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乐然在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摘 要]韩乐然是第一个朝鲜族中共党员。他集革命家与艺术家于一身。作为伟大革命家，他立场坚定，在斗争中不畏艰险，矢志不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和民族气节。作为伟大艺术家，他把中国传统绘画技艺与西洋画法很好结合起来，拓展了艺术视野和创作前途;他在西北地区进行的绘画艺术考古工作，更是为中华民族古代绘画艺术的挖掘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韩乐然毅然从法国回国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韩乐然;东北救亡总会;抗日;统一战线;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9）03—100—07
韩乐然，原名韩光宇，1898年出生，吉林龙井人，朝鲜族。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朝鲜族中共党员。1929年经中共组织批准赴法国学习绘画艺术，同时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1937—1940年间，韩乐然在“东总”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东总”的建立及其概况
“东总”于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北平正式成立。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后，蒋介石把张学良扣留在南京，东北军东调，在西安的抗日团体解体。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对红军的进攻终于停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东北流亡到关内各界人士组成的抗日团体的反日活动也在继续进行。在这种形势下，为更好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①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②的刘澜波，尽快把东北各救亡团体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总体统一的救亡团体，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间，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工委”秘书长、驻西安东北军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召开“东工委”、西安地下党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三原会议”。会议确定由“东工委”负责把流亡关内各地东北同胞与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支统一的强大力量，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全民抗战做好组织上、精神上的准备。“三原会议”之后，刘澜波到北平找北方局并与北方局领导下的“东特委”③建立了联系，传达了中央与周恩来的有关指示。经北方局与“东特委”党组织研究后，确定刘澜波、高崇民、张希尧、苏子元、栗又文负责筹备工作，以组织一个新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而后又邀集一些有影响的中上层爱国人士，其中也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座谈会，研究组建新的抗日团体问题。这个新的救亡团体必须由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声望极高的阎宝航参加组建，而此时阎宝航正在南京，所以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等人决定前往南京与阎宝航商议。
原来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抗”），主要成员和领导人是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等。“东抗”1933年7月被何应钦取消之后，1933年12月19日，阎宝航与高崇民、王化一等人组织“复东会”，并被选为第二任理事长。1934年初，张学良出国游历后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部”副司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取消“复东会”，由蒋、张两方面合力组织一个团体，叫“四维协会”，取“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之意。张学良在武昌召见阎宝航等人，说明蒋的主张，并力劝阎宝航等人同意，姑不论蒋介石成立“四维协会”之根本目的，而张学良同意此举之原因，一方面有合力组织一团体，有利于实现抗日大计之意;同时也有与蒋搞好关系，拥蒋共同抗日之意。阎宝航出于多年与张学良的亲密关系，尊重和服从，勉强同意。1934年5月21日，“四维协会”在汉口成立，阎宝航被选为张方理事。“四维协会”成立后，蒋介石以名誉会长身份接见全体理事，并授意宋美龄出面以基督教教友的名义，邀请阎宝航到南京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开始，阎宝航固辞不允，并请张学良代为辞谢，后经张学良电告“万勿推辞”，为尊重张学良意见，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书记（后改称总干事）。1935年10月间，张学良又向蒋介石推荐阎宝航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阎宝航把一家人也搬到南京。阎宝航的这些合法头衔，为他的抗日救国工作以及后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4月，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专程到南京与阎宝航会面。经磋商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还邀请东北抗日联军在关内的代表李延禄、李杜参加。李延禄原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1936年4月，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调李延禄作为东北抗联代表进关，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李杜曾于1936年冬经周恩来同意被任命为东北抗联总司令。李杜虽未到东北直接任职，在关内仍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身份进行活动。因此特邀此二人参加。南京磋商之后，1937年4月下旬，刘澜波等人又以阎宝航等人名义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筹备会。1937年5月间，刘澜波由上海到延安向中央汇报筹备情况。朱理治代表周恩来听取汇报并做指示。经过一系列准备联络工作，1937年6月20日，“东总”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
