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
摘要：15-16世纪西欧的两场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动因都是克服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文化矛盾，即基督教理想与罗马教会现实之间的严重分裂。但是这两场运动的基本宗旨和历史效果却大相径庭。文艺复兴运动试图让基督教的神圣理想屈从于罗马教会和世俗社会的感性现实，呼唤了人性的觉醒和文艺的繁荣，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欧社会的基本格局；宗教改革运动旨在以基督教的圣洁理想来批判罗马教会的卑污现实，促成了日耳曼民族的崛起和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奠定了文化根基。
关键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拉丁文化圈；日耳曼文化圈
在中世纪晚期，西欧基督教社会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矛盾之中，典型地表现为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与罗马教会的卑污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林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想與现实的间隔，通中世全期一直是颇为明白的事实，至第十五世纪而两者悬殊之甚，已非任何巧妙的解释所能掩饰。理想仍属基督教的，仍属一种统一、和平、安全、组织与安分的理想；而现实则为地方战争、为对于财富与地位的巧取豪夺、为权力的分裂，后者甚且见于最上层，乃至应该表现上帝自身之安宁统一的教宗的权位。”为了克服这种理想与现实、神性与人欲相分裂的尴尬状况，中世纪末期的西欧社会可能采取的变革方案只有两种：一种是顺应罗马教会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撕破虚幻的神性面纱，理直气壮地为人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另一种则是以虔诚的信仰来对抗堕落的教会，以圣洁的神性来驾驭败坏的人欲，重振早期基督徒的纯真信仰和淳朴道德。前者要让基督教的理想屈从于罗马教会的现实，公开倡导世俗的快乐；后者则要用基督教的理想来批判罗马教会的现实，重新弘扬神圣的信仰。这两条方向相反但是目的相同的变革之路，分别表现为15-16世纪风靡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彼此呼应、“相反相成”的文化运动揭开了从中世纪向现代西方社会过渡的历史序幕。
一、文艺复兴——理想对现实的屈从
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意大利的文化运动，其基本宗旨就是要复兴和弘扬古希腊罗马文化，由此产生了一种热衷于荷马史诗、西塞罗文风和古典艺术风格的学术潮流，即后世所称的“人文主义”。事实上，“人文主义者”一词的最初含义就是指那些精通希腊艺术和拉丁文法的学者，他们对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充满了兴趣，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古典学术的研究，重现一种不同于沉闷压抑的中世纪文化的明朗欢愉的生活场景。这种主张“回到本源”（ad fontes）的信而好古的研究风气，不仅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把眼光从虚无缥缈的天国转向了感性快乐的现实世界，而且也在虔诚的基督徒中引起了一种重新考据、诠释基督教的原始文献（如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的热潮。这股释经热潮在北部欧洲的学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是佛罗伦萨，并由此波及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教皇国）等一些意大利邦国。关于这场古典文化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除了意大利人素有的艺术天才和个人主义禀性等主观条件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值得考虑。其一是中世纪西欧两大势力——罗马教廷和帝国皇权——的衰弱，前者表现为“阿维尼翁之囚”和西方教会大分裂时期罗马教廷控制力的明显削弱，后者表现为神圣罗马帝国在13世纪以后的积弱不振，这两大势力的衰弱使得夹在二者之问的意大利各邦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虽然意大利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分裂为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教皇国]等五个大国和一些小邦），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却有利于个人才能的自由发展。其二是意大利的商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中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就以发达的商业贸易而见著于西欧，在十字军东征以后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加强，并相应地刺激了文化的发展。在14-16世纪，意大利人的文化水准普遍地高于西欧各国，正因为如此，人文主义者们创作的那些精美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才得以在追逐时髦的意大利人中广为流传。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麦格拉思教授在综合了各种观点之后，把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摇篮的原因总结为如下几点：
