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7篇
篇一：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
徽商的兴衰
徽商即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徽商与、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徽州经商人数的众多给徽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因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于是经营商业也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
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明中叶对食盐实行“开中折色法”,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山陕商人,于成化、弘治之际取得了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在外经商者往往依靠宗族关系结成整体便于互相照顾及增强竞争力,这也成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商帮的原因之一.徽商帮兴起后,其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加上广泛的经营项目，多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在全国的商业竞争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明清时期全国十一大盐场,两淮盐场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据地之利与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陕商人而垄断两淮之盐利；徽州多红壤,适宜优质茶叶的生长，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适宜竹木等植物的种植,因此茶、木贸易一直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典当业多厚利，而“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故徽商经营的重点则放在盐、典、木、茶四大宗上.正是因为对这四大宗的合理经营,徽商在成化、弘治至万历年间逐渐壮大。
明代末期政治腐败，清前期社会尚不稳定，统治者对商人的压榨都是巨大的。《清史稿》上屡有记载王朝建立之初，经常蠲免各省补赋，并出钱赈济自然灾害频发之区域；这部分款项来源则大部出自商税.而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战争更是给徽商以巨大打击。
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之际（1796—1830年）的一百数十年,徽商摆脱了之前的低糜状况，并逐渐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的原因。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休养生息,徽人对从贾又有了信心，商业再度繁荣.其次，统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开始频繁.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课’的措施。再次，徽商在长江流域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明代国内贩运贸易的绝大部分还集中在沿运河一线的南北贸易上。及至清代，则不但南北贸易继续扩大，而且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也发展起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徽商亦贾亦儒，儒贾结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他们以儒之理经营商业，讲求商业道德,使得其家业不断做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儒、贾各自的发展.正如徽州一古居门前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说明徽人能充分认识到读书与营商之间的关系，并能两者兼顾，徽商此次的复兴较明中期又有所发展,以盐商为主体迎来其鼎盛时期。
道光十二年(1832年），政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标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洋行的侵入而中落。
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来资本渗入,以及受近代思想洗礼，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浙江财阀
的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所贩卖销售的货物，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或本地的生产者或贩运者手中购来的。势必要受人宰割,仰人鼻息,不能占有操纵、垄断、独占的支配地位，开始走下坡路。但部分徽州商人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顽强抗争。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皮大王"程霖生曾一度辉煌，但这毕竟只是徽商衰运中的微光。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同新军阀官僚没有渊源，在同新财阀的竞争中落败，是历史的必然。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
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帮一样，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挣来的钱财并没有作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诸多非经营性消费上。徽商此举发展了当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却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总之，其兴是因为能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衰则是因为未能更上时代潮流以改进技术，发展商业资本.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地方.
篇二：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篇三：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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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史
论
文
班级：会本三
：邓依玲
学号：130311321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自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围在以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下设黟县、歙县、休宁、祈门、绩溪、鹜源(今属省)六县，为省最早雏形唐末两浙道的组成部分，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歙县，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清代设立省的“徽”也由此而来。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将其分为、二省。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市；1988年7月，地级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屯溪区、徽州区、区）四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县）和风景区。
风景秀美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徽州文化。
明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的山清水秀，环境宜人，很多避难或迁移的大官贵族，显赫世家和普通民众都被这里的景色吸引定居于此，更有不少文人墨客留恋于这里的景致迁移至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可以孕育独具特质的文化。徽州文化的形成不是偶然，正是古徽州这个特定的地域上才成就了这种文化的独有的涵。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汉族三域文化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文化。，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页脚
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
作为一名徽州人，自然要去一览其美景，感受其魅力。
徽州的地理位置位于皖浙赣三省接壤的地方，外围群山环绕，受、天目山、九华山、白际山、五龙山包围，中为休（宁）屯（溪）盆地。水系发达，有新安江、阊江，乐安江水系和水、青弋江、秋浦河、黄盆河等河流将徽州地区与外界联系。这样一个外高地，水系贯通的地形，成为徽州文化的形成的条件。
群山环抱，地貌多样，使徽州地区通过陆路与外界联系不得不翻山越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与外界的交流和联系。但又由当地水系发达，水路交通给徽州的带来的方便，但是要通过新安江和阊江进入徽州需要逆水行舟，这样一个天然险阻，易守难攻，但又临近江南发达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战火纷争的时候，使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难所。
徽州的景致确是纵然如画，但当地少有适宜耕作的田地，而鉴于徽州地区人稠，可以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于当时的生活，“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这样的地理条件一点不假，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梯田的耕种方式现在仍保留着，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小，成块分散着，又是华中地区典型的红壤，酸性强，山地的耕作层十分浅薄，蓄水能力差，农作产量低，极不适合耕作。但是徽州的林地给徽州人带来了丰富的物产，盛产木材，茶叶，毛竹，笔墨纸砚，这些造就了徽州文化中一个重要元素徽商的出现。
古徽州地区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这样一个山多田少的地区原本是.页脚
刀耕火种的山越文化。随着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中原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大量的中原人纷纷南迁，徽州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南迁过程中优势的地理位置，就成为了理想的避难场所，他们也就是徽州文化的人文基础，给徽州地区带来了别于山越文化的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在这个与外界交流甚少，文化封闭，并且地理环境较特殊的徽州地区，又经过独立的发展和演变，又形成的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徽州文化。
徽州地区陆路交通不便，使中原文化相对隔绝，又因为盆地部与外界阻隔，社会环境结构相对稳定，给中原文化在徽州地区独立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盆地部南迁大族重视儒学和教育也给文化的发展起来积极的推动。
徽州文化的特质和徽州文化的核心区在哪里，从书籍专家的论述，再到徽州当地人的自身感知，还有一些外来旅游的游客的个人理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我认为作为这么一个悠久的历史文化，要判定其文化核心区的所在还是比较困难的，凭徽州当地的百姓的理解和体会是不够的。
徽州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众所周知，村落，牌坊，三雕，这些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是他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徽州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却已大多被人遗忘，他们的理解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大部分的当地人和游客都以古民居古建筑为徽州文化的核心区的判断标准，其次他们认为的核心区是歙县。普遍的认为是商人文化是.页脚
徽州文化的特质。我也一直很赞同这样的观点，徽州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些古建筑，保留最好的也是这些古建筑，古建筑应该被作为徽州文化特质和核心区的判定标准。
随后，翻阅了一些史实资料，发现徽州文化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徽州的建筑是徽州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是这只是徽州文化中的一个物质文化景观，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代表整个徽州文化的所有容，之所以大家都认为徽州文化的特征和判断标准是古民居古建筑，因为这些物质文化是被很好的保留下来的，也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徽州文化遗留下来的景观，更多的非物质文化景观还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