“东总”的领导机构是常委会，以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为执行委员，栗又文为秘书长。
“东总”成立后，由高崇民出面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地位。“东总”的成立标志着东北流亡关内各界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进入新阶段。
“东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它的酝酿、筹备和正式成立都是在中共中央、周恩来、华北局、“东工委”、“东特委”的直接关注、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东总”的组成，包括了以前所有各个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和精英，是继“东抗”、“东救”④、“东联”⑤等几个较大抗日救亡团体之后组建的一个最大、最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参加“东总”抗日宣传的成员中还包括东北地区以外的外省文化名人。“东总”在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韩乐然在“东总”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抗战全面开始。韩乐然此时在法国《巴黎晚报》社，以摄影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国际反法西斯工作。当得知祖国抗战全面爆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来反抗时，韩乐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定马上回国，投身全国抗战浪潮。10月29日，韩乐然随同杨虎城将军乘法轮回国。1937年11月26日到达香港。
1937年12月，韩乐然到达武汉。这时，已于1936年7月从苏联回国、在华北做情报工作的苏子元，奉苏联情报部门指示返回苏联。苏子元到武汉办理护照时，见到了韩乐然。苏子元把韩乐然的档案介绍到刘澜波那里，刘澜波报告给周恩来，中共中央决定让韩乐然参加“东总”，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韩乐然到武汉时，“东总”也正在武汉办公。
在武汉，韩乐然见到了高崇民、阎宝航等“东总”几位主要领导人。但是高崇民等人对韩乐然的早期中共党员身份并不完全了解。所以苏子元向“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介绍了韩乐然的历史情况，刘澜波帮助韩乐然恢复了中共组织生活并向周恩来汇报了韩乐然的情况（当时，“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直接指导“东总”党组工作），周恩来当即决定韩乐然参加“东总”活动，鉴于韩乐然的早期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拥有的丰富斗争资历和经验，同时决定韩乐然任“东总”党组成员。
当时，“东总”的活动纲领是，在中共领导下，运用各种形式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觉悟，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国民党部队，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作战工作;派出“东总”人员组建抗日武装，投入抗日斗争。韩乐然在武汉，领导和参加了“东总”的各种活动。
在宣传鼓动方面，“东总”开展了大量工作：一是出版宣传刊物。1938年2月，“东总”创办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由“东总”宣传部正、副部长于毅夫、关梦觉担任正、副主编;由“东总”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卢广绩任杂志社社长，并在国民党中宣部登记备案，成为国统区的合法刊物。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为《反攻》题写了刊头。《反攻》是用笔做刀枪反攻日本侵略者。二是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邀请著名的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讲解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形式、游击战术和全国抗战形势。三是组织抗日歌曲、抗日戏剧演出。四是组织抗日画展，张贴抗日宣传画。五是发动、组织“东总”成员创建游击队，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参加“东总”救亡活动的不仅有“东总”成员和流亡关内的东北各界人士，而且包括国内一批作家、音乐家、画家等文化名人。韩乐然是画家，又长于摄影，他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而且富有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到“东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专长，真正是拿起画笔做刀枪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战斗。韩乐然不仅为《反攻》杂志撰写文章，同时还为《反攻》杂志封面制作木版画，“东总”在武汉时期出版的《反攻》杂志封面画几乎全是出自韩乐然之手，如《保卫我们的家乡》《怒吼吧卢沟桥》《保卫我们的国家》《起来和鬼子们拼》等。韩乐然还为“东总”绘制题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巨幅彩画，悬挂在汉口海关大楼;绘制题为《全民抗战》的大幅油画，悬挂在武昌黄鹤楼上。这些巨幅画作，吸引了行人注意，传达了抗日意蕴，鼓舞了民众的抗日士气。