（1）意大利浸淫于古代伟大事物鲜明可见的回忆中，很容易重新发现古罗马文化的生命力；
（2）经院哲学并没有在意大利产生特别的影响力，这种思想上的空白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3）佛罗伦萨的共和政体使其很自然地将古罗马共和国及其文化作为效法的榜样；
（4）佛罗伦萨的经济繁荣为文艺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赞助；
（5）意大利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地理便利使其在1453年以后从希腊流归者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古典文化遗产。
文艺复兴运动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无疑具有颠覆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危险倾向。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古代异教文化的大力推崇和对现世幸福的热情赞美，与基督教所渲染的罪孽观念和禁欲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教会史家沃尔克在谈及文艺复兴的特点时指出：“文艺复兴包含有一种从本质上看全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强调现世生活、美和满足——强调作为人的人——而不是强调来世的天堂和地狱，也不强调作为拯救或舍弃对象的人。”然而，这种追求美感、享乐甚至放纵的生活态度，不仅受到了意大利一些显贵家族（如梅狄奇家族）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罗马教廷的积极响应。自15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教廷就成为这场具有高雅格调的文化运动的重要赞助者，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等教皇都是文艺复兴的热情倡导者。许多人文主义者供职于教会或者受到教皇的资助，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那些充满了人性魅力的精美艺术品，也正是在罗马教廷的赞许下才得以堂而皇之地绘制在西斯廷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四壁和穹顶之上。一位西方学者精辟地指出：
在文学和艺术的复兴方面，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初期的教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们中的好些人的生活中，都突出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优美的鉴赏能力和放任不羁的道德观念。他们不少人本来是意大利的王公贵族，政治野心和家族的荣华富贵，对于他们比教会的高尚宗旨更为重要。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效法古典文化而热情讴歌的现世享乐，恰恰就是罗马教皇和有教养的主教们向往已久的；而人文主义者们所大力弘扬的人性之美，对于教会权威来说也无伤宏旨。因此，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主张复兴古典文化，但是它对于基督教社会的冲击力至少不是直接的，对于教会体制的威胁更是微乎其微。它充其量只是要抛弃基督教的那些早已形同虚设的崇高理想和禁欲主义，但是它并不反对罗马教会的政治权威和现实统治。此外，人文主义者所赞美的古代异教徒的享乐主义生活态度还进一步助长了教会神职人员的奢靡风气，从而使得以往只能以偷偷摸摸的方式来进行的堕落行为，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表露了。正因为如此，罗马教皇和意大利的主教们往往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采取一种宽容甚至迎合的态度，相比之下，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却对之抱有一种深恶痛绝的反感。“一个好的喀尔文教（Calvinism）信徒，对于文艺复兴艺术家的雕刻裸体人像，其生活的放荡不羁，其及时行乐主义，将骇怪之不暇。”
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古典文学艺术的复兴运动，虽然在这个复兴过程中所弘扬的人性解放思想极大地冲击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虚伪性，但是它本身却并不是一场反基督教和反罗马教会的运动。在文艺复兴时期应运而生的人文主义者是一批精通古典文化、热衷历史考据和具备艺术天才的专业人士，他们知识广博、视野开阔且自视甚高，对于流行的凡俗陋见和教会的正统观点都不屑一顾，但是却对古代的权威（荷马、柏拉图、西塞罗等）充满了迷信。人文主义者（除达·芬奇等极少数人之外）既对传统的经院哲学深恶痛绝，也对初现端倪的实验科学缺乏兴趣，而是一味沉溺于希腊艺术和拉丁文风之中。人文主义者也不同于宗教改革家，他们的志向不是去革除教会的腐败和教皇的专制，而是在不触动现行体制的情况下尽可能使基督教多一点人性色彩。