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战片，与历史相距多远
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涉的历史事件上，则日本反战片想要体现的反思，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差。日本反战片与中国的距离，需要日本抛开傲慢与中国抛开偏见才能真正拉近。
日前，第3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颁奖典礼在东京举行，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简称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同名小说改编的《永远的零》（是以日本二战时零式战机飞行员为题材的战争影片，表现了侵略战争残酷背景下个人对生命与和平的向往追求），一举夺得八个奖项。观众说，这是一部反战电影，这也是传说中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看哭了的电影。
但《日本新华侨报》对于这部影片的看法是反战似是而非，同时对于安倍的评价也十分有趣：日本首相安倍在看后称这部影片让我十分感动，从他一贯的言行看，这番话并非言不由衷。这个意味深长的一贯，用在日本反战片上，是与我们基于不同的战争定性而产生的距离。
反战？促战？
如果要从其他角度去看待这场侵略战争，那么日本反战题材的电影则提供了另一些视角。然而反战并不等于反思历史。
正如《新华侨报》文章的表述，无论《永远的零》还是日本其他类似战争片，都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电影《楚门的世界》表达了一个观点，你所看到的世界，只是媒体想让你看到的世界，日本反战片深谙其道却也并不隐晦，它们往往以回避的方式来变相否定侵略战争的本质，不表现那场战争给周边民族国家造成巨大伤害，而是通过宣扬日本帝国军人的顽强和忠诚，给战争的性质贴上自卫战争的标签。
牺牲，是表达战争残酷的惯用形式;残酷，是衬托日军勇敢的显著标志。这类反战片用这两者的融合，将战败的事实渲染成虽败犹荣的意味，于是上演了一幕幕催泪情节。
市川昆经典作品《缅甸的竖琴》（1956年）中，日军遭到英军包围，大家便齐声唱起了《陋室之歌》，显得视死如归。最后遭受英军猛烈炮轰的日本士兵尸横遍野，英军还为战败的日军们立了无名战士之墓，并献上了一束束鲜花。日军的英勇把敌人都感动了，如何不催人泪下？
不仅如此，日本反战片对巧借旁人之口称赞日军的手法也相当熟稔。
《盛夏猎户座》（2009年）中，作为对手的美国海军军官就对使用自杀性鱼雷而阵亡的日本战士表示了赞美，称日本海军是全世界最值得骄傲、最值得一战的敌人。显然，这赞美发自日本人的内心。
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早有定论，无需讨论。这些反战的根源，不是基于意识到日本发起的战争给他国造成的伤害，而是发动战争以后，由于盟国反击导致的对日本的伤害。
这种对历史真相的回避，与安倍偏执地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中的历史解读为战后和平历史的态度如出一辙，实则在扭曲整个日本民族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观。
毋庸置疑，这些所谓的反战片俨然成为了对战争的正面宣传，鼓吹战争的正义性，激发人们对战争的向往。显然，这不是在反战，而是在促战。
看不见的敌人与自己
也不乏有电影，试图体现反思意旨。
日本反战题材逐渐有意识地将军国主义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反映出那段历史中，日本举全国之力制造了大东亚共荣的巨大谎言，将军国主义吹得神乎其神，鼓动民众投入战争，造成了一场举国之难。
这类影片通过展现普通民众与军国主义的强烈冲突，将反思的重心落到对后者的批判上。
《芋虫》（2010年）由江户川乱步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讲述了应征入伍的久藏在伤退后却被奉为军神的故事，不仅塑造了这个在军国主义谎言下诞生的怪胎，而且展现了对军国主义高度崇拜的百姓所遭遇的身心摧残。最后军国主义的神话随着日本的节节溃败而逐渐烟消云散，普通民众也终于开始了反思和批判。
故事的含义浅显明了，无非是揭穿军国主义的欺骗。但最后播放战犯的绞刑画面时，却配上这样的解说词：他们因为报效祖国而被宣判为战犯，他们被承认是为国效忠却还是被处以死刑。主题依然落入了鼓吹战争的窠臼。
这类电影往往对于敌国的情况不愿着墨，对敌人的描述也是模棱两可。忽略了对敌人的设定，也就同时忽略了为什么会有敌人这个前提。
而站在日本民众的角度，他们批判军国主义的同时，却往往忽略的是自己。军国主义谎言下的伤害固然显而易见，但从人性的角度看，盲目的服从与愚昧的效忠更是滋生罪惡的温床。正如《望乡之钟》（2015年）的开篇之语，就算只是单纯地响应国家号召，但侵略的这个事实每个人要被追究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些反战片始终没有跨越国界，似乎将这场战争定位成一场国难已经是所谓的反思。
的确，比起自责，批判显然更好收场;比起罪恶，愚昧似乎更容易被原谅。
消退的傲慢与偏见
日本没有直接败给中国，是因为被美国投了原子弹而迫不得已投降。这是大部分日本国民的二战观。
按理说，侵略本身与是否战败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日本拒绝承认侵略历史，却与其片面承认失败是共生的。
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关于战争的信条。在武士道传统的影响下，日本人关于战争的信条有着强烈的成王败寇意识，而没有明显的是非观念。
日本民族以知耻为德行之本，又对荣誉有着高度的信仰。
那些对军国主义的所谓批判，在荣誉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面前，实则演变成了荣辱与共的民族情感的宣泄。始终将民族情感的升华作为最高表现形式及最终表达意旨，也许就是日本反战片无法超越国界的根本原因。
要跨越国界，日本反战片需要站在人的立场去思考，去理解战争的罪恶不仅来源于国家的侵略方针，更有个人盲目参战的因素。
的确，正如《望乡之钟》导演山田火砂子所说，国家举全国之力制造的大谎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容易被看穿，但就像影片主人公山本慈昭所说，被国家骗了的我们自己也要反省，不能第二次受骗。
从人的角度，对成败与是非做出判断，对荣誉与正义做出选择。如《战争与人》（1970年）演绎了一个日本兵决定成为八路并投入抗战的历程，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去看待日本的罪行、反思个人的选择。影片虽对军国主义血腥暴力的表现略显不足，但其中曲折也算表达得到位。
也有日本反战片以中国人为主体视角。
如《流转的王妃最后的皇弟》（2003年）这部公认的诚意之作，就是以溥仪的弟弟溥杰与日本嵯峨侯爵之女浩之间的艰难爱情，反映了战争的残酷与罪恶。
日本反战片与中国的距离，需要日本抛开傲慢与中国抛开偏见才能真正拉近。
如早年的电影《望乡》（1974年）公映后在日本反响平平，却在中国引起轰动，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必须禁放的黄色电影，也有人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
影片不强调日本民众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是通过南洋姐阿崎的故事，对日本社会的冷漠无情进行了批判，还借剧中角色之口讽刺了日军的侵略行为。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巴金曾谈到这部影片时说，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
时隔70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我们，无法了解当时日本民众的苦，正如他们也无法体会中国百姓的难。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涉的历史事件上，则日本反战片想要体现的反思，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差。
日本反战片的距离感需要打破傲慢与偏见的矛盾才能真正消退。
（《廉政瞭望》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