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其他主要次区域合作机制有哪些
由日本发起或主导的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发起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这是20多年来本次区域最重要的合作机制。1992年，亚行举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首次部长级会议，标志着GMS机制正式启动。目前，GMS合作范围包括中国（云南、广西）、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总人口约3.26亿。2002年11月，GMS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金边举行，批准了《次区域发展未来十年（2002～2012年）战略框架》，并决定其后每三年在成员国轮流举行一次领导人会议。GMS合作上升到领导人层级，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13年，在亚行和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GMS合作稳步推进，成果丰硕，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约200个合作项目，动员资金总额逾100亿美元，为消除贫困、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12月20日在曼谷召开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通过了《2014～2018年区域投资框架执行计划》，明确了92个优先项目清单，涵盖能源、农业、环境、人力资源、旅游、交通和贸易便利化、信息通信等领域，计划总投入约300亿美元。
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除中国外的下游五国）首脑会议。自2009年开始，每年一次。在2012和2015年的会议上，日本分别承诺向五国提供74亿和6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以上两机制确实提升了湄公河下游五国多方面的发展。中国也为GMS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积极参与交通、电力、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卫生、旅游、贸易便利化和投资、金融、电子商务、禁毒等领域合作。在GMS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中方将按市场化、可持续原则，出资10亿美元支持次区域互联互通等重点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100亿美元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不仅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也用于支持企业在当地设厂发展产业;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也欢迎次区域国家积极立项申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为次区域互联互通建设及产业合作融资。
但在上述两机制中，日本影响相对更大一些。日、美等是亚行主要出资方，亚行是GMS项目合作最大捐资方，并行使秘书处职能，主导不少次区域合作项目设计。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更是由日本绝对出资。日本是泰国、越南最大外资来源国，其助缅建设的首个特区仰光“迪洛瓦特区”已开始招商引资。日方还拟与泰、缅共建缅最大经济特区“土瓦特区”。日本对湄公河流域的投入摆出明显的与中国主导的“南北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建设相竞争的态势，并借机扩大输出资本、推销高铁等产品。
美西方国家主导或出资的机制
湄公河委员会（简称“湄委会”）。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1957年成立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老“湄委会”），幕后主导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美西方将湄公河下游国家视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冷战阵地”之一，与泰结盟，欲将越、老、柬、缅拉入其阵营。1995年4月，泰、越、老、柬在泰国清莱签署《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决定在河流资源、河上航运、洪水控制、渔业、农业、发电及环保等所有可能产生跨国影响的领域进行合作，并宣布在“老湄委会”基础上成立“新湄委会”。“新湄委会”由理事会、联合委员会、秘书处三个常设机构组成，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一名部级官员参加，有权做政策性决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联委会由各成员国派一名司级官员参加，执行理事会决定，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全体会议。秘书处向理事会和联委会提供技术和行政性服务，负责日常工作，并接受联委会监督。中国是“湄委会”对话伙伴，双方在水文信息交流、防洪、航运等方面开展合作。
奥巴马政府推出“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普吉与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湄公河下游四国外长举行首届“美国—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提出该计划。“湄委会”和美国密西西比河委员会次年结为“姊妹河”关系。近年来，美国在环境、医疗、教育等方面向五国持续投入的援助与发展资金超过两亿美元。
湄公河学院。是泰国利用新西兰赠款于1996年成立的非盈利机构，设于孔敬大学，旨在为湄公河流域国家培训经济社会领域人才。2007年转型为国际组织，重点在农村及农业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移民及项目管理能力建设四大领域为沿岸国培训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学术机构人员。云南省长期代表中方参与学院合作，中方已累计捐款60多万美元支持学院发展，并派出400多人参加培训。
“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明显排挤中国，《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协定》有关条款也让中国加入“湄委会”存在困难。由于丹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及世行、亚行为“湄委会”资金运作主要捐助方，“湄委会”主席一般由西方人担任，当地国家难以主导“湄委会”日常运作和项目规划。近年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重返”东南亚，其中重要一环便是通过增加渗透“湄委会”、增设新计划来提升在湄公河流域较弱的影响力，挤压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
美国受制于地理距离、经济低迷等因素，在推动湄公河流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大项目方面难有作为，但其利用上述机制及遍布多国的非政府组织，重点在当地推进环保、水资源管理等项目，通过“采掘业透明度倡议”、“自然资源价格及耗减成本核算”等向当地民众灌输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环保、人权、发展理念。这些理念虽对流域国家发展有些好处，但也导致当地有些人盲目追求“无需付出任何资源环境代价的发展”，对外企提出苛刻的经营与社会责任要求，在当地形成“环保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思潮。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水电、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有较大投资，有些企业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占地矛盾被美西方和当地部分非政府组织、媒体大加渲染，引发民众抗议，导致一些大项目受挫暂停。中企有必要适应湄公河下游国家环保、发展等理念升级换代的现实，转换思路，改进技术和管理，进行环境友好型投资，追求可持续发展。
次区域内国家自主建立的机制
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1996年由东盟发起，旨在加强当时东盟七国加湄公河下游未入盟的缅、老、柬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促进东盟一体化，确定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农业等八个重点合作领域，日、韩为观察员。
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机制。2003年4月，当时泰国在东盟成为“领头羊”，前总理他信倡议成立该机制，以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条合流命名，旨在缩小成员间发展差距。机制成员是泰、缅、越、老、柬，发展伙伴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新西兰、亚行等。
中、老、缅、泰 “黄金四角”地区经济开发合作。始于 1993 年，由泰国提出，致力于推动云南、老挝北部、缅甸东部和泰国北部等四国边境部分地区发展，合作范围涉及航运资源开发、水电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交通道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禁毒、贸易与投资以及罂粟替代种植等方面，消除四国跨境地区尤其是“金三角”的贫困、贩毒、走私等状况，使四国边境地区建立更密切经济联系。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2011年10月5日“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为联手侦破案件，尽快恢复湄公河国际航运，严打流域跨国犯罪，同年10月31日，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建立四国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开辟前所未有的区域执法安全合作道路，成为中国与东盟及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的先行者和典范，迄已开展执勤39次、两届“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打击湄公河沿岸犯罪团伙行动及情报信息交流和整治治安突出问题联合调研等多种行动，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逐渐使这条“黄金水道”恢复昔日繁荣。
四国还大力开展执法能力建设合作，开展船艇驾驶、边防业务等各类执法培训项目35个，培训执法人员超过500余名，中方援助各国警务装备物资和设施价值超过1.1亿元人民币，极大提升了四国执法能力和合作水平，受到欢迎。今年10月24日，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关于加强湄公河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决定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高官级会议机制（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建立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将打击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纳入执法安全合作范围，并确定将打击有组织偷渡和非法移民、缉捕遣返逃犯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柬、越作为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观察员国参与机制框架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