徽州文化是一种儒学文化，从徽州人的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子，但是这些在建筑上面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能代表这些非物质文化的物质文化景观。我个人认为徽州文化的特质与徽州文化核心区的判定标准是古书院。
书院是传授文化传播文化的场所，文化核心应该具有的集中传播文化的功能，书院即是这个功能，所以我认为书院可以是文化核心区的判断标准。自宋代以来，文人创办书院的风气盛行开来，至明清尤盛。徽州是中国最早创建书院的地区之一，见于记载的徽州最早的书院是北宋景德、天圣年间胡忠所建的绩溪桂枝书院。宋末，徽州书院发展到12所，清代康熙年间，徽属6县书院共创建了54所。
一个文化的核心区需要有完善的文化交流传播场所，书院即起了.页脚
这样的功能，歙县也是徽州书院数目最多的地区，也是学术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地区。
徽州文化的主要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新安宗族，新安商人（即徽商），以及徽州书院，方言，礼俗，戏剧，民居，谱牒，土地制度，契约文书以及徽派朴学，徽州古村落，版画，篆刻，建筑，盆景，乃至徽墨，徽砚，徽笔，徽纸……
在徽州这块富含徽州文化底蕴的地方，我寻找着徽州文化的踪迹，因为毕竟徽州文化是历史文化，在明清时候曾经极度繁荣，但是随着徽商的没落，徽州文化开始走下坡路，现在的徽州这个地方一些非物质文化已经很少被所看到，大多数只能在书籍簿册中看到了，因此，只能从一些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景观中感受徽州文化的韵味。
宏观环境风貌的美与微观建筑特色的美是传统民居美学的基本特征,徽州民居亦不例外。在徽州留在的徽州文化的景观中，保留最好的就是徽州的古民居古建筑。徽州民居村里的形成和衍化包容了人类生存环境变化，徽州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这里的民居的风格、建筑的特色都带来了很大影响。
徽州地区的古村落房屋排列紧凑，一般都选择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的小型平原之上；村落布局合理，极富科学性，设计微妙，考虑周道，村落大多都有水系贯通；外观较整齐，都采用高墙封闭，粉砖黛瓦马头墙，马头墙高低起伏，连续交错；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一般以天井为中心围合的院落，按功能﹑规模﹑地形灵活布置富有韵律感；徽州建筑注意细节的修饰，讲究装饰，把徽州文化中的雕刻艺.页脚
术在民居中展现无遗；村落中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式建筑中的特色。
宏村，背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
宏村是典型的象形村落，用仿生学的原理，以南湖为牛肚，月沼为牛胃，水系为牛肠，民居为牛身，形成一个牛形。村落中民居分布相当集中，都集中在牛身，这样的布局与其地理环境是离不开的，因为徽州地区人多地少，可用平地更少，为了节省用地，徽州人不得不将整个村落高度密集，将房屋建的紧凑，而且两层楼房的房型也是由于徽州地区地少，节省用地的原因。
宏村的水系四通八达，贯穿了整个村落，这是宏村人为了防火灌田特地挖掘的，徽州地区不乏水系，宏村即引西流之水入村庄，南转而出，绕着一幢幢民居，因引自活水，得益于徽州地区的山多和水系发达，所以水系常年流通，清澈，也是村中人生活主要用水来源。村落的周围大树林立，这也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徽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清明时节季风频吹，对房屋构成威胁。为此，人们在水口及庭院四周广植林木，春天抵御狂风，夏天遮阴蔽日。
粉砖黛瓦马头墙，是徽州古民居的特色。徽州人聚族而居，房屋以宗祠为中心紧密相连，徽州房屋多木质结构，一旦发生火灾，影响极大，高大厚实的马头墙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有效遏制了火患蔓延。同时，马头墙顶端墙头部分可以有效抵挡东南季风，保护瓦片不被吹落。
天井在宏村的建筑中十分普遍，也是徽州建筑的一大特色，几乎.页脚
每户都有天井，可以直接射到天井，便于采光，使室也更加通透明亮，也便于通气。徽州地区属亚热带地区，夏季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空气湿度大，这些结构都便于散热防霉。
在一些保留完好的民居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文化景观的踪影，在承志堂的木柱和横梁上都有雕刻，造型富丽，工艺精湛，题材有“渔樵耕读”、“三国演义戏文”、“百子闹元宵”、“郭子仪拜寿”、“唐肃宗宴客图”等。徽州的木雕在承志堂等建筑上仍保留的较晚好，徽州地区多林地，建筑房屋多用木质结构，木雕在徽州这个地方和砖雕石雕都发展的很精湛。宗族祠堂、书院、牌坊都是徽州地区古民居的特色，石雕砖雕木雕也都保留完好。
徽州文化的典型景观可以看出，当地的文化景观很大程度上受当地地理环境影响，因地理环境的不可变性，文化景观自身发生变化来适应这个特殊的环境。
徽州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徽州文化在当地旅游经济建设和发展中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是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然而对徽州文化进行开发的现状与古徽州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所孕育的巨大潜力和商机相比,其文化旅游的发展还有很大差距。
其中也存在了许多问题：州古建筑因年代久远，大多亟待维修保护，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够，许多古建筑正在毁损之中；静态保护使遗产地原始风貌日渐消失；缺乏整体规划和合理投入,后劲不足。
20世纪90年代，对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的理论逐渐传入我国。针.页脚
对徽州文化生态现状，建立国家级徽州生态保护区建设很有必要。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一个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依存，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区域,是实现旅游发展与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最佳途径和模式。
徽州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一个大课题、大项目，需要社会各界、各级政府以及全体徽州人的共同努力当前，国人日益重视文化软实力，看好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经济建设和发展旅游的巨大作用时，对徽州文化保护与开发，突显其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在徽州这方古老文明的土地上，要坚定不移地切实执行已制订的有效保护措施，要不断巩固成果，寻找不足，面向未来，完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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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
徽学是关于徽州社会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的学。(注：关于徽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上曾发表了曹天生《本世纪以来国内徽学研究概述》一文，其中就列举了数种。)尽管它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是十分火红，然而对什么是徽州文化，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有何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至今还缺乏整体、清晰的认识与研究。本文试在此方面做点工作，以抛砖引玉。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
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对徽州文化较为清晰的界定。对此，可以说，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明确论及的界说。据笔者的理解，所谓徽州文化即是指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们说的徽州文化是指历史上徽州区划范围内的文化。其地理区域范围包括当年徽州府辖的6个县，即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历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当然可归为广义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围。但严格和典型意义上所说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还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设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起，在明清时达到鼎盛的文化，但这一文化与其早期发展及后期演变都有内在关联。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仅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还包括由徽州而发生，由本籍包括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创造从而辐射于外、影响于外的文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对徽州的强烈认同。如朱熹，尽管他在福建，主要活动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对徽州强烈认同，从来号称“新安朱熹”等；同时，徽州人也更是强烈地认同朱子，视朱熹为徽州人的骄傲，在思想意识、观念、道德、伦理、社会行为及活动的诸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深受朱子思想的影响，故朱子的思想、学术活动等亦可作为徽州文化的内容。
其四，这里所说的“文化”应是取其广义的概念，不仅指学术理论、文化艺术，还包括商业经营、宗法伦理、精神信仰、风俗民情、文献著作、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历史人物等等。
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实际是将徽州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体，既有显明的地理空间和时间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内容实质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内在包括的对自身限定的一体化超越，决定了徽学研究的对象。由此，笔者不会同意有人将徽学(或称之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徽州这个封闭、落后、贫困的山区出现的一种具有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的徽州文化产生、繁荣、衰落的规律的学问。”(注：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载张脉贤、刘伯山等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1994年10月。)将宋之前及鸦片战争以后的徽州文化断然地割除在徽学研究之外，这里且不论其界定的内容是否准确，仅其忘记了徽州文化当有其来源即产生的历史条件基础及以后的演变来说，就应是不够完整的。历史当是不能简单、武断地人为分割而将分割后的片断独立纯化成块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应是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重点内容而不应是唯一内容。
实际上，徽州文化只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徽州早期的土著人是越人，最早的文化形态是笔者称之为的早期江南越文化，其时限当是从远古至春秋战国，其时，徽州历史文化尚未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以走独具品格发展的道路。其后是山越文化，其时限为从战国中后期至三国，这时的徽州社会与文化已开始从中华民族母体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分离出来，但却是走着一条停滞发展甚或出现倒退的道路，越人“入山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生产方式上“刀耕火种”，生活习俗上，“志勇好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丛林社会与文化的痕迹，以至于有人称这一时期是徽州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东汉末年至南宋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时期是笔者称之为新安文化阶段(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年徽州设新安郡，故称)，徽州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北方诸多土家大族的移民而带来在人口、经济、文化上的冲击、碰撞及最后的整合，得到长足进步和快速递进，封建化进程得到实现，至南宋时，越人已与迁居而来的北方汉人融合，徽州人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封建人”；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突出，由徽州本土向外的徽州历史上第二次移民——负移民的过程已经开始，它主要是通过科举和经商两条道路实现；徽州重儒、重文、重教的风气已经形成，“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注：淳熙罗愿：《新安志》卷一。)“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注：赵@①：《商山书院田记》。)并且也正是此时期，徽州已是作为了“程朱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注：见拙作：《程朱理学渊源考》，《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3期。)而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恰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所以说，我们不能割断地研究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只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直接孕育和发展于新安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来源。(注：关于徽州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可参见拙作：《崛起的徽州文化学——关于文化学研究的一点意见》，《徽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二、徽州文化的基本内容