此外，由于人文主义本身就具有一种阳春白雪的高雅格调，人文主义者们往往又表现出一种骄矜自傲的精英意识，因此他们的文化成就虽然为意大利的教俗显贵和附庸风雅者所津津乐道，但是他们的精神风范却与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思想家相去甚远，而且也令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那些缺乏教养的凡夫俗子敬而远之。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呈现出一种艳丽的感性色彩，而不是深沉的理性精神。15-16世纪既不像17世纪那样是一个充满了怀疑态度和经验气质的时代，也不像18世纪那样是一个富有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的时代，而仍然像中世纪一样是一个崇拜权威的时代，只不过把崇拜的对象从中世纪推向古代罢了。这场风靡意大利的文化运动片面地复兴了古代世界中的那些具有感性魅力的东西，它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琳琅满目，但是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却收效甚微，而且也没有对罗马教廷和意大利现实社会产生明显的变革作用。文艺复兴虽然曾一度使意大利人在高雅文化方面（同时也在道德堕落方面）独领风骚，③但是它并没有像宗教改革运动那样，从根本上改变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和基本格局。
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复兴了古代的文学艺术，而在于通过对古代异教文化的复兴，热情地讴歌了一种充满人性要求和感性魅力的现世生活态度，从而使人从中世纪的虚幻理想中觉醒过来。这就是人性的觉醒。在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文化的自我分裂和普遍虚伪的绝望状况下，人性的觉醒首先就表现为个性的解放，人道主义首先就表现为个人主义。要摆脱抽象的神性对人性的束缚，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公开地打起个性自由的大旗。这种由于个性自由而导致的普遍的人性觉醒，与被复兴了的崇高典雅的古代文化结合，就产生了这一时期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并且使意大利人成为“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是在意大利的特殊文化環境中生长起来的，其发展得到了梅狄奇、科伦纳等显贵家族和罗马天主教廷的大力支持，具有纯正的“拉丁”血统。一旦当它们从富庶文雅的拉丁世界移植到贫穷蒙昧的日耳曼文化土壤中，就会产生“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尴尬后果。对于缺乏教养但却道德淳朴的北方民族来说，文艺复兴的那些辉煌艺术成就不仅流露出奢靡气息，而且具有一种诲盗诲淫的道德嫌疑。更何况野蛮的日耳曼人不像文明的意大利人那样，有一种悠久而光荣的古典文化传统可以去复兴。因此之故，阿尔卑斯山就构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道文化分水岭，人文主义这种具有阳春白雪特点的文化思潮一旦流入北方的日耳曼语世界，很快就演变为少数宫廷显贵和大学学者的矫揉造作的考据风气；而一般的北方民众，却对其毫无兴趣，而且通常还会怀着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布克哈特曾引用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来评价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从地域上看，这种教养的划分就鲜明地体现在以阿尔卑斯山为界的拉丁文化圈和日耳曼文化圈之间。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固然在意大利产生了琳琅满目的艺术成就，但是它却进一步加深了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文化隔阂。
按照沃尔克的说法，文艺复兴运动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产生影响，最初是由于康斯坦丁宗教会议（1414-1418）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期间，北方地区与会代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接触。此外，一些北方学者到意大利的大学去求学以及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信，也有助于人文主义在北部欧洲传播。到15世纪末叶，人文主义已经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地的知识精英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北方世界的人文主义者通常在弘扬古典学术的同时，努力将其与基督教理想相结合，而不像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那样试图用古典的感性之美来取代基督教的神性理想。
