因此宽恕母题也成为他小说的一个重要资源。
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关于宽恕的经典故事，皆讲述的是耶稣与罪妇的故事。《路加福音．7:36—50》说的是一个耶稣赦免了一个犯罪的女人。《约翰福音．8:1—8：11》讲述的是耶稣对一个淫妇的宽恕。当众人要用石头打死那行淫的女子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14]基督教文化中是有原罪观念的，即人生而有罪，我们要宽恕他人。
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商人妇》、《东野先生》、《玉官》、《春桃》等都渗透着宽恕的意识。惜官在遭到被弃，被卖之后依然选择宽恕自己的丈夫，而尚洁更是一个宽恕者的典型代表，她选择宽恕一切的人和事。而她的这种宽恕思想这是来自于基督教，因为她是个基督教徒，是深受基督教义所熏陶的，所以她宽恕了企图行窃的小偷，宽恕了不义的丈夫。而志能在留学海外的时候，和卓斐发生了婚外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其是采取一种宽恕的态度的。麟趾的父亲为了殉国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全家，自此，麟趾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强盗手中逃脱，又开始了卖艺生涯，然后又被土豪逼婚。可以说，她的困苦生活是有他父亲造成的，但是麟趾选择了宽恕，矢志不渝的要找到父亲，赡养父亲。同样玉官在处理一切事情时，宽恕更是其行为的总原则，她恕人也恕己。《归途》中的妇人抢劫自己的亲身女儿，枪杀路人，同样获得了作者的同情与宽恕，所以读者读不出一丝批判的意味。而《春桃》中，一女侍二夫，则获得了作者与读者的赞赏，没有人会想到淫乱之事，因为作者是怀着悲悯之心去叙述的，在作者的心里已经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同样，陈情为了赡养烈士家属，不得已出卖自己的肉体。从传统的道德观来说，卖淫无疑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但按照基督教文化的维度来说，陈情却是圣洁的。正如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走上十字架一样，那是一种救赎。
其实，宽恕中国自古有之，它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但它同时又是相对的。而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之被宽恕是绝对的，因为人人皆有罪，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宽恕，这样天父（耶稣）才会饶恕人的罪过。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给我们传统的宽恕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多元的文化创作。
四、小结
许地山有宗教信仰，但是却并非迷恋宗教，他有自己独立的领悟和阐释能力，将“宗教的文化意蕴有所吸收，有所扬弃，转化为人生观、伦理观与心理情态”。[15]基督教的母题被许地山注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注释：
[1][美]华莱士．马丁著.伍小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32——133.
[2][3][14]圣经[M].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8.2,3,114.
[4][5][6][7][8][9][10][11][12]徐翔、徐明旭.许地山选集[M].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31，33，26，49，73，85，89，123，63.
[13]岳凯华.许地山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397.
[15]孙中田.彼岸与此岸之间——走进许地山的小说世界[J].北方论丛，1999(5).
参考文献：
[1]梁工.基督教文学[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 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A].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
[3]王盛.落花生新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4]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