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史孔和”被盗案侦破始末
“史孔和”一夜蒸发
1959年8月，举世瞩目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位于天安门左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突然岗哨林立，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领导乘坐的小轿车先后风驰电掣般驶来，停在博物馆大门口。原来是博物馆内发生了大事，21号陈列柜里的国宝“史孔和”一夜之间被盗了!
“史孔和”是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看上去像个球形带把手的水盂，体积不大，高7.5厘米，直径11厘米，是西周一位名叫“史孔”的贵族铸造的法定量器——和。它因内底面刻有大篆体铭文“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而身价陡增，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历史学家翦伯赞等人都称它是研究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不可多得的珍品。
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对“史孔和”失窃案非常重视，有关这桩大案的报告迅速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关键时刻，这么重要的国宝失窃，会不会是台湾的敌特分子所为?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政治阴谋?此事若走漏了风声，会不会给台湾和西方反华势力提供把柄?经过深思熟虑，周总理做出了两条批示：一、严密封锁消息；二、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联合专案组，限期侦破此案。
联合专案组迅速成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行政处处长韩炳文任专案组负责人。韩炳文与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李宝亭一起，对负责“史孔和”展柜的3名保管员展开调查和问话。
经过调查，专案组弄清了“史孔和”被盗的经过。
1959年8月17日下午，保管员丁大华下班前和保管员赵桐臻办理了交接班手续，赵桐臻负责晚上6点到12点的夜班。后半夜值班的是保管部组长张荣。恰巧当天张荣家里有事，就和杨文和临时换了班。“史孔和”是在8月17日下午到18日早上失窃的，丁、赵、杨3人都有作案嫌疑。
韩炳文做完3人笔录，眉头间不由得锁成了个大疙瘩，“史孔和”这种重量级的文物，竟然从3个保管员手里不翼而飞，显然是博物馆的安保工作有疏漏。经过进一步查实，专案组发现陈列“史孔和”等17件重要文物的21号展柜没有上锁。
博物馆工作人员解释说，为了迎接新中国十周年大庆，中国历史博物馆紧急向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发出了征调文物进京会展的通知。征调上来的文物种类繁多，得有一个归类陈列的方案。也就是说，文物不能乱摆，如奴隶社会的文物，不能摆到封建社会去，秦汉时代的文物，不能摆到盛唐两宋。可有些文物，由于年代久远，断代和归属问题不太确定。专家们对陈列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每修改一次方案，展出的文物就要重新摆放。眼看时间进入8月中旬，开馆展出的日子临近，博物馆领导作出临时决定：8月18日前陈列柜暂不上锁，以方便文物更换陈列。谁想案情就在8月17日下午至18日清晨发生了。
专案组对博物馆的安保措施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博物馆防守严密，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岗，连本馆工作人员进入都必须向警卫战士出示证件，外人进入博物馆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做出初步判断，这起案子十有八九是监守自盗!
最严密的调查
韩炳文和李宝亭研究了案情，最后做出分工，由韩炳文调查外盗，李宝亭负责处理内贼。
公安部随即向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沿海港口及陆地口岸、边防检查站发出协查令，“史孔和”的照片也随协查令一起发到各地。协查令强调，此案为国家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否则将以严重违法乱纪论处……
李宝亭组织人力，对博物馆内凡是可以藏匿“史孔和”的地方都进行了排查，又根据博物馆内接触“史孔和”的程度，把所有人员分成3个圈。第一圈是嫌疑最大的丁大华、赵桐臻和杨文和；第二圈是“奴隶社会展厅”的工作人员；第三圈是临近21号展柜的“原始社会展厅”和“战国、秦汉展厅”的全体人员。这3个圈几乎把在博物馆中沾过“史孔和”边儿的人都囊括在内了，就连在21号展柜旁刷油漆的两名女工也在调查之列。
经过极为细致的调查，第二和第三圈人员的嫌疑逐步排除，第一圈3个保管员的嫌疑暂时无法排除。
李宝亭再次找这3名保管员谈话，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不管是谁，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时犯糊涂，悄悄拿走了“史孔和”，现在交回来，或者暗地里放在能让人找到的地方，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保管员丁大华、赵桐臻与杨文和3人都一口否认动过“史孔和”。李宝亭一拍桌子吼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你们3个人的外调，已经展开，如果你们谁拿了‘史孔和’，现在交代还不算晚，可是等找到了证据，我一定重重地办他!”
丁大华、赵桐臻与杨文和3人被隔离审查，3天后，外调的资料放到了韩炳文案头。杨文和的情况最简单，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博物馆工作，接触文物成千上万，是个资深的老馆员了。他平时老实巴交，又是党小组长，谁也不会往深处怀疑他。
而赵桐臻就不一样了，他虽然和爱人一起在部队当过兵，转业后到博物馆，可是工作不认真，平日里讲虚荣、好面子，兼之他生性脆弱，报复心强，有一个突出而致命的弱点就是喜欢占小便宜，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李宝亭用手在赵桐臻的外调材料上一指，对韩炳文说：“我怀疑是他窃走了‘史孔和’!”
韩炳文戴着老花镜，将赵桐臻和丁大华的材料仔细比对了几遍后，说道：“这个丁大华，可比赵桐臻还要值得怀疑!”
