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总结为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投入品和技术、服务、知识外溢这三个主要原因，这些因素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最终会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FDI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缓慢，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学界的研究也进入漫长的冬歇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直接投资迅猛增长，跨国公司得到空前发展。近年来，在产业竞争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的影响下，跨国公司FDI在东道国特定区域集聚的问题逐渐被学者们关注。
但是，有关产业集聚和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以制造业集聚为主，对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比重已经超过3/5，服务业占发达国家经济比重已经超过70%，占发展中国家经济比重60%左右。管驰明（2011）对我国城市服务业集聚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地区的服务业的分布情况存在着差异。为了对服务业集聚效应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学术界普遍按照服务业功能属性不同将其细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三个子类。Daniel（1985）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比消费性服务业具有更高的集聚程度。Guillain和Gallo（2007）对巴黎和周围地区的服务业分布进行研究，发现三类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差异显著。祝佳（2009）研究了广东省内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不同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存在差异。此外，杨勇（2008）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发现服务业的集聚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一般情况下，FDI选择目的地通常以城市为单位，而服务业发展的程度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具体来说，硬件上表现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迅捷的电讯业、通畅的资源供应网络等方面；软件上表现为拥有大量的公共服务性机构，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比较高等。显然，大城市更可能具备上述优势，凭借这些优势，大城市拥有更加优质的商业环境，使得外资企业进入和运营的成本有效降低。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方向已经由制造业集聚效应扩展到服务业集聚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产业集聚对跨国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和FDI流入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首先，产业集聚研究对于服务行业涉及的相对较少，而且现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鲜有对整个服务行业进行分析；其次，关于FDI和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朗，还有探索的空间。针对这些不足，本文试图利用2007-2013年14个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和FDI流入数值的面板数据研究服务业集聚效应和FDI之间的关系。
我国地级城市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特征概况
表1及续表1列示了2013年13个服务行业门类当中排名前10的城市，不少二、三线城市出现在表中，这说明，从相对的水平上说我国二、三线城市的服务业聚集度正在逐步上升。
模型设定和变量设定
（一）变量设定
本文使用到的变量和指标如下：
fdiit表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其中i表示城市i，t表示年份。经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相应的人民币数额；LQ_industryij为区位商指标，表示某行业的集聚程度，其中j表示行业j。所谓区位商，是指某区域内某行业就业人员数与该区域全部行业就业人员数之比和全国该行业从业人员数与全国所有行业就业人员数之比相除所得的商。区位商值越大说明该行业在区域内集聚程度越高。研究产业集聚的文献很多都用区位商作为集聚效应的衡量指标：如Keeble和Bryson（1991）、Donoghue（2004）运用区位商研究了英国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国内学者程大中（2005）以区位商为基础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的分布进行了研究等。本文中某一城市的某一行业区位商具体可以表示为如下：
（1）
其中Eij表示i城市j行业的就业人数，表示i城市所有行业就业人数的总和，表示所有城市j行业就业人数总和，表示所有城市所有行业就业人口数目总和。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因素。gdpit和gdp_growthit表示城市i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本文以此来衡量城市i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
foreignenterpriseit表示城市i，t年度末外资企业数目，外资企业数目的多少直接影响城市i的FDI流入数值。
人力资本存量因素。populationit和population_growthit表示城市i的人口数目和人口增长率。人口数目、人口增长率愈大表明劳动力人口越多，人力资本规模也就越大。而FDI的流入量越大就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另外人口越多，增长率越大也意味着更大的产品市场，对FDI的流入也有吸引作用。
stud_1wit表示每万人中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本文此指标来衡量城市i的人力资本质量。
沿海区位优势因素。根据Dunning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时，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2013年FDI流入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包括直辖市）中有7个是沿海省份，另外两个是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内陆省份只有排名在第10位的四川省，总量上与排名第1的江苏相比，前者仅为后者的10.88%，这说明了沿海区位优势是吸引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广义的区位优势因素：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硬件优势，如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交通运输优势、信息通讯优势等；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软件优势，如政策优势、对外开放优势以及市场化优势（李汉军，2011）。而在我国，具有沿海区位优势的城市无疑是既有地理优势、交通运输优势等硬件优势，又有政策，对外开放优势。因此本文采用生成虚拟变量的方式来区分沿海区位优势，变量值若为1则城市i来自沿海省份，若为0则城市i来自内陆省份，北京和重庆虽然不是沿海城市，但是考虑到其直辖市这一行政级别，本文也将其作为沿海城市来看待。