在北部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在16世纪，当意大利人文主义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时，伊拉斯谟却成为整个欧洲的人文主义旗手。欧洲文化史权威赫伊津哈认为，伊拉斯谟对人文主义的贡献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他完成了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梦寐以求的理想，也就是古典文化与基督教精神的融合。伊拉斯谟一方面在《愚人颂》等作品中激烈地抨击罗马教会的堕落，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回到本源”的古典学术活动而使基督教信仰回归纯洁。他那本流传甚广的《基督精兵手册》旨在阐明一个基本观点：回归《圣经》和正确理解经文是提升基督徒虔诚的关键，也是教会改革更新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点，基督徒首先应该学习希腊人的文学、哲学、雄辩术等古典文化。伊拉斯谟在洛伦佐·瓦拉所开创的希腊文新约注释的基础上，编辑了希腊文新约圣经校勘本。这个圣经版本纠正了传统的拉丁文圣经（Vulgate，即“通用本”圣经）中的许多错误，特别是关于圣事的一些误解，从而为宗教改革运动废除天主教的传统礼仪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伊拉斯谟还编辑了杰罗姆、奥古斯丁等古代教父的著作集，这些著作对于路德、茨温利等宗教改革家摆脱经院哲学、回归奥古斯丁主义的神学主张也是富于启发的。事实上，早在1504年出版的《基督精兵手册》中，伊拉斯谟就提出了路德后来阐述的一些基本神学思想，例如平信徒可以通过阅读圣经而直接与上帝交往，宗教生活的关键在于内心的虔诚而不是外在的礼仪，等等。虽然伊拉斯谟由于对高雅古典文化的迷恋以及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眷情而最终与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分道扬镳，但是他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当时北部欧洲盛行一种说法：“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和茨温利孵鸡。”
二、宗教改革——理想对现实的批判
与文艺复兴一样，宗教改革最初也表现为一场回归传统的运动，只不过路德等人所要回归的不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而是基督教的传统，即早期教会的纯真信仰和奥古斯丁等古代教父的神学思想。如果说这场运动后来在客观效果方面开出了西欧社会的一种新气象，那却是宗教改革家们始料未及的。“新教运动者十分虔信他们的改革乃是一种imitatio Christi，一种遵主真范。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乃在更张，而认为只在光复；如果他们竞被告知他们乃是进步的使者时，他们势将惶惑不解。”
正如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ad fonts”（“回到本源”）一样，宗教改革家所倡导的“imitatio Christi”（“效法基督”）也表现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要求。但是相比而言，文艺复兴具有一种返本开新的特点，试图用古典文化来冲淡基督教信仰；而宗教改革则代表着一种十足的保守主义，致力于恢复基督教的原初形态。无论就个人的精神气质还是改革的理想目标来说，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领袖都无可争议地属于中世纪类型的人物。与自由开化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相比，路德等人在信仰和道德方面都要虔诚、保守得多。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现实状况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基督教的传统和理想，因此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的主张对于教会权贵来说倒是无伤大雅的，甚至还有点款曲相通；而宗教改革家重振基督教信仰的主张则极大地威胁到罗马教会的现实统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教皇和罗马教廷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正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最深刻的文化矛盾就表现为罗马教会现实与基督教理想之间的严重分裂，所以试图淡化基督教理想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倒能够被罗马教会所容忍和接纳，而试图弘扬基督教理想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注定了要与罗马教会彻底决裂，从而在客观上为突破中世纪的现实格局冲开了一条血路。这种吊诡的情形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方面的悖逆——尽管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都是一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们发起的这场运动却辩证地开创了一个新世界，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文化的历史进程。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G.R.埃尔顿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吊诡特点评价道：
就其本质来说，宗教改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向后看的，它既然公开承认旨在恢复失去的特性，因此它只能如此。
這场反对教皇专制权力和神职人员特权的运动的大爆发，转变了欧洲的政治、思想、社会和宗教的性质；不应因这场突发运动所针对的是一些已被削弱的敌人，并且产生了这次宗教革命的领袖既未预料到又不欢迎的结果，而认为它的革命性有所减损。