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后，经元时的发展，至明清，其发展已达到充分化。体系完整，内容深刻，特点鲜明，其辉煌性、丰富性，至少是表现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几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在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创造与发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着自己风格与特点的流派。如商业经营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再述)。哲学上有新安理学，亦即朱子之学，其开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婺源的程洵、休宁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渊远流长，特别是“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注：道光《休宁县志》。)考据学上有徽派朴学亦即
江戴朴学(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影响极大，清江藩评价说：“三惠之学兴于吴，江永、戴震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注：清江藩：《汉学师承记》。)绘画上有新安画派，歙县江韬(即渐江)被认为是其祖师，近代有歙人黄宾虹等。据有人统计，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间的不到200年时间里，徽州共出属新安画派的大画家60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黄宾虹的评定，当“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响之大。(注：李明回：《谈新安画派》，《安徽文博》，第4期。)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兴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黄士陵等。据冯承辉编纂的《印识》记，仅明代一代，全国有篆刻家190余人，其中仅徽州的歙县、休宁两地就占35人，清代更多。(注：郑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徽州学丛刊》创刊号。)刻书上有徽派刻书，它始于南宋，兴于明清，在我国雕版印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清“时人有刻，必求歙工”，(注：嘉靖《徽州府志》。)徽刻俨然与常(州)刻、苏(州)刻齐名为当时全国三大刻。版画上有徽派版画，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明代万历年间有“无剧不图”，“刻图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黄氏”之说。据统计，从明代万历到清初的100多年时间里，仅歙县虬村一村黄姓以版画为业者就达100多人。(注：周芜：《徽派版画史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戏曲上有徽剧，它是京剧的前身，清乾隆年间，曾出现“四大徽班进京”，名噪一时。到了道光年间，北京则是“戏庄演剧必徽班”。(注：道光《梦华琐簿》。)建筑上有徽派建筑，为中国建筑史上一绝。医学上，有极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东晋到清末，徽州仅有史料可查的名医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写了461部医著，其中明清两代有名医605人，有245人撰写445部医著，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李济仁、胡剑北：《新安名医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棋艺上，新安围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辈出，明清时围棋界的新安派被誉为是与“永嘉派”和“京师派”齐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县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贞在《弈旨》一书中列四个“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
而歙县人程兰如则被称为是与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齐名的盛清四大国手；(注：吴小汀：《明清时期围棋“新安派”初探》，《徽学通讯》总第17、18期。)近代以后则有著名国手歙县人过惕生、过旭初兄弟俩。徽州的传统工艺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个领域。文房四宝艺术，徽州占有两宝，即徽墨、歙砚，元之前还包括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饮食烹调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选料，重色、重油、重火功，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雕刻工艺上，除上述版画等外，还有著名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并称“徽州三雕”。此外，还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种竹、木编织工艺等等。这些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这些领域里的精萃，曾各领风骚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发展的有些领域，徽州或许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派别，却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如自然科学界，徽州是群星灿烂。数学上有数学大师屯溪人程大位(1533-1606年)，他著有《算法统宗》十四卷，最大贡献是将数学从筹码记数发展为珠算计数，确定了珠盘式运算并完善了珠盘口诀，在国内外影响极大；物理学上，有物理学家歙县人郑复光(1780—约1862年)，他精通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特别是在光学上贡献最大，著有《镜镜冷痴》五卷，专论光学原理和光学仪器制造，是我国当时最主要的一部光学著作等等，以至有人说，一部徽州自然科学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学史。(注：张秉伦：《明清时期安徽的科学发展及其动因初析》，《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年。)徽州的诗词文学，虽然难以断定它存在一个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个庞大的群体。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诗人、大文学家，其古诗在南宋堪称第一，(注：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传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门人方回(1227—1307年)的词风、思想与辛弃疾相近；明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年)不仅官居显位，且其文学造诣颇深，其文学被誉为是明中期文学复古派“后五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别是在布衣诗上，王士祯曾记：“论明布衣诗，极推吴非熊、程孟阳，海内莫不闻两先生皆新安产也。”(注：《新安二布衣诗》，清稿本，藏祁门县博物馆。)有清一代270余年间，徽州至少可称得上词人的就有200多，词万首。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是歙县人王茂荫(1798—1865年)，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财和经济思想史专家；休宁人朱升(1299—1370年)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战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进言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对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黟县人俞正燮(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家和史学家；戏曲家有目连戏集大成者祁门人郑之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戏曲家休宁人汪廷讷(1573—1619年)，特别是汪廷讷，其不仅作品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同时，他还是一位围棋理论家，著有《坐隐老人弈薮》一卷和《坐稳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5卷；语言学界，除朱熹、江永、戴震等硕儒大家多有研究外，不经名人士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如在徽州方言研究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注：笔者2000年以前在黄山市工作期间，曾在徽州抢救和收集一了一万一千余份(部)徽州文书原件，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献给安徽大学，为此，安徽大学特设“伯山书屋”以藏之。)内就收藏有由婺源人胡昭潜抄，婺源人江湘岚编著的《婺北十二都东山乡音字类》手抄本上下两册和胡昭潜自著《休邑土音》稿本上下两册(注：这四册手抄本书笔者访得婺源同一户人家，另有胡昭潜手抄《照录家乘》、《八音之谱》、收租帐本等。)，分类详细、音准，可见徽州民间语言学研究之底蕴；教育学界徽州更是渊源流长，朱熹、郑玉(1298—1358年)、赵@①(1319—1369年)、汪克宽(1304—1372年)等都是徽州有名的教育家，当代更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歙县人陶行知(1891—1946年)；绩溪人胡适(1891—1962年)是当代文化巨子等。他们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其学术思想，都不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内容还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响，由徽州社会自然衍生和客观形成的一些独特文化现象。如徽州号称是一个契约社会，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的民间契约文书至少就有数十万份，(注：见拙作：《徽州文书的留存及抢救》，《光明日
报》2001年11月11日理论版。)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迟的据笔者所见直至1955年、1965年和1985年，(注：见拙作：《“伯山书屋”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究(上)》，《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内容涉及土地山场房屋池塘等买卖、租佃雇佣关系、过继入赘关系、商业资本筹集、诉讼案卷、宗族公约、民间借贷、阄书、票据、会书等，不仅数量多，年代持续时间长，而且还很系统。如此契约社会现象在徽州是最为典型的，它透露着很深层次的徽州社会及人际关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独特性亦极显著。徽州人由移民而来，聚族而居，休宁人赵吉士曾言：“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ｐóｕ@②；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二。)敬宗重族，强化修谱，谓之：“夫人之一生莫乎纲常之事，纲常之在莫过于谱谍。”“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注：祁门《武溪陈氏宗谱》，藏安徽大学“伯山书屋”。)等。还有徽州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土地佃仆关系、徽州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徽州人的风俗与信仰、徽州方言现象、徽州棚民现象等，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现极为典型、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徽州文化兴盛的原因