韩乐然创作的这些宣传画和《反攻》封面画，不仅展示了高超绘画艺术，而且打造成一种锐利武器。他画的《反攻》封面画或街头宣传画，人物形象生动，主题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简捷，背景衬托气壮山河，既有很高的艺术魅力，更有极强的战斗意味。
除了开展宣传工作外，韩乐然还利用自身朝鲜族的身份，联络一些朝鲜抗日团体开展活动。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奴役的共同历史使命，韩乐然在武汉时，结识了一批朝鲜革命者和爱国主义者。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支持朝鲜独立复国运动，中朝两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从形式到内容完全融为一体。在中国的朝鲜独立复国的各团体、各派别认为“救中国就是救自己”，所以他们纷纷投身中国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以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独立党等9个朝鲜爱国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朝鲜独立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光复阵线”。另一派朝鲜独立组织领导人金元凤（金若山），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他的团体中年轻者较多，思想比较开化。1937年11月间，金元凤联合一些朝鲜左派独立运动团体成立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民族战线”。韩乐然联络“民族战线”负责人金元凤与“东总”人员一起参加“东总”组织的各种大型游行、纪念活动，并请金元凤发表讲话。
1930年代，随着东北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开展，当时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按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加入东北中共组织，投身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并形成一股强大抗日力量。在关内，1932年，朝鲜“民族战线”负责人金元凤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创办一个训练朝鲜人的政治、军事干部学校，获得蒋介石批准。1932年10月间，在南京汤山开办了对外称之为“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朝方由金元凤负责，前后共办3期，培训了120余人。1933年，金九在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下，在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分3期培养朝鲜军官100多人。此外，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国航空学校、军委会政训班等也招收朝籍学员。据统计，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系统的各类军校共培训朝籍学员400余人。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金元凤在南京召开朝鲜革命党代表大会，决定组织360人的义勇队，在南京训练后，分批派往华北参加中国抗战。南京政府批准了這个计划，并决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具体筹办。1937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正式成立，队员100余人，大多为在中国军校受过训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员。1937年底——1938年5月，金元凤派遣近90名朝鲜族干部到江西中央军校星子分校训练。这时，朝鲜义勇队已随南京国民政府撤到武汉，这批90名学员抵达武汉后被编入义勇队。韩乐然于1937年末到达武汉参加“东总”活动时，结识了朝鲜义勇队的很多成员，经常联络、邀请这些朝鲜革命者参加“东总”活动。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也称副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1938年10月朝鲜义勇队成立一周年时，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出席会议，表示祝贺。
在武汉期间，韩乐然还肩负着国际反法西斯宣传任务。他到各处拍摄照片，寄往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情况。他和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互相交换情况，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传。他还协助史沫特莱收集药品发往延安和抗日前线。
1938年11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组织作家、艺术家去延安访问，韩乐然参与其中。到延安后，他在延安女子大学作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文化艺术”的讲演。
三、韩乐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
1938年10月，“东总”西撤重庆。韩乐然除了参加“东总”日常工作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任务。1939年3月9日，国民政府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当时，“战委会”的重要任务是对战地各部队、各党派之间进行联络、调解，以消除摩擦，团结抗战。李济深为了有利于联合团结抗战，特邀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等人作为中共代表任“战委会”委员;还请张友渔、梅龚彬，胡兰畦、陶行知、黄炎培、高崇民、季方、刘一峰等各党派人士到“战委会”任职。
在重庆的“东总”也为了扩大影响和活动范围，派人到“战委会”工作。于是，阎宝航出面向李济深推荐了韩乐然。阎宝航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红人”，是由蒋介石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在重庆国民政府里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经他介绍韩乐然到“战委会”任职，对于正需抗战人才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由此，李济深自然乐于允诺，遂任命韩乐然为“战委会”少将指导员。