如果说文艺复兴主要是南方拉丁文化圈、尤其是意大利的一场更新运动，那么宗教改革基本上就是北方日耳曼文化圈的一股改革浪潮。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包括宗教、道德、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与日耳曼民族的现实处境有关。在大多数缺乏教养的日耳曼人眼里，文艺复兴只是一场华而不实和道德败坏的奢靡运动，他们对这场时髦的文化运动既无缘消受，亦不感兴趣。但是对于罗马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在信仰上的虚伪和道德上的堕落，虔诚而淳朴的日耳曼人却感受深切，而且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经常遭受罗马教会的欺压。正如罗马教皇的政治权威往往是建立在对德意志诸侯的离间操纵之上的一样，罗马教会庞大的财政开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德国贡赋的盘剥之上。尤其令德国人民愤慨的是，这种欺压盘剥通常以一种神圣的名义来进行，罗马教会推销赎罪券的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德国所有等级和集团都以非常一致的态度并以近乎蔑视的愤怒利用一切机会在语言和文字中表达对教会弊端的抱怨。教会在这些抱怨中显得是一个巨大的国库机构，这个机构直到其最末端的分支均以获取超额收益的方式来管理为保佑人们所需要的神圣产业，并且在催还债款时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不惜采用像放逐和停止教权这样最严重的宗教惩罚。”与一般民众的宗教愤慨和经济抱怨相呼应，德意志诸侯们也在政治上对罗马教廷积怨颇深，他们准备利用一切机会来削弱罗马教会的势力，以便在自己管辖的领土上获得更多的权力。到了16世纪初，在德意志土地上酝酿已久的各种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罗素总结道：
宗教改革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运动，它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大体上，它是北方民族对于罗马东山再起的统治的一种反抗。宗教曾经是征服了欧洲北部的力量，但是宗教在意大利已经衰颓了：教廷作为一种体制还存在着，并且从德国和英国吸取大量的贡赋，但是这些仍然虔诚的民族却对于波尔嘉家族和梅狄奇家族不能怀有什么敬意，这些家族借口要从炼狱里拯救人类的灵魂，而收敛钱财大肆挥霍在奢侈和不道德上。民族的动机、经济的动机和道德的动机都结合在一起，就格外加强了对罗马的反叛。此外，君王们不久就看出来，如果他们自己领土上的教会完全变成为本民族的，他们便可以控制教会；这样，他们在本土上就要比以往和教皇分享统治权的时候更加强而有力。由于这一切的原因，所以路德的神学改革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既受统治者欢迎，也受人民欢迎。
1517年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行为固然是直接针对罗马教会在德国兜售赎罪券的卑劣活动，但是此举也是路德长期神学思考的结果。在中世纪后期，赎罪问题是人生最紧要的问题，人的罪愆——包括亚当所犯的原罪和个人所犯的本罪——如何能够得到赦免？这是一个牵动所有人心灵的大问题。奥古斯丁曾经把赎罪的根据完全归结于上帝的恩典，认为人的善功是无补于事的。但是随着中世纪罗马教会的权力日盛，奥古斯丁的这种具有强烈决定论色彩的神恩独作说（moneygism）逐渐被强调个人善功作用的神人合作说（synergism）所取代，因为教会有权指定哪些行为具有“善功”（merit）的意义。这样一来，教会就取代了上帝成为罪人得救的最后决定者，从而为教会以拯救之名来行腐败之实打开了方便之门，14世纪以后罗马教会发行赎罪券的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路德本人而言，长期以来令他焦虑不安的问题同样也是如何能够罪得赦免。年轻的路德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在修道期滑板，他曾经尝试运用中世纪流行的各种赎罪方式—忏悔、斋戒、自我鞭笞等——来消除自己的罪孽感，结果都无济于事。后来他在维腾堡大学圣经学教授斯托皮兹（Johann von Staup—itz，？一1524年）的启发下，从新约《罗马书》中领悟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道理，从而形成了他那著名的“因信称义”（iustification by faith）的神学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使人罪得赦免的唯一根据就是在信仰中领受的上帝恩典，人的任何善功都不能使人称义。正是这种深刻的神学思考，促使路德在面对着兜售赎罪券的卑劣行径——这种行径代表了罗马教会所倡导的“善功称义”（justification bv merit）观点——时拍案而起，公开向罗马教会的救赎理论提出了挑战。
由于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九十五条论纲》得以广泛而迅速传播，很快就在德国民众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并且得到了德国北部许多诸侯的同情和支持。1520年，路德在与罗马教廷公开决裂之后，发表了被誉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告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教会被囚巴比伦》和《论基督徒的自由》。在这些文章中，路德公开揭露罗马教会的虚伪和堕落，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教皇专制制度，号召德意志贵族们支持宗教改革，建立国家教会。路德还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礼仪进行了抨击，主张废除洗礼和圣餐之外的其他圣事，反对神职人员独身制度，表达了“信徒皆为祭司”的观点，深刻阐释了“因信称义”的宗教含义和道德含义。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论著——《论罗马教宗制度》中，路德在对教皇权威和教会体制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大声疾呼德意志的王公贵族们起来反抗罗马人的盘剥和欺凌：