徽州文化当年能如此繁荣，并保持几百年不衰是有内在的原因和基础的。
首先是经济基础，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帮，它当年是逼
出来的。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无可耕之田”，“田瘠确，所产至薄，……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来”。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乎达到饱和，于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八。)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当然，徽商的形成还内在地与徽州本土山经济结构和以新安江为主干流的纵横便利水系有关，山经济结构本身的盈缺待补的不平衡性，内在需求以流通与交换来获得平衡，满足徽民的基本需求；发达的水系又带来运输的便利，使地处僻野山区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为经济的实现。(注：参见拙作：《徽商概论》，黄山市政协文史委编：《古代商人》，黄山书社，1999年。)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及二次生产的漆、墨、纸、砚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经济之道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又跃为中国十大商帮中居首之帮，这其中尤以盐商、木商、茶商、典当四项为最盛。足迹遍及全国，远涉海外；正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影响极大，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从徽商的贾道特点来看，徽商作为当时中国一代儒商，其“贾而好儒”，注重贾儒结合，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恪守贾道，营利甚巨。“百万上贾者众，二、三十万中贾者不计其数。”所赚的钱，一是扩大再生产；二是弄文附雅，宿养文士，建会馆、办文会、兴诗社、蓄戏班、印图书、藏书史、筑园林等；三是发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赀财何益乎”(注：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的思想意识，延师课子，加强对子弟培养，输金资助，置学田和义田，办族学，建书院，资府县学等；四是输入故里，修桥补路、兴建土木、撰文修谱等。这就在客观上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其二，是徽州文风与教育的基础。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府县学、书院、社学、私塾、文会极为昌盛。如书院，据有人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书院、精舍、书屋、书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注：刘秉铮：《徽州书
院沿革述略》，《徽学研究论文集(一)》。)社学，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诏书天下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学462所，(注：《徽州教育记》，载《徽学通讯》第13—14期增刊。)康熙时，则达562所。(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七。)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风昌盛的写照。由于教育发达，人才也就辈出。据叶显恩先生统计，中进士者，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国进士总数的1.55%)，清代226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0.86%)；(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192页。)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则就多得惊人。状元也很多，如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计17人，占全国总数的14.9%，(注：参见吴建华：《清代徽州状元》，《徽州通讯》，第13-14期增刊。)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人才的辈出，以致徽州历史上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之说。发达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荣的温床。
其三，是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是“程朱阙里”，程朱理学的发祥地。《程朱阙里志》记：“程朱之学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学宫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举而合祀之，则独吾歙。……朱学原本二程，二程与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黄墩徙，故称程朱阙里。”“程朱三夫子，一自婺人闽，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黄墩。”(注：雍正重刻《程朱阙里志·序》，藏黄山市博物馆。)特别是朱熹的思想，对徽州的影响至深。朱熹曾两次回徽省墓，角次皆讲学授徒，论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谱序、题牌匾、留诗句等等，文迹甚众，留墨甚多，如笔者就收藏有一块朱子当年题写有“鸢飞鱼跃”的碑刻，弥足珍贵。徽州更是“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注：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徽商建立在全国各地的会馆皆崇祀朱子等。朱子之学不仅深深影响徽州入仕、入学、入贾之人，也深入民众意识，使徽州构成儒家思想进而兼容着佛道思想的厚
重沉淀区，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为甚重。这些都内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导着徽州文化的发展，使朱子之学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强大思想意识上的支柱，构成徽州文化之理性内核。
其四、除上述三点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个性和特色的地方，还是第一，内在接受着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水资源情况的规限与影响；第二，内在深刻地接受着徽州移民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决定和影响；第三，同步发生干涉地、双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与发展过程之决定和影响，其中存在地缘与地理文化决定性、文化发生的边界条件决定性和文化整体系统内部的协同影响性等诸方面决定因素。
四、徽州文化的历史地位
徽州文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封建政权、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权和加强一体化时期形成并获得极大繁荣的区域文化，因此，它是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封建性应是它的本质属性。作为徽州文化基础之一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商帮，贾儒结合、贾仕结合、重亲谊、重乡谊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体表现；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种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选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无不内在体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为徽州文化指导思想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其一切都是在维护和辩护于中国封建社会。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质，因此，当历史的脚步发展到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徽州文化随之一体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辉煌属于过去。
然而，曾保持兴盛几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独特、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五千年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封建文化，而中国封建社会在进入了南宋以后，开始处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崛起并繁荣，它的全面性、丰富性、辉煌性使之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投影；同时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典型性、全国影响性，又使之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从而确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标本的地位。中国封建哲学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在晚期以后与徽
州哲学意识发展基本线索的内在对应情况能很好地证明这点。
中国封建哲学意识形态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儒家文化的发展又是经过几个阶段的。最初是以孔子和孟子
的思想为代表的经典阶段，其次是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论”儒学阶段。到了两宋，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佛教兴，而中国哲学一时退处于无权；然其中固不乏独至之处。宋学兴，乃即以是为凭借，以与佛学相抗焉”。(注：吕思勉：《理学纲要》篇二，《理学三原》。)天命论形式的儒学日益显示其不足，于是理学兴起，将儒学理论化、哲学化，从而建立更系统、严谨的体系，程颢、程颐是理学体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构成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理学之后则是儒家文化的衰退，至明清，启蒙思潮、反理学思潮出现，形成了儒家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长达几百年，其中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其特点是披着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学、反封建；第二个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特点是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学与民主，提倡新文化。
上述基本线索，从理学阶段开始就与徽州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是理学，且不说徽州是二程和朱子的祖籍地，徽州人研究理学，又形成新安理学学派，以维护、继承、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严尊师道，精悟师训”，著述甚丰，影响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学的正宗，独领风骚，既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典型投影更是作为了典型缩影。其次是在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徽州人披着封建文化的外衣反理学、反封建又在全国最为出色。这其中戴震是世人公认的早期启蒙运动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评论说：戴氏的学说“专与程朱为水火”，“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梁启超评价说：戴氏“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这是“为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发二千年所未发”。(注：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孙叔平先生则更是明确地指出：“戴震是‘五四’运动以前对封建礼教发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注：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其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徽