韩炳文怀疑丁大华是有原因的。首先，丁大华的父亲是古董商，在旧社会倒腾了大半辈子古玩，懂行情，他很有可能唆使儿子偷窃文物；第二，丁大华是“史孔和”的直接看守者之一，他上下班时，有背书包的习惯，“史孔和”如果被他装进书包，很难被人发现；第三，丁大华是个刚走出学校的穷学生，最近新处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有个香港亲戚，他说不定会生出盗窃文物，到境外换钱花的想法!
丁大华被列为重大嫌疑人，他的父亲、女朋友都被监视起来，可是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史孔和”不在他们手里。
线索又一次断了，韩炳文叹了口气，说：“看来是我们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另辟蹊径破大案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顺利举行，“史孔和”被盗案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对国庆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可是一晃8个月过去了，“史孔和”被盜案的侦破工作仍无进展，专案组成员如坐针毡。
韩炳文和李宝亭经过商量，决定来个欲擒故纵，安排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下乡，到北京的顺义县牛栏山农村参加劳动改造。这支队伍由杨文和任副队长，丁大华和赵桐臻也在其中。专案组在队伍里秘密布置了一个以侦查员王树礼为首的监视小组。下放人员住在一位老乡家的南房里，睡在一排大通铺上。
在农村劳动非常辛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天累得腰酸背疼，叫苦不迭。更让大家生气的是，没过多久队伍中竟然出了“内贼”。丢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不说，连老赵的半导体收音
机和杨文和的瑞士全自动手表也突然不见了。
王树礼经过认真调查，排除了附近村民和房东作案的嫌疑，认为这个内贼虽然偷走了东西，但人多眼杂，无法将赃物转移得太远。
这天，王树礼趁下放工作人员外出劳动时，在他们住处的纸顶棚上发现了隐匿的手表和收音机。王树礼不想打草惊蛇，将那些东西又照样放回去。心怀鬼胎的内贼似乎察觉到了风险，没敢再来拿这些赃物。
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博物馆的下放工作人员准备回家过年。出发前，大家匆忙吃过早饭，赵桐臻却磨磨蹭蹭不肯挪窝。王树礼决定先行一步，但没走多远，又猛地杀了个回马枪。他返回后，立即去查看老乡家顶棚上的手表和收音机，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他四下寻找，看见赵桐臻正鬼鬼祟祟地站在老乡家的秫秸垛旁，把藏在里面的肥皂、毛巾等赃物往怀里揣。
王树礼大喝一声：“赵桐臻，你在于什么?”
赵桐臻嚇得脸都绿了，抬腿想跑，却被王树礼一个虎扑，按倒在地。王树礼只经过简单讯问，赵桐臻便低头认罪了。
群情激愤的下放人员草草开了个批斗会。会上宣布，为了不耽误大家回家过年，全体下放人员先抓紧回城，赵桐臻要作出深刻检查，具体问题听候处理。
赵桐臻回到家中，精神几乎要崩溃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年三十这天，他给韩炳文打了个电话，先是东拉西扯说了半天闲话，最后才说：“我知道‘史孔和’藏在哪儿，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
韩炳文极力控制住情绪，用平静的语气说：“那你明天过来吧!”
大年初一，赵桐臻走进韩炳文的办公室。韩炳文热情地为他沏了一杯茶，赵桐臻看到老领导和蔼可亲的微笑，迟疑地对自己在农村小偷小摸的行为做了一番检讨，然后说道：“我要把‘史孔和’的隐藏地点向领导如实汇报，将功赎罪，希望老领导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
韩炳文点了点头，说道：“年轻人难免犯错误，只要改正就是好同志嘛!”
赵桐臻压低声音，说：“我向领导汇报，那‘史孔和’就藏在‘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大盂鼎的腿肚子里……”
随后，赵桐臻带着李宝亭等人来到奴隶社会陈列大厅。摘下大盂鼎上的玻璃罩，李宝亭戴着白手套，把手伸进大盂鼎内，拿出一团团白棉花后，果然掏出了“史孔和”。两名暗藏在附近的警察冲了出来，对着赵桐臻大吼一声：“赵桐臻，你被逮捕了!”随着赵桐臻被警察押走，这起震惊全国的盗窃案终于告破。
根据赵桐臻的交代，他盗窃“史孔和”并不是为了卖钱，而是想报复保管部组长张荣。赵桐臻作为保管部的普通职员，平时工作懒散，张荣身为他的直接领导，自然看不惯。两人时有龃龉，继而拐弯抹角，相互冷嘲热讽。随着两人矛盾日益加深，赵桐臻萌生出了盗窃“史孔和”、让张荣这个管理组长难辞其咎的邪恶念头。
1959年8月18日夜，赵桐臻借值班的机会，成功偷窃了“史孔和”，将它放在午门后东朝房自己办公室的专用柜内，因风声太紧，他后来又将“史孔和”转移到自己家中。放了一些日子后，他才利用职务之便，择机将“史孔和”放入博物馆的大盂鼎内。
赵桐臻这样做，是因为事情已经闹大，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而李宝亭又承诺只要找到“史孔和”就不再追究。他希望有人能翻到丢失的“史孔和”，让这一切成为过去。可自案发的第二天大盂鼎被仔细搜查一遍后，就再没人翻动过大盂鼎。
盗窃“史孔和”严重触犯了刑法，赵桐臻最后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责编 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