假若德意志王公贵族不迅速大胆加以干涉，德意志真的就要变成废墟，被迫毁灭了。这是罗马人高兴看到的事，他们只把我们视作畜生，在罗马有一句俗话论到我们说：“人们可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诱诈德国蠢汉的黄金。”对这种侮慢的无赖行径，教宗并不加以阻止，他们都视而不见，事实上他们对这大逆不道的恶棍，比对上帝的神圣福音还更尊崇。
1521年1月，罗马教皇宣告路德为“异端”，并将他逐出“神圣、大公的使徒教会”。教皇还求助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请他出面用世俗手段来对付路德。在查理五世主持召开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路德再次重申了“因信称义”的神学主张，以纯正的基督教理想来对抗罗马教会的龌龊现实。沃爾姆斯会议之后，受到神圣罗马帝国通缉的路德在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之下，隐匿在人迹罕至的瓦特堡将圣经新约翻译为德文。从此以后，粗通文墨的德国民众可以通过德文版圣经直接与上帝进行思想交流，这样就使得那些垄断着拉丁文本圣经的解释权、横亘在平信徒与上帝之间的罗马教会神职人员成为多余的。德文本圣经的翻译和印制很快就影响到北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丹麦语、瑞典语、芬兰语以及英语、荷兰语等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文本相继问世，从而使日耳曼语世界在精神文化方面摆脱了长期寄人篱下的屈辱状态，开始与文明的拉丁语世界分庭抗礼。
在1529年召开的斯拜耶宗教会议上，一部分支持路德观点的代表（包括6个诸侯代表和14个城市代表）向会议提交了正式的抗议书，这些人就被称为“抗议者”（Protestant），这个词后来成为所有新教徒的共同称呼。与此相应，在瑞士、尼德兰、苏格兰等地，加尔文教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开启了安立甘宗的改革历程。在广阔的北部欧洲，一个个代表“抗议者”的民族教会纷纷建立，公开与罗马天主教会分道扬镳。经过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和宗教宽容的过渡，改信了新教的日耳曼语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迅猛崛起，到17世纪末叶已经超越南方拉丁语世界而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热土。
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基本宗旨就是要重振基督教理想，把宗教的根基从外在的“善功”转向内在的信仰，把灵魂得救的钥匙从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手中转到每一个拥有信仰的基督徒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路德用“因信称义”和“信徒皆为祭司”的宗教理想来反对“善功称义”和神权腐败的教会现实，这种神学和道德上的感召原本只是出于纯粹的宗教原因，但是路德发起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却极大地激化了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和文化抵牾，最终导致了各个新教教派的产生和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
如果说文艺复兴主要是拉丁文化圈的一场格调高雅的精英运动，它的特点是要让基督教的神圣理想去迎合罗马教会和世俗社会的感性现实，那么宗教改革无疑是日耳曼文化圈的一场朴素无华的平民运动，它的特点则是要用基督教的圣洁理想来批判罗马教会的卑污现实。从15-16世纪的时代背景来看，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了一种新潮趋向，开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时尚，人文主义者往往都是那个时代思想最为解放和最多才多艺的人物；宗教改革运动却是出于明显的保守动机，主张用早期教会的纯正信仰和圣洁道德来抵制当下的各种新潮事物，路德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的领袖人物和虔诚信徒都是一些严于律已的道德圣贤和“清教徒”（Puritan）。然而从长远的历史效果来看，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倡导了人性解放，繁荣了文学艺术，营造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性辉煌，却并没有改变欧洲社会的基本格局；而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在主观动机上非常保守，但是它所造成的客观效果却深远巨大，不仅促成了日耳曼语世界的异军突起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且推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宪政民主的发展进程，酿成了近代欧洲社会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