州人胡适是一大旗手。作为拥有30多个博士头衔，从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胡适，在这一运动中，提出文学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实用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这些思想及其实践在当时以及之后都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胡适是世人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见，宋以后徽州哲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完整地、典型地体现、反映了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哲学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容。
不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内容及徽州社会生活结构与方式也都是这样那样地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中国后期封建文化形态在这些领域的典型投影和标本体现。例如徽商，它就是作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发展及商帮形式的一个典型，其“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的特点；采取走贩、囤积、放债、垄断的经营方式；善于察低昂、权取予等等，无不从中透露了当时中国十大商帮的一般。再如，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人伦、社会生活结构关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学的教化，人们重忠、重孝、重义、重节等等，而这又恰是以徽州最为典型、显著。仅以徽州妇女为例，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说教影响，徽州妇女殉理学之道者全国最著，休宁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民国修订的《歙县志》有16本，其中《烈女传》就有4大本；在徽州为节烈妇女树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从一坊一表到一坊几表甚或一坊上万表皆具，如清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座“孝节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贞节烈女性达6万5千余人，堪称一奇。可以说，徽州是受中国封建伦理教化最甚，所受影响及毒害最深，体现封建儒教伦理最为典型的地区。
正因为徽州社会与文化是晚期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标本，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独特与重要地位，对其的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注：见拙作：《徽州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
注释：
③《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氵右方
@②原字左扌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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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
程歆玥?王?薇：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PROTECTIONANDUTILIZATION保护与利用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TheSpreadandInfluenceofHuizhouArchitecturalCulture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inWuhan■
程歆玥CHENGXinyue王
薇WANGWei摘要：相较于“一府六县”的“小徽州”，“大徽州”是指形成于徽州，影响到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地区。明清时期的武汉是徽商、徽人等移民、经商的重点地区，徽州传统建筑文化的渗透与武汉本土徽派建筑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武汉的徽派建筑文化，如黄陂大余湾、梅池村、汉口新安书院等。武汉徽派建筑多为一层平房，注重风水选址，将重要的祠堂、药局、书院等类型的建筑进行多点布局，不设影壁，且以石头砌墙，既保留了传统徽派建筑的高墙灰瓦、天井等形制，又适应了当地地形和文化特点。关键词：明清时期；徽派建筑文化；武汉；新安书院；梅池村；黄陂大余湾Abstract:Comparedwiththe“smallHuizhou”of“onegovernmentandsixcounties”,the“bigHuizhou”referstotheareathatwasformedinHuizhouandaffectedthelandofChinaandevenoverseas.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WuhanwasakeyareafortheimmigrantsandbusinesspeopleofHuizhoumerchantsandHuizhoupeople.ThepenetrationofHuizhou’straditionalarchitecturalcultureandthemutualexchangeandintegrationofthelocalHuizhouarchitecturalcultureinWuhanformedtheHuizhouarchitecturalcultureofWuhan,suchasHuangpiDayuwan,MeichiVillage,HankouXin’anAcademy,etc.MostHuizhoubuildingsinWuhanconsistofone-storeybungalows,focusingongeomanticlocationselection.Importantancestralhalls,pharmacies,academiesandothertypesofbuildingsarearrangedinmultiplelocations.Atthesametime,therearenoscreenwallsandstonewallsareusedtopreservethetraditionalHuizhoustyle.Thehigh-wallgraytilesandpatiosofthebuildingareadaptedtothelocaltopographyandculturalcharacteristics.Keywords:MingandQingDynasties;Huizhouarchitecturalculture;Wuhan;Xin’anAcademy;MeichiVillage;HuangpiDayuwan0?引言徽派建筑文化既受到舶来文化“走进来”的影响[1]，同时，也“走出去”影响了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建筑文化[2-4]。相较于“一府六县”的“小徽州”，还有一个“大徽州”的概念，即徽商、徽人做官、移民等形成的文化和人口网络。“小徽州”的研究注重徽州本土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其内在意义，而“大徽州”则注重徽州建筑文化输出的影响和其外延意义。明清时期，徽州本土人地矛盾突出，造成生存型人口迁出，同时，以血缘为纽带的徽商以发展型人口迁程歆玥，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薇，博士，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出??[5]，共同造就了徽州建筑文化向域外传播。长江自古就是中国的重要水路交通要道，它沟通中国东西，承担着繁重的商贸运输工作，也促进了长江流域建筑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明清时期，汉口（武汉）九省通衢，转输分销，而徽商则是活跃在长江上的一支劲旅，这也造成了徽州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武汉也就成为“大徽州”文化影响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汉口素有“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的说法[6]，汉口的新安书院就是一座徽派建筑群。而在汉口北部的黄陂同样有“城内半徽民”2021.12/住宅科技69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保护与利用PROTECTIONANDUTILIZATION程歆玥?王?薇：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的说法，黄陂大余湾也是一座典型的明清徽州移民村落。武汉的徽派建筑文化从明清开始由徽人带来，融合荆楚本土风格，演变成如今的汉派建筑风格，当下的武汉新农村建设、武昌户部巷等建筑，同样吸纳了新徽派风格，不失为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一支源流。1?武汉徽派建筑文化的源流1.1大徽州建筑文化的传播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小徽州”与“大徽州”。“小徽州”指唐宋时期徽州本土一府六县的行政范围，包括：徽州府和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六县；而“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被徽州文化所广泛影响的地理空间[3]。所以，徽州建筑文化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大徽州建筑文化既发源、发达于徽州本土，又传播、活跃在华夏大地。明清时期的徽州有一句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面对“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现实困境[7]，在高容积率无法承载过度的人口时，徽人毅然做出了“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艰难抉择。徽州本土的狭小空间促成了徽人的向外迁徙，徽人迁居、入仕、经商等人口流动途径，以及文化交流方式初为客观条件下的主观选择，而后慢慢演化成一种社会风尚，明清尤盛。徽州建筑文化也随之传播华夏，传承于海内外。1.2徽派建筑文化传入武汉文化传播主要有人口移民和物资运输两种方式[2]，徽人从徽州本土出发，有一条水路和两条陆路前往武汉。水路即阊江，自祁门县城以下，通舟楫，西由倒湖入江西，通浮梁、景德镇、鄱阳，以达九江、汉口，祁门人多由此外出经商[8]。徽商按照这样的路线，从西面的江西浮梁，经过湖口再溯江而上，或者沿着青弋江从北面达到芜湖，最后再到达汉口。长江上以水路行驶的商船，就有不少以汉口为始发站或终点站。陆路分南北两条，北边有从祁门到安庆的徽安古道，再从安庆抵达汉口；南边有徽浮古道、徽饶古道和徽婺古道到达浮梁，再以水路抵达汉口。1.3汉派建筑和徽派建筑的融合发展汉派建筑主要指今在武汉市境内的，以楚文化为底蕴的建筑[9]。汉派建筑的主要特点：适应武汉夏热冬冷气候特征，表现滨水滨江城市水的意象，表现楚国历史建筑特征，如高台基、大屋顶、深出檐、红黑色彩为主等[10]。和前往杭州、苏州、扬州的徽商一样，汉口的徽商源源不断地从徽州本土以水路和陆路移民汉口经商、生活、做官，土著化的徽商后裔灵活地运用本籍、寄籍的双重身份以获取最大利益[11]，不断融入武汉当地人的生活，并将汉派建筑与徽派建筑不断融合发展。汉口作为淮盐在湖广的转运中枢，吸引了许多徽商前来经营。在盐业慢慢衰败后，徽商经营典当和棉纱的生意最多，其次则是茶业、钱业、油业和笔墨商等，每年的贸易额约六七百万两[12]。当时汉口民谣“徽州的墨，太平的剪，苏杭的绸缎，嘉湖的点”就涉及徽人经营的徽墨、太平剪刀两大徽州本土特产[11]。黟县人叶文机创办的叶开泰药店（现武汉健民药厂）、休宁人汪玉霞创办的汪玉霞食品、绩溪人章在寿创办的大中华酒楼，无不体现在汉徽商“右贾更又儒”的传统。而如今，武汉的新农村建设、武昌户部巷新徽派建筑，可以说是汉派建筑和徽派建筑融合发展的产物。2?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途径家谱是记载家族变迁、世袭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文献，它强调的是源和流的关系，谱序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概括全谱的作用[13]。明清时期的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通过梳理现存的家谱和谱序，建筑的源混杂发展，模糊难辨，但建筑流的梳理却是可行的路径[2,5]。2.1避乱迁居黄陂武汉黄陂有着“城内半徽民”的说法，坐落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双泉村的大余湾就是典型的武汉徽派民居。据大余湾《余氏宗谱》的说法，大余湾余氏先祖婺源人余秀三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避乱迁居到武汉黄陂大余湾：“我支自荣甫公避乱创基，徙居武昌，遂卜居黄陂北乡黄土岗……我祖荣甫公传二世祖秀三，名什三，字朝三，偕迁至此[14]。”自此，黄陂大余湾有保存完好的徽派古建筑40多栋，一个余姓家族在黄陂木兰山脚下耕读传家，兴旺发达，承袭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文化。2.2入仕卜地汉川武汉市蔡甸区梅池村位于武汉市西边，毗邻汉川市，比邻汉蔡高速索河出口，金龙湖与嵩阳寺一左一右，村后嵩阳山环抱，村前索子长河流淌，面朝江汉平原最高峰九真山，梅池村整体呈现丘陵地形，森林覆盖率达34.7%。根据汉川《程氏谱序》：“我家先世居安徽休宁。明朝初，道郁公官黄州府通判，因籍黄冈。四世祖章公以卜地迁居汉川，盛小峰公小峰公生继峰公；继峰公生四子，长曰万里公，居邑南之梅城乡；次曰万金公，居属阳邑之钓鱼台，叔季两公早年失传（《程氏谱序》）。”汉川程氏先世自安徽休宁迁徙而来，也带来了徽州建筑文化。目前，武汉市梅池村内及索河街改造建筑风格均为徽派建筑风格。2.3经商移民汉口明洪武年间，汉口还是隶属于汉阳的一块沙洲，那里荒无人烟，水涨则一片汪洋，水落则芦荻遍野。明成化初年，武汉连年的大水引发汉水改道，汉阳汉口从此一分为二，武汉三镇鼎立。??汉口地处长江汉江交汇之7住宅科技/2021.12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程歆玥?王?薇：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PROTECTIONANDUTILIZATION保护与利用处，九省通衢，地理区位优势明显；转输分销，各地商人贸易往来。