韩乐然有了新的身份，活动范围扩大，正是发挥自己能量的好时机。从此，韩乐然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开展了大量抗日工作。
1939年5月，韩乐然离开重庆，到山西、陕西国共两党交界地带开展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韩乐然曾视察过第一和第二战区（当时全国共划为5个战区）。卫立煌为第一战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河南洛阳，作战区域主要在平汉路方面，北至晋察，南至江苏、安徽北部，东至山东、江苏海边，西至陕西潼关等地区。第一战区跨及6个省，是最大的作战区，也是抗日武装力量最多的一个战区。辖10个集团军，其中包括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非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各种杂牌军、地方武装等。各军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时而发生不协调，甚至摩擦。阎锡山为第二战区总司令，作战区域主要在山西地区。韩乐然在视察中不但做了大量有益工作，而且利用笔、照相机、画笔等“三件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
韩乐然用笔记录下大量抗日前线实况发表在《反攻》杂志上。例如1939年他在《反攻》第5卷第6期、第7卷第1期分别发表了《从西安到晋南》《在晋西南的“扫荡”圈内》等报道。
1939年5—7月，韩乐然艰难跋涉，冒着日军的炮火视察了山西东南的郎碧山、垣曲县、阳城县、晋城县、长子县、长治县等地，他写道：“我们冒着阴雨走了十多里路……我们不顾大雨再往前赶20里……伴着炮声我们又走了30里……十里河也变成了大水横流在我们面前，人们脱了衣服都不易过的大水，最后算是叫我们克服了”。“由那时起更感到环境的加紧紧张，天色很黑，所以我也不敢惊动同伴们，暗中在麦草堆中摸到我的子弹袋和手枪，上好了6颗子弹。手枪拿在手中直等到天亮，雨还在下着，但我们都从麦草堆中爬起来，准备前进……”“渡了河，急忙走出城外时，一架双叶敌机飞临小城上空，也就是我们的上空来了。我很镇定地安排了所有走路的人们之后，赶紧躲在路旁草丛中。望着敌机和投下来的3颗炸弹。敌机这样连续地在我们上空飞了6圈，投了4次炸弹，一共8枚……我们不能不为聚集在渡口两岸待渡的老百姓担心。可是我们的赶路任务不许我们回顾这些了。在前进的路上，又遇到3次敌机，共11架，它们低飞在我们的上空。而且在个别的城镇投弹，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来意，是在搜寻我们大部队的踪影。可是敌人再巧妙也不会找到机智神勇的我们的大部队的所在。“5月23日下午访第一战区卫立煌司令和参谋长……24日下午又亲历了军民合作的伟大场面……”
韩乐然在视察中“拍摄了大量抗日前线战斗实况和军民团结抗战情况的照片，并发往国外，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帮助。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光、阎明复都说，韩叔在重庆他们家冲洗大量的照片，澡盆中放满了水，都是照片……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在武汉看见韩乐然带着他在前线拍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在外国记者中进行抗日宣传。曾经是韩乐然助手的丘琴为他在视察中利用照相机做抗日宣传得到苏联记者卡尔曼赞扬等事写了一篇报道《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发表在1939年9月7日的《新华日报》上。此文写道：‘我觉得：一、这个有着充分工作责任心的摄影记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及这次觅取照相机的经验，很可作为国内摄影记者的工作上的借鉴。二、在战地和前方，我们见到的摄影记者太少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鼓励摄影记者们去前方……动员摄影记者到各战场。唯有动员大批摄影记者到前方和战地去，才能达到把前方介绍给后方，把中国的抗战介绍到国外的大任务。’”[1]124-125
1940年3月，韩乐然到河北唐县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队视察。当时在该部队任“火线剧社”社长的王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在1940年3月28日日记中记载：“华北党政军指导员韩乐然演讲《摄影与国际宣传》，甚有技术上的特见。例如他说：许多照片人物眼光都對准镜头，显然是为了照相，令人不生实感。匈牙利嘉宝到西班牙战场中在叛军正在扫射、政府军一战士正要倒下时摄的照片，卖了一万法郎。日本每年对外宣传公开的经费三千五百万日元。日本用无线电播放影片，中国在时间上争不过，只好用组织性，即将抗战后的进步，做一历史性的表现。要了解政治时代精神。有一次许多摄影专家在‘三八’节给宋美龄摄讲演时相，都照她的妇人美态照，但韩却照她那怒目张爪照，结果韩照的最好，因为韩的可以表现出宋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姿态。对国际宣传上，韩以为在初期可以多照日本残轰的情形，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否，这时便应该表现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和新生力量，否则不能建立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如仍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等于替人宣传。”[1]125
韩乐然在视察中还忙中偷闲，用画笔素描战地人物。在国民党93军工作过的余克坚（曾在国民党93军任秘书，后来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副院长）曾说过：韩乐然到93军后，常带一个本，不是记录，他的记性太好了，而是顺手画上几笔，还给我和其他人画过素描……军长刘戡让他画过蒋介石的像，他也画了，非常像。
