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诗学的两个理论支点
摘要：《原诗》这部诗学专著将“两端论”与“相济论”作为两个理论支点，不仅根植于儒释道文化的沃土之中，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在清初诗论家叶燮诗学中一以贯之，具有多层面的重要价值。“两端论”注重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济论”强调用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思想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畸、胶固一偏等问题进行纠偏与中和。二者互融共存，使得叶燮诗学自成体系，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叶燮；《原诗》；两端论；相济论；理论支点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0-0141-07
20世纪以来，学界对清代初期叶燮的诗学颇为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结合现代理论体系的架构，围绕《原诗》的一些核心范畴来展开研究，或主要分析其本原论、正变论、创作论、批评论①，或针对以“理、事、情”与“才、胆、识、力”为中心的美学、诗学体系给予细致探究②，或就某一个范畴和命题进行辨析；而对其中一以贯之的“两端论”与“相济论”却没有进行深入考察。由于叶燮诗学包含众多密切相连的范畴与命题，倘使割裂整体而将其划分为符合现代人认知的若干部分，难免有悖其诗学原貌和精神指归。诚如张健先生所指出的：“变的理论被划归发展观，而主客体理论被划归创作论。这样，变的理论与主客体理论就成为平行并列的理论。这样的诠释并不符合叶燮诗学的实际。……如果把主客体关系的理论从他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中抽离出来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就容易掩盖叶燮诗学的真正意旨和现实针对性。”③而以“两端论”与“相济论”来观照叶燮诗学，既可以看出叶燮重视整体、强调众多范畴间有机关系的诗学意旨，理解其对传统文化、哲学的承续、创新与发展，也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深化叶燮研究提供新思路。为此，本文对叶燮诗学中的“两端论”与“相济论”加以展示和界定，进而揭示其思想渊源与重要价值。
一、“两端论”与“相济论”的内涵及表现
所谓“两端论”，即指主体在考察诗歌发展及诗学论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明确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来探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学说和思维方式。叶燮诗歌理论的鲜明特色之一即在于对大量“两端”的阐述。首先，《原诗·内篇上》开篇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两端”，如“诗之源流、本末、正变、衰盛”与“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④等。接着，他以古今诗歌的因与创来说明“变”的合理性与合规律性。认为“势不能不变”⑤，以古今在食具、音乐、居处等方面的不同来表明“物”与“人”的“踵事增华”⑥，从而将诗歌发展的继承性、变化性、超越性有机统一起来。在论及“温柔敦厚”⑦时，叶燮标举“体”与“用”“意”与“辞”之两端进行阐发。论及正变、时代与诗歌发展之关系，叶燮提出“正变系乎時”与“正变系乎诗”、“诗之源”与“诗之流”等⑧，既区分了风雅正变与诗体正变之不同，强调“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也淋漓尽致地论述了“诗”与“时”之紧密联系，指出正是由于“力大者大变”（如杜甫、韩愈、苏轼等）与“力小者小变”的共同作用才组成了一部无时不变的诗歌发展史。他还通过“或曰”与“余曰”的对话指出“有法”与“无法”、“虚名”与“定位”、“死法”与“活法”等范畴，指出“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⑨。于此，宇文所安说：“像在《原诗》其他地方一样，叶燮摆出两种常见的对立立场（一方相信‘法’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则反对‘法’），并高居它们之上；他以此向世人表明，这样一些概念远比那些传统上的文学派别（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所选择的粗糙立场复杂得多。”⑩
其次，《原诗·内篇下》开篇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物者”与“在我者”之两端。谈及“在我者”时，叶燮举出“天分”与“人力”、“识为体而才为用”、“取”与“舍”、“世人”与“古人”、“同”与“异”、“横”与“竖”、“左”与“右”、“主乎内以言才”与“主乎外以言才”、“力之大小远近”，等等。论及“在物者”时，他以疑问的方式巧妙地提出了“可言之理”与“不可言之理”、“有是事”与“无是事”、“可征之事”与“不可述之事”等不可分离的两端。
再次，叶燮在《原诗·外篇上》和《原诗·外篇下》中进一步发展了其“两端论”思想。他说：
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从自然、人事到诗歌，无事无物不存在“两端”，所谓“种种两端，不可枚举”。谈及诗歌创作，他仍然主张要把握好“绍前哲”与“垂后世”这两端，用一幅绢素的长短、阔狭、浓淡、远近等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表现，来说明自汉魏至宋以来的诗歌特点，随之又以“工”与“拙”为切入点对古今诗歌进行了分析。
此外，在《已畦集》中也可见出他对于“两端”的论述。他在所居之处筑堂、室，建亭、园，分别命名为“二弃草堂”“二取亭”“独立苍茫室”，并写有一组颇具诗意的园记：《已畦记》《二弃草堂记》《二取亭记》等。《二弃草堂记》曰：
弃之为义，以迹与事考之，未有不自世先者；以心与理推之，未有不自我先者。迨心迹交见、事理并陈，则成为两相弃已矣。夫予之事科举，窃升斗，固尝求入于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有方，须合身心内外而早夜谋之，谋之益工，则弃端自绝，而予则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机，而予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谐，而予以戆。
他以“我”与“世”、“心”与“迹”、“事”与“理”、“巧”与“拙”、“机”与“直”、“迎”与“距”的对立，来说明“我”与“世”相弃的由来。“二弃”既是世既弃我，我亦弃世，也是古代诗人进退出入所必须面对的“两端”。但叶燮所讲的“弃”不是全然弃之与弃之不变，是“二弃”后的有所弃而有所不弃，是弃中有得。如其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