“货到汉口活”，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吞吐能力强，机制灵活，充满活力[15]。汉口有“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的说法，当时“汉口八大行”的盐、典、茶、米、木、布帛、药材、文房四宝，徽州占三，即茶、木和文房四宝，并占有重要地位。徽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徽商形成的明代中国经济中心南移[16]；地利，经营本地自然资源，如木材、茶叶等；人和，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客旅汉口的徽商可以和江浙的徽商相媲美，他们对于汉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胡适说过，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九分商贾一分民、本乡人少他乡多”的汉口，徽商经营着长江上的生活资源，西南的木材、湖广的粮食、江淮的食盐等都在汉口转运装船、往来贸易。??3?武汉明清徽派建筑特征3.1武汉徽派建筑群的选址与布局黄陂大余湾古建筑群整体选址基本契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背有靠、前有照，左青龙、右白虎，负阴抱阳”的理想人居模式。古建筑群地处黄陂木兰山木兰川，四面环山，滠水河自北而南穿城而过，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关于大余湾的风水选址有这样一句俗语：“左边青龙游，右边白虎守，前面双龟朝北斗，后面金线吊葫芦，中间如意太极图。[17]”村庄左边为青龙山，右边为白虎山，前面为东龟山和西龟山，后面为葫芦山，中间凿有太极图样的水塘。村内五口池塘和一弯流水，使村庄即使靠近滠水而不受洪涝灾害（图1）。大余湾整体呈带状，以主街为主轴，多中心布局，池塘和广场构成线型空间的一个个节点：①祠堂。大余湾的祠堂不是建在村子的中心，而是村东风水宝地。现在是一所小学，地势高敞，后山就如同一把太师椅。②百子堂和真诚药局。百子堂是村里最大的宅院，虽然现在只留存一间住宅，但仍见其内饰精致。真诚药居创办于清同治年间，位于村广场左侧。③主街。现只剩几排并列的房屋。④??德记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约1??300??m2。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余泰兴靠着榨坊发家，还不忘在乡里做善事，故乡民称其宅子为“德记园”。3.2武汉徽派建筑的特点与缘由汉口有句谣谚：“哪怕你湖北佬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汉口最繁华的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一带都被徽商收购，不但建有气势恢宏的新安街、徽州会馆、新安书院，还在汉江边上开辟新安码头（今晴川桥下），码头牌匾上的“新安津梁”四字让游弋于长江上的徽人如归故里。新安街位于今武汉市硚口区。《汉口竹枝词》有描述当初建成后的景象：“两侧夹道高檐相对出，常不足两百米，宽逾五米，街道之整齐繁盛居汉正街之冠。”新安街正是按照徽派建筑的特点建造，人多地少的徽派建筑恰好适应了汉正街，高墙灰瓦，鳞次栉比。徽人把新建的几十栋房屋租给读书人、人力车夫、小商贩、搬运工人等居住，收取他们的房租作为新安书院春秋祭祀的开销。如今，百年历史的汉正街新安社区等待更大规模的拆迁，这里也将建成武汉市又一地标性商业金融中心。新安书院又称紫阳书院、新安公所、徽州会馆，位于今武汉市硚口区新安街3～27号，如今仅仅残存一段40??m×9??m（长×高）的围墙（图2）。新安书院夹在新安街和新安巷之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它由尊道堂、寝室、戟门、半亩池、西厅、学堂、魁星阁、紫阳坊、主敬堂、愿学轩、兼山丽泽、藏书阁、御书楼、文昌阁、玉皇殿、准提庵、新安巷等组成，还设置了救火水龙[18]。御书楼上供奉康熙所好的朱子诗，由石工刻在石上。这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御书。新安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七年，由徽州六县的仕商建立，供本籍子弟学习，但其建立波折起伏。新安书院的前身是准提庵和三元殿，供徽商联络驻足，后来由于徽商日益增多而扩张。而徽州移民和汉口土著有着长达六年的矛盾，直到徽人湖南视察许登瀛访汉，新安书院的建设问题才得以解决。从乾隆到嘉庆近200年间，新安书院一直断断续续地建设着。3.3武汉与徽州徽派民居的异同武汉明清徽派建筑和徽州徽派建筑一脉相承，既传承明清徽派建筑的特征，又适应武汉地域文化与气候特（1）新安街残墙（2）“新安书院”刻字图1大余湾地形图图2汉口新安街现状2021.12/住宅科技71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保护与利用PROTECTIONANDUTILIZATION程歆玥?王?薇：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征，具有众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表1）。黄陂大余湾流传着这样一首关于其建筑形制的歌谣：“前面墙围水，后面山围墙。大院套小院，小院围各房。全村百来户，穿插二十巷。家家皆相通，户户隔门房。方块石板路，滴水线石墙。室内多雕刻，门前画檐廊。流水穿村过，过溪搭桥梁。出门到田间，观鱼清池塘[19]”。大余湾建筑形制是中国南方地区典型的“三合院”布局：三间正房和两侧厢房夹一个小天井而成，即俗称的“明三暗六”，如图3所示的余绍礼住宅。武汉梅池村程氏自安徽休宁迁徙而来，村内原始建筑风格为徽派风格，如今村内现存的清代民居，如图4（1）所示。梅池村明清村居基本为一层，建筑户型平面大致左右对称，面阔三间、进深两间。进门屋檐出挑，中心为堂屋，后为厨房，东北角、东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依次居住着父母、长子、次子和女儿，既体现了建筑的空间秩序，又体现了居住者的尊卑等级，如图4（2）所示。不管是大余湾的建筑，还是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无处不彰显对祖上节俭美德的传承（图5）。类似于徽派建筑“四水归堂”，含有水能聚财的观念；大余湾的大门都是外宽里窄，如图5（1）所示，这好比自己的家是一个钱袋子，希望钱财进来得多出去得少，有节俭聚财的含义；大余湾的“余”也是这种“节俭有余”的外在体现，余氏祖先也正是以“勤俭能创千秋业，耕读尚开富贵花”为家训??[20]。此外，大门和外墙不在同一个平面，而是退了一段距离，即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同于徽州本土采用白垩粉刷墙体以防止雨水侵蚀墙面，在多石的大余湾，村民们开创性地创造了“滴水线石墙”，如图5（2）所示，在墙面上开凿一条条石痕使雨水顺势留下。此外，村里古香古色的砖墙用石板大小间压，层层相叠，没有用一点泥浆作黏接材料，浑成天然。大余湾背靠木兰山，因此，这种砌墙方式称为“木兰干砌法”，如图5（3）所示。大余湾的天井院类似于徽州建筑“三水归堂”或“四水归堂”，含有“肥水不流外人田”“水能聚财”的含义，同时，也为昏暗的建筑内部提供天顶光照，如图5（4）所示。大余湾古建筑群和明清徽派建筑具有相同的建筑特点：粉墙黛瓦、马头墙、天井院，屋檐做成鸟兽形状。建筑装饰精致木雕，门前画檐廊，彩绘有民间神祇、二十四孝图、村居生活、花饰、灯饰、瓶饰、蝙蝠（幸福）、喜鹊和梅花（喜上眉梢）、梅兰竹菊、麒麟、琴棋书画、读书论道等。建筑彩绘颜料多提取自天然材料，颜色至今历久弥新。迁徙而来的村民没有忘记徽州先民“耕读家风”，即所谓“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天井院里处处可见散落的农具。4?结语徽州先民以经商、入仕、避乱等方式徙居武汉，带来了丰富的建筑文化和地域传统，将之和武汉本土的荆楚文化相融合，演变出了武汉徽派建筑文化。徽州建筑文化和武汉地域建筑文化相互交流联系，创造了徽派民居在汉的形制。武汉明清建筑和建筑群多注重风水选址，将重要的祠堂、药局、书院等类型的建筑进行多点布局，既保留有传统徽州建筑高墙表1武汉和徽州徽派建筑的异同地方风格武汉徽派徽州徽派不同点影壁无有墙体多为石砌裸墙粉刷白垩高度平房高楼大院建筑相同点工具基本有马头墙、天井家里散落农具和家具（1）民居立面图（2）民居平面图图3余绍礼住宅平立剖面图图4梅池村某建筑民居72住宅科技/2021.12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程歆玥?王?薇：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与影响PROTECTIONANDUTILIZATION保护与利用（1）民居大门（2）滴水线石墙（3）木兰干砌法（4）天井院图5大余湾建筑特征灰瓦、天井等形制，又适应当地地形和文化特点，没有影壁，以石头砌墙，建筑多为一层平房。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交流、碰撞、融合，进而丰富徽派建筑文化内涵，丰富徽派建筑设计的视野。参考文献：[1]王薇,韩子藤.舶来建筑文化对皖南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9(6):22-30.[2]梁智尧.试析鄱阳湖流域建筑谱系及其源流关系[J].南方建筑,2014(5):52-57.[3]裴逸飞,龚恺,冷嘉伟.徽语体系下的徽州传统村落群研究[J].建筑遗产,2021(1):25-37.[4]徐振宇,贾尚宏,陈嘉鑫.安徽风土建筑谱系区划初探[J/OL].南方建筑:1-14[2021-10-02].https://kns-cnki-net.webvpn.ahjzu.edu.cn/kcms/detail/44.1263.TU.20210910.1436.008.html.[5]祝虻.明清时期宗族人口迁徙补论:基于现存徽州家谱所含资料的分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5(4):19-25.[6]陈挚.明清徽州会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7]张芳.“徽社”与《微音》月刊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8]辛福森.徽州传统村落景观的基本特征和基因识别研究[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2.[9]王炎松,龚蓓.“汉派”民居的源与流[J].华中建筑,2012,30(2):139-141.[10]王晓,白淼.武汉当代地域建筑特征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2008(2):46-50.[11]李甜.旅汉皖南同乡团体的近代经营与社会主义改造[J].安徽史学,2021(3):136-142.[12]胡永弘.汉口的行帮与会馆、公所[J].武汉文史资料,1997(4):55-58.[13]徐斐.试析明代徽州谱序中程氏家族的迁徙缘由[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29(7):192-194.[14]李任，姚伟钧.传统村落视域下耕读文化发展初探:以黄陂大余湾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农史,2017(4):93-101.[15]涂戈尔,涂文学.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J].江汉论坛,2012(5):25-30.[16]朱国兴,余向洋,胡善风,等.基于流视角的徽州文化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3,28(5):49-53.[17]王玉德,关晓武.长江流域耕读文化调研报告[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3.[18]汉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原貌[N].长江日报,2007-05-09(009).[19]裴高才,朱芬.民居奇观大余湾[J].中国地名,2019(5):60-61.[20]徐可心.武汉市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收稿日期：2021-10-14）2021.12/住宅科技73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篇六：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
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现状和对策
□黄山市建设委员会
陈安生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内涵十分丰富，特色鲜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徽州文化以其全面性、系统性、辉煌性和典型性，被誉为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从而具有了典型代表和标本的价值和地位。徽州文化是徽州本地和徽州人在外地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受到外地经济、文化的影响，又对外地经济、文化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由原始的、初步的、单一的文化现象逐步成为全面的、成熟的、先进的文化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徽州地区、合肥、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海口等地纷纷成立了徽学研究的团体和各种产业实体；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也开始有了专门的研究徽州文化的组织和机构。大量徽学研究成果的出现，徽学研究阵地的兴办及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徽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皖南古村落作为徽州文化的载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着徽州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因此，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在徽州文化研究、徽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徽州文化资源受到破坏而消亡，则徽学就失去了研究的物化对象。要想使徽州文化进一步扩大影响，要想使徽学进一步得到发展，要想使徽州文化得以向产业化过度和发展，首先，必须下大气力加强对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根本性的基础工作。
一、徽州文化资源的性质、种类和现状