韩乐然在视察中除了宣传共同抗日，处理各部队之间的摩擦，更主要的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他到国民党部队找高级将领密谈做工作，并秘密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1939年秋，韩乐然到达沁水国民党嫡系93军军部，见到在延安相识的余克坚、杨公素（曾在国民党93军任秘书，后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等职）等人，并拜访了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即白天，后于1940年投奔八路军。曾任八路军前线总部参谋处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93军是晋南国民党军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部队，军长刘戡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参谋长魏巍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刘、魏两人都是湖南人，在军中魏一直是刘的得力助手。直到此时刘戡当军长，魏巍当参谋长。刘戡相信魏巍的能力，魏巍常代刘戡行使军权。魏巍1937年到延安去过，见到了毛泽东和罗瑞卿，1938年在武汉见到周恩来，以后与八路军保持着联系[2]77。
与93军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交谈后，韩乐然被请去为战地服务团训练班作报告。他宣讲抗日的道理，鼓舞中国人志气，号召大家一定要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他讲话风趣幽默，特别是联系自身经历讲道理，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深受欢迎，使人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情。本来有些人在93军工作不安定，听了他的谈话后，觉得工作有了希望和价值。“韩乐然当时的晋南之行，与93军有密切联系。他的活动直接影响了93军内部进步分子;军内部进步分子的遭遇又影响了韩乐然的活动，互相影响，连锁反应。”[1]126-127
随后参谋长魏巍托韩乐然带口信给彭德怀，说蒋介石准备加紧反共。韩乐然及时去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回来后，韩乐然又来到93军，向魏巍转告了彭德怀让他们在国民党93军坚持下去的意见。后来，当蒋介石电令93军帮助阎锡山堵截中条山唐天际率领的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时，刘戡要执行这个命令，魏巍不同意，故意拖延一天签发作战命令，使唐天际晋豫队伍有时间转移[2]73。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紧张。这时韩乐然第二次到晋东南前线调查。当时国民党93军中比较进步的青年军人受到迫害，处境很困难。恰在此时，国民党军委又密令魏巍准备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受训。当韩乐然到93军时，魏巍托韩乐然将所处的困境告知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并再一次表示投奔八路军的愿望。韩乐然到了八路军防区后，见到彭德怀和左权，汇报了93军情况。彭德怀分析了当时局势的发展状况，指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的重要性，希望魏巍等进步军人想方设法在93军坚持下去。
当时，山西的阎锡山成立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共派干部打进这个组织，开展民族救亡运动。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韩乐然把收集到的许多关于群众抗日及一些军事情报寄到“战委会”。反响极为热烈。韩乐然的报告包括民情、民运、军事等方面内容，还有对“牺盟会”的集中介绍，依据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又加以分析，里面自然掺入了中共团结抗日的观点。“战委会”组成人员通过韩乐然的报告，了解了很多情况，许多人如获至宝，反映热烈。于是“战委会”要求韩乐然继续撰写报告，到1939年9月，这样的报告韩乐然共写了3份，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
韩乐然在晋东南等地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1940年5月，韩乐然在宝鸡火车站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
韩乐然之所以被捕，最主要是因为他对93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韩乐然在“战委会”的身份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因为他是经阎宝航把他从东北救亡总会推荐给李济深的。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因为他共产党员或疑似共产党员的身份逮捕他，理由上说不过去。韩乐然之被捕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对93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对于蒋介石来说，军队是不能动的。尤其是93军的部分青年军官当时有亲共和投共的迹象，国民党怀疑这与韩乐然的活动有关。
韩乐然被捕后，经过中共组织、“东总”等多方营救，于1943年终获假释出狱。此后，在中共组织的指导下，在祖国的大西北，韩乐然以作画为掩护，一方面从事绘画、考古等艺术工作，一方面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丝绸之路”上为革命事业和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简称“中央工委”，1936年春成立。主任周恩来，主要开展争取东北军抗日的工作。
②简称“东工委”，1936年4月成立。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刘澜波任书记。
③全称“东北党务特别工作委員会”，1936年12月成立。苏梅、于毅夫、赵濯华为负责人，由北方局直接领导。
④全称“东北民众救亡会”，1936年10月4日于西安成立。车向忱、刘澜波、宋黎等人为执行委员。
⑤全称“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秋于北平成立。领导人为于毅夫、李延禄、赵濯华、陈大凡、张希尧、李向之等人。
参考文献：
[1]金东洙主编.韩乐然纪念活动文献集[C].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
[2]崔龙水主编.缅怀韩乐然[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李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