其他因素。dust_squareit表示每平方公里烟尘排放量（吨/平方公里），本文以此来衡量城市i的环境优劣程度。
phone_1wit表示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数目。He（2002）的研究发现区域内通信能力与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
模型设立。根据所选择的指标和变量，本文将计量模型设计设定为如下形式：
（2）
其中，表示i城市所有行业的区位商指标，表示i城市各个控制变量。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按照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总共有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7-2013年，因此理论上本应有2016个观察值，经过对数据缺漏的检测，总共有198个城市，总计1386个观察值满足对数据完整性的要求。
相关数据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当中的“区域经济数据库”。对于沿海城市的划分，本文认为只要城市处于沿海省份就将其划分为沿海城市，这样处理是因为中央的开放政策通常是以沿海经济开发区为前沿阵地进行推广。主要变量及含义如表2所示。
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使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来确定选择FEM或是REM。经过豪斯曼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FEM模型。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14个服务行业的集聚程度对FDI流入的影响，stata11.0输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模型1包含全样本，从回归结果能够看出服务行业中的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卫生和社会事业的集聚水平对FDI的流入呈现正向关系，影响系数分别为0.104、0.280、0.315和0.479，且在1%水平上显著，建筑业的影响系数为0.357，在5%水平上显著，房地产的影响系数为0.112，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全国范围内上述服务行业的集聚都显著的促进了FDI的流入。其余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影响系数虽然也有负值，但并不显著。
表3中共6种服务业的集聚对FDI流入呈现正向显著的影响，说明城市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相比本土企业而言，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需要面对更多的困难，而东道国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业能够帮助外资企业更快的适应新的市场，有效的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成本。以上的实证结果也证明，服务行业的集聚的确对FDI流入有着吸引作用，这也受到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市场不完全理论（Caves，2007）的支持。
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本文将我国城市分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来分别考察服务行业的集聚对FDI流入的作用，对应的实证模型分别是模型2和模型3。由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的集聚水平对FDI的流入呈正向关系，影响系数分别是0.663、0.251和0.443，且在1%水平上显著。批发和零售业及卫生和社会事业的影响系数分别是0.190、0.443，且在10%水平上显著。模型3包含了119座内陆城市，回归结果显示住宿和餐饮业的集聚水平对FDI流入呈正向关系，影响系数为0.248，且在1%水平上显著。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影响系数为0.271，且在5%水平上显著。最后，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以及卫生和社会事业的影响系数是0.09、0.162和0.39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2）和（3）的回归结果来看，服务行业的集聚效应对沿海和内陆城市的FDI流入有着不同的影响：首先，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对沿海城市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对内陆城市影响不显著；其次，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对内陆城市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对沿海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公共设施管理业对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上有差异。公共设施管理业对沿海城市的影响为0.443，对内陆城市的影响为0.271，两者相差0.172，说明相同增长幅度内，沿海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业集聚程度的升高能够吸引到更多FDI流入，相同的情况在卫生和社会事业中也存在：卫生和社会事业集聚程度上升相同幅度，给沿海城市FDI流入带来的影响高出内陆城市0.053。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不同服务行业的集聚对FDI流入的影响。通过分析我国198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3年14个服务行业就业人数以及FDI流入数值的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部分服务行业的集聚效应的确对城市FDI的流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主要是地区服务行业的集聚带来更加专业化的服务，降低了外资企业进入新市场将要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运营的成本，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进入我国市场。
我国服务业集聚效对FDI流入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全国198个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建筑业、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公共设施业、房地产业以及卫生和社会事业的集聚效应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FDI流入的增加。其次，将样本城市划分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沿海城市的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卫生和社会事业的集聚效应显著的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而内陆城市的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卫生和社会事业的集聚效应显著的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有效地提高以金融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及居民社区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和发展水平，是促进我国城市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城市吸引更多FDI流入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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