黄山市是徽州文化资源分布的主体。徽州文化资源从性质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两大类；从表现形式上大体可以分为地面遗存、馆藏、民间收藏和民间流传四种；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徽州本土和与徽州人活动的相关区域。
1、从地面遗存看，黄山市境内现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风景区、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黟县西递、宏村）；三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黄山风景区、齐云山风景区和渐江——花山谜窟风景区；一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歙县；十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纶阁、许国石坊、棠樾牌坊群、潜口民宅、老屋阁及绿绕亭、渔梁坝、呈坎明代民居建筑群、程氏三宅、西递明清民居建筑群、宏村明清民居建筑群；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黟县；一个唯一的全国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屯溪老街；四个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休宁县万安、歙县许村、徽州区唐模、呈坎；七十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百二十一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尚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古遗址近五千处；有保护、利用价值的古村落近五十个。
2、从馆藏看，徽州历史档案，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关徽州的原始文书档案，又称徽州契约文书。由于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价值珍贵，学术界视为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徽州历史档案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流向社会，在50年代被国内各大收藏机构大批收藏。到90年代末，仍有大批徽州历史档案流向全国各地。目前，国内成批收藏徽州历史档案的单位已不少于40家，民间个人收藏尚无法统计。国内收藏数量较多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江西省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庆市图书馆、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黄山市博物馆、黄山市档案馆、黄山市图书馆，以及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绩溪县、婺源县等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海外收藏的单位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收藏部等。另外，日本、法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亦有收藏。徽州历史档案现存的数量之大，堪称中国地域历史档案之最，但一直以来尚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有数十万件、20万件之说，据档案界学者推测，徽州历史档案应不少于30万件，其中宋、元、明、清文书档案为20多万件，民国文书档案为10多万件。徽州历史档案从内容来看，涉及面非常广，涵盖了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官府的文书，有反映民间百姓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
些历史档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真实性、典型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徽州民俗的重要史料。
3、从民间流传看，有方言、歌谣、谚语、习俗；绘画、篆刻艺术；徽戏、目连戏、傩舞表演艺术；徽墨、歙砚、万安罗盘制作工艺；医学、徽派盆景、徽菜厨艺、徽州砖、木、石、竹雕刻工艺等。
二、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现状
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成立了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其工作性质和范围已涉及全市现有文化遗存的保护。市和区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颁发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黄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通知》、《黄山市古民居保护暂行办法》、《屯溪老街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弘扬徽派建筑文化、加强规划建设管理的暂行规定》。歙县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办法》、《棠樾历史文化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许村历史文化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渔梁古村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黟县制定了《西递古村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宏村古村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南屏古村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关麓古村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屏山古村落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休宁县制定了《万安历史文化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徽州区制定了《呈坎历史文化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唐模历史文化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歙县的昌溪村和许村还分别成立了村民保护委员会，通过村规民约，发动群众，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2、采取分类保护、抢救、挖掘措施。一是对文化资源相对集中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地方实行区块整体保护，编制保护规划。如歙县名城保护规划；屯溪老街保护规划；西递、宏村、南屏、关麓、屏山、万安、呈坎、棠樾、渔梁、许村、蜀源等古村落保护规划。二是对具有悠久历史和较高艺术价值的地面单体或群体文物实行重点保护；三是对散落民间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历史文物实行馆藏保护；四是对散落偏远山村不宜保存的古建筑实行易地集中复原保护；五是对历史
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区实行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原则，健全保护体系。六是抢救历史文书类文化资源，近几年，全市各级博物馆、档案馆和研究单位对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文书加大抢救力度，黄山学院投资数十万元收购徽州文书近五万件、家谱三百余种，祁门县博物馆也抢救徽州文书达一万余件，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明代徽州江氏家族分家阄书》还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以及赛事活动挖掘、展示徽州文化资源，自1991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八届黄山国际旅游节，2003年10月举行的第八届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上，举行了“浩荡徽风”大型民俗表演和彩车巡展；徽菜创新大赛、徽菜创新研讨会、创新徽菜美食周，民间工艺献技、徽派建筑暨二十一世纪新徽派建筑设计大赛成果展等，挖掘了一批民间流传文化资源。
3、积极筹集资金修复古建及文物。一是政府投入（包括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筹建的“潜口民宅”，将数十幢散落民间的民代建筑集中易地复原，收到较好效果，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又与“潜口民宅”相对的山坡上复原修建了“清园”。还有渔梁坝、程氏三宅、程大位故居和珠算博物馆等；二是通过开发利用，促进保护管理。如休宁县引进外资在古城岩集中易地复原散落的明清建筑，成为旅游景点；黟县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修复赛金花故居，既使其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一处旅游的新亮点。用旅游收入来反哺文物修复等文化资源保护，在黄山市政府可用于徽州文化资源保护的财力有限情况下，是相当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市政府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参观游览场所每年须将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用于集中发展文物事业，市政府自2003年起，每年从风景名胜游览点门票收入提成中按一定比例用于古民居的维修和保护；三是接受社会捐赠。在日本国丰田财团的资助下，日本京都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黄山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屯溪老街保护更新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香港建筑署的职工捐资新建歙县的雄村小学，使竹山书院得到保护。美国友人安思远先生捐资修复呈坎宝纶阁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共计投入三千八百余万元修复各类古建筑二百余处。市政府对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友人安思远先生特别授予“黄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三、徽州文化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徽州文化资源保护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而专业面又非常强的课题。保护意味着真实的保存，即使是复原、重建也要做到“原汁原味”，不但要保持地面遗存建筑物、构筑物的原样，还要保护其周边的空间环境。因此，地面遗存资源的保护比馆藏的、地下未发掘的遗存资源保护的难度要大的多。而且，在社会生活正在逐步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徽州文化的地面遗存资源的保护更是任重而道远。
1、保护与旅游的冲突。徽州文化遗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过度的旅游开发对遗产带来的危害。正如WTO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中所指出的：“旅游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旅游能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旅游也加剧了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失。”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大量的外部人流，过多的游客涌入世界遗产地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不仅会造成污水排放及垃圾处理、交通等问题，导致旅游服务质量的下降，更对原有历史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严重影响遗产资源的价值，极不利于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以目前传统古村落的基础设施水平，势必将无法承载旅游消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村落遗产的保护一方面需要通过旅游收入带来的资金，而另一方面，经济利益可能发生的不驱动，又会使遗产的特色和价值与日俱消。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
2、保护与发展的冲突。改革开放后，从“实现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到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接轨，社会与市场的双重开放，人与资本的流动变得更为迅速，发展与破坏的力度也更为严重，地域性空间特色的破坏也正在加剧。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度的进程中，如何接受挑战，始终不渝地保护好徽州文化资源，是黄山市委、市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3、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观念的根本变化，传统民居的平面型制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古村落村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新建房屋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导致继续居住在传统建筑中的人口越来越少，越来越老。拆旧建新的方式会使古村落遗产地传统空间环境和风貌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同时，原有在古建筑内的居民也会不断搬迁到新式的住宅中生活，古建筑群的“空巢”现象必然发生，那末，古村落所特有的“生活的延续性”将不复存在，而仅仅以“古建博物馆”的形式存在，一来会使古村落失去原有的活力，二来古建筑的自然损害程度也会加快。
四、徽州文化资源保护的总体目标
徽州文化资源是黄山市建设“文化大市”的基础和优势，保护遗存就是保护优势，而优势的发挥必须植根于保护。
1、保护的指导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科学管理”的保护方针，全面保护好徽州文化资源。贯彻“整体保护”的指导思想，整体保护好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区）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和传统的空间格局、风貌环境特色，真实地体现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整体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整理和利用，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保持历史文脉的延续。采取“积极保护”的方法，制定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和办法，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使徽州文化资源得以长久传世。
2、保护的地域范围。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地域范围，不能仅仅限制在黄山市现行的行政区域范围内，而应该是以原徽州“一府六县”，（即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宣城市的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地区的婺源县）为核心保护区域，以古徽州地域周边地域为“泛徽州文化圈”保护区域，还有徽州人活动最为频繁的长江中下游广大的“大徽州”文化资源保护协调区，形成跨地市、跨省的徽州文化资源保护大协作。甚至还可以实现国际性的徽州文化资源挖掘、保护的合作研究，让徽州文化伴随黄山风光一起，共同走向世界，在实施“让黄山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黄山”的同时，实施“让徽州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徽州文化”。
3、保护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
——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原则；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原则；
——整体与局部重点的原则；保护促进发展、发展有利保护原则
4、保护的对象。一是所有已经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徽州及其相关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各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徽州的文献资料。三是民间收藏和流传的文化资源。四是有相当保护价值
的尚为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拟列保文物古迹。
五、徽州文化资源保护的对策
1、要以“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的全新理念，完善各类徽州文化资源总体、单体的保护规划编制和修编工作，提出规划分期实施的目标和应该采取的措施，强化依法保护。
2、加大列保、升级保护。作为徽州文化资源的主体部分，黄山市应不遗余力地将各类文化资源列入各级保护名单，并争取多列世界级、国家级保护名单。如歙县文物部门曾有一个列入县保建议名单，由于考虑到县财政的承受能力而砍去了一大半。要敢想、敢干，才能干出成果来。如歙县可以考虑古城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休宁县可以考虑申报省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齐云山可以考虑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
3、以利用促保护。在黄山市经济发展整体尚处在起步阶段时期，保护的压力确实很大，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对开发利用徽州文化资源的方式，通过发展旅游事业，实现加大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应该鼓励这种做法，但要加大规划管理和指导，严格防止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损害文化资源或使文化变味。比如说西递村的“抛绣球”表演，根本就不是徽州传统的民俗习俗，也与徽州文化格格不入。而有些新闻媒体还对此津津乐道，将其列入“徽州民俗”的代表现象。
4、多渠道抢救保护。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要发动全社会关心、支持，采取多种形式来保护文化资源。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将徽州文化编成深入浅出的社会普及读本或宣传材料，中小学要将徽州文化作为乡土辅助教材或阅读材料。其次要争取各级、各类保护资金，允许社会、民间资金投入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欢迎国内外人士对保护徽州文化资源的各类捐赠。
5、加大立法保护的力度。鉴于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地域的广泛性，作为黄山市制定规范性文件不能实现保护工作的全覆盖，因此，建议请求安徽省政府或安徽省政府与江西省政府联合出台关于保护徽州文化资源的法律法规，并行成法规体系，以实现文化保护的法制化，使徽州文化资源在法律的保护下长存。
6、建立徽州文化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市和各区县财政都要充分研究，要将保护徽州文化资源放到与保护黄山风景区自然资源，保护许国石坊放到与保护迎
客松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考虑，首先要舍得拿出资金将应保的文物古迹全部保护起来，然后，通过积极努力，争取保护单位升级，。保护单位升级后就能争取到上级政府的保护资金，但如果连基础工作都不想做、不愿做，又怎么能得到上级的支持呢？其次，在财力的可能条件下，要建立徽州文化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可以开展全市性的徽州文化资源保护评比竞赛，对事、对人都可以，以奖代补，推动全社会共同保护徽州文化资源。
篇七：徽墨对书院文化的影响
文房四宝——墨
墨发端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以黑色作为美术装饰。在发明人工制墨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半天然墨作为书写材料，主要是天然的石墨以及鼎、鬲蒸煮过后腹下所积炭黑。最早的墨是用漆和石粉做成。古代的“石墨”是最原始的墨，用天然石炭制成，使用时，在砚石上以研石研磨成粉末，再渗水融成墨汁。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绘写工具中，就有一根用以研墨的磨杵(即研石)，可见5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原始的石墨。西周宣王时邢夷制墨差不多是人工墨的开始。经过漫长的历程，秦汉时期终于出现很正式的人工墨品，成为墨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1975年出土的墨块，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墨，属松烟墨。江陵凤凰山西汉墓中也发现有松烟墨的遗物。
制墨首先要通过燃烧获得烟料(古代主要的烟料是松烟、漆烟和桐烟，松烟最早使用，漆烟、桐烟接着出现)。秦汉墨主要是松烟墨，也有将漆烟、松烟混和制墨的。
汉代制墨已成一定规模，采用松烟作原料。东汉以前，只是将墨用手捏合成小圆块“墨丸”，没有制成锭，使用时不能直接用手握着磨墨，必须用研石碾压。所以出土的秦、西汉砚台一般都包括砚石、研石(磨杵)两部分。东汉发明了墨模，经过压模、出模等工序，墨质坚实而且形状规整。墨丸改进为墨锭，可以执握着直接研磨，研石也就渐渐地绝迹了。汉代已形成了全国制墨中心，喻麋墨在当时最有名气。喻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山右丛生松树，松枝烧出烟料宜于制墨。
三国时，制墨业进一步发展。三国魏“韦诞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是古墨的珍品。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韦诞制墨，“参以真珠、麝香，捣细合烟下铁臼，捣三万杵。”墨中用药始于韦诞，用以益色、增香。后人加入墨中的药料渐多，配方各异，多者达24味。以致以墨入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七《土部·墨》云：“墨，亦名乌金、陈玄、玄香、乌玉块。气味辛温，无毒。主治
止血，生肌肤，合金疮，治产后血晕崩，中卒下血，醋磨服之。又止血痢及小儿客忤揭筛，温水服之。又眯目、物芒入目，点摩瞳子上。利小便，通月经，治痈肿，发明。”
晋时制墨工艺有了新的提高，发明了用胶配制。烟料是半成品，再经过入胶、和剂、蒸杵等工序制成墨锭，才是成品。烟料掺胶共同捣治，可增墨的光辉及附着力，使晋墨的条块比汉墨更加细致。南北朝时易水流域(今河北易县一带)所产佳墨比较知名，被称为“易墨”，王僧虔《笔意赞》就将“剡纸易墨”相并举标榜。
隋唐的制墨中心在易水、潞州。这些地方不但产松，而且品种名贵，为制造上品松烟创造了条件。唐代一度改易州为上谷郡，史载唐玄宗置修书院，“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新唐书》卷57)潞州即今山西长治一带，唐代一度改为上党郡，“上党松心”是其所产优质松烟墨。唐代所制墨在玩赏性、收藏性方面尚有待提高，墨工地位也不及五代以后，基本没有留名史籍者。宋晁以道《墨经》云：“古人用墨，多自制造，故匠氏不显。唐之匠氏，惟闻祖敏。”祖敏是易州人，曾任墨务官，其墨以鹿角胶煎膏和制，在唐代很是知名。唐末由于安史之乱，大量中原人口南移，易州、潞州制墨业随之衰落。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此后徽墨雄踞天下。
唐末五代，出现了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制墨大师李廷跬。李廷畦本是河北易州墨工，北方战事连绵，奚超、奚廷畦父子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安徽歙州古松葱郁，质材优良，奚家父子便定居下来重操旧业。他们以黄山松烟为原料，改进调胶、捣松等工艺。李廷琏尤其在用胶方面有独到之处：他发明了“对胶法”，即烟、胶对半，而通常制墨时胶量只是烟料量的一半；他首创了分批和胶的办法，有时多至四次，称“四和胶”；他还在胶中添加了生漆。据说用料包括松烟一斤、珍珠、玉屑、龙脑各一两，另外还有麝香、冰片、樟脑、藤黄、犀角、巴豆等，药物达十二种。和以生漆，捣十万杵。奚墨获得了南唐李后主赏识，他赐奚氏父子国姓，并封“李廷畦”为墨务官。从此，“李廷硅墨”扬名天下。
到了宋代，歙州成为制墨中心。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辖歙、休、夥、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徽州出现了“家传户习”的制墨盛况，李氏制墨艺术历代相传，徽墨作为墨中精品而誉满天下。宋以前墨基本都是松烟，到了宋代则主要是油烟墨，以桐油(或再加上麻油、猪油等)燃烧成烟。张遇、潘谷、戴彦衡(一作戴衡)等人对宋代制墨艺术有引人瞩目的贡献。宋元时期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藏墨，墨进一步向工艺品方向发展。据说绍兴年间戴彦衡所制墨的墨面图样都是名画家米友仁绘制。
明清两代制墨中心也一直在徽州。
明代制墨工艺有了新发展，桐烟和漆烟制墨的前代秘方被广泛采用。明代的高级徽墨中掺有麝香、梅片、冰片等名贵中药香料，故清香四溢，还有的墨中含有金箔，因而乌黑铮亮。墨色黑润，气味清香，故当时称“徽墨甲天下”。另外，在明代油烟墨盛行的情况下，独歙县江正以古鹿胶制松烟墨。明代徽墨制造业形成了歙派(歙县)和休宁派(休宁县)两大派系，各有千秋。歙派代表人物有嘉靖时罗小华、万历时程君房、方于鲁等，所制歙派徽墨隽雅大方，香料考究，包装精美，多是贡墨或名流托造之墨。休宁派的成员基本是一些无权无势者，主要人物有汪中山、邵格之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实际影响皆不及歙派，所制墨华丽精致，以金、银勾描墨面图案，主要供给普通文人。明代和清代前期是徽墨的盛世。清代徽州制墨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被称作“四大墨王”。嘉庆前，前三家声势不凡，仅胡开文一时身手未展；迄道光末年，整个制墨业低落，前三家渐呈颓势，而胡开文却正当其时。歙派、休宁派及其他制墨名家尚多，不一一列举。除歙县、休宁，婺源为清代徽墨的第三个产地，工艺稍粗糙，产墨档次较低，大多为平民百姓所用。
徽墨的主要原料本来是松烟、油烟，但光绪二十五年前后“洋烟(工业炭黑)墨”出现，售价相当低廉，传统的“本烟墨”无法竞争。徽
州墨业纷纷到上海采买洋烟，本烟墨渐渐绝迹，“徽墨”变得有名无实。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同治年间发明了墨汁，发明者是江南谢松岱。同治四年(1865年)，谢松岱进京赶考时为劣质墨耽误，誓言发明出无需研磨之墨，最终在北京琉璃厂获得成功。谢松岱墨店就是现在依然知名的“一得阁”。
明清墨的图案绘刻和漆匣制作，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微型书画雕刻尤其具有艺术价值。此时制墨名家的墨版直接取材于书画作品、诗文题咏。明清的“集锦墨”正是中国绘画、书法、雕刻、漆器、纺织、螺钿、裱糊等艺术高度发达的集中表现。
除了松烟、油烟的特性差异会影响书法风格外，墨汁的浓淡也影响行笔中笔毫的自然聚拢和行笔的流畅感觉，必须在实践中揣摩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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