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妥玛式及其他
几年前，学界曾就译作中人名翻译的正误引发议论，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把“蒋介石”错译成“常凯申”，类似的名误还有孟子变成了“门修斯”，孙子变身“桑卒”，不一而足。
发生这样看起来十分吊诡的学术笑柄，自然有学界浮躁之类的原因，不过，既然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时代元素，某些涉及中西语文的常识，的确需要有所绍介和普及，而不方便忽略乃至付诸阙如，譬如与上述笑柄直接关联的威妥玛式拼音。
威妥玛式拼音自然首先来自威妥玛。他的名字写作Thomas Francis Wade，按照现在的译法，该是托马斯·弗兰西斯·韦德，威妥玛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倒装简化后的叫法，威字有时也写作韦。威氏是剑桥出身，说得一口流利的南京官话，那曾经是中国当时的国语，是当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父带给欧洲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便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汉语。毕业后威氏进入军界，并于1842年随英军来到中国，参加了鸦片战争。1843年起，他在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做翻译，他的南京官话派上了用场。1847年威氏退伍，在英国驻华机构任职，做了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依然和中国语言打交道。后来他在广州和上海担任一些行政职务，譬如驻上海副领事以及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之后他又担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重新做回语言工作，其间还曾担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他担任驻华使馆参赞，后来升任公使，马嘉理事件也即滇案发生后，作为公使的他向清政府施压，后与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他退休回国，几年后返回母校担任教授，讲授汉语，直至1895年逝世。其间，他将所藏汉文、满文图书4000余册赠予剑桥。
作为英国的军人和外交官员，威氏对列强于中国的侵略果然推波助澜，值得声讨。不过，语言方面的天赋，原有的汉语能力，加上来华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深入交道，使他成为一位熟谙汉语的语言学家。他发现，用南京官话并不能顺利地与人沟通，各地官员使用更多的是京腔的北京官话。这自然也是中国的实际。为了外国人也即主要是使用英语的外国人便于学习汉语汉字，他先后于1859年和1867年写成《寻津录》和《语言自迩集》。在这两部著作中，威氏凭借他对中国语言的广泛了解，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了一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为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便是威妥玛式拼音，后来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威氏之前，外国来华传教士曾经制订和推行过诸种类似的拼音方案，譬如教会罗马字，但最流行并得到公认的中文拼音方案，首推威妥玛式。
另一位出生于牛津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也是翻译出身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就语言天赋和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兴趣而言，他与威氏颇有同好，当然他的汉学触角比之威氏更其多端，譬如他曾翻译《三字经》《洗冤录》《聊斋志异》，有《中国绘画史导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宗教》这样的硬头著作。语文工具书方面，他著有《语学举隅》《字学举隅》和《华英字典》等，在这些书中，翟氏都采用威式拼音给汉字注音，不过也做了一些调整改动。而1892年初版的《华英字典》，篇幅巨大，收字宏富，释义精细，检索完备，堪称汉英字典史上的经典之作。1906年在上海召开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基本就是以《华英字典》的拼法为依据，这便是后来广泛使用的邮政式拼音。而威妥玛式也被称为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简称WG式，影响巨大，是清末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国际国内用拉丁字母拼写本土人名地名最通行的系统。用当下流行的调侃句式表述，在那一个时间段，全球中文拼音方案哪家强的问题，几乎是不需讨论的。
为了方便电报拍发，邮政式取消了WG式原有的所有附加符号，譬如送气符号。其实，这也是WG式在实际使用中习见的做法，毕竟它既不方便也不够美观，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带来不少混乱，譬如我们熟悉的拼音方案中b与p，d与t，g与k，去掉了送气符号后，邮政式便都是以p，t，k表示，这当然会发生混淆。
此外，WG式基本上按照北京语音系统，而邮政式则加进了某些方音，更有趣的是，两广福建的部分地区，一律按当地方音拼写。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邮政业务的亲民体现，可以想象，在一个官话更多流连于官场，方言在各地实际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氛围下，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折中。方便的是，翟氏的《华英字典》中，附有各个汉字的广东、客家、福州、温州、宁波等9个方言区的方音拼法，上述折中实行起来反而是有案可稽的。而对之前部分地名已有习惯拼法的，邮政式也保留不变，所以广州写作Canton，厦门写作Amoy，福州写作Foochow，这样的拼写在今天人看起来，自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样的方案，不免遭到后人诟病，但以往域外出版的中国地图，一般都是采用这种拼音方法，因而被使用拉丁字母的各国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标准，尽管国际标准化组织早在1982年就已承认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WG式在西方仍然具有相当影响，这也是它在西方学界较为流行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西方文献中出现的与中国相关的人名地名，起码翻译界语文界尤其学界需要提起足够的注意，而且必须对它有所了解，急就章似的恶补也是必要的，譬如译名辞典之类的工具书，总是要在遭际需要的时刻查阅一下的。
其实，我们熟悉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也兼收了包括威妥玛式拼音在内的诸种拉丁拼音方案的长处，足见WG式的意义不容忽视。而WG式之所以在西方依然具有影响力，大约在于威氏的方案立足的是外国人专门为外国人阅读学习汉语汉字而制订，而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则是中国人主要为中国人拼音汉语汉字制订，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结果和效果也就自然有所不同。相较而言，后者无疑更有水土上的亲和优势，但前者或许在某些方面会更适合外国人的语音习惯也未可知。比对一下WG式的声韵母表不难发现，其所用字母与实际记音的音标符号大多一致，换句话说，在表音的精确性方面WG式更为直接，这对于一套针对洋人标注读音的系统而言，应该说是相对方便和实用的。而表音的拉丁字母对使用表意文字的国人来说，终究是隔了一层，因而汉语拼音方案必须更其简捷，这在制订方案的时代，尤其具有普及方面的技术意义。
说起来，我们听不少洋人说汉语时的那种腔调，其实和WG式有些干系，譬如北京读书音并非我们所理解的普通话，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斯时口语的实录，甚至也不全是所谓的北京官话，倒恰巧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语电影中的那种味道有些瓜葛。
还有一点尤其需要留意的是，WG式或者邮政式中有许多方音的成分，这在当时属于实录，对于学习者也是一种体贴的写真，而洋人当初在本土的活动区域，原是由南向北逐步而来的，其所曾经立足的各地之方音，对他们而言，其实就是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中国话，所以方音在拉丁拼音方案中是无法抹去的元素。譬如鸦片战争后产生的教会罗马字，就是海运开放后，传教士用来翻译《圣经》和帮助本土教徒学习文化的方言罗马字，其中包括厦门话宁波话潮州话海南话兴化话莆田话客家话上海话台州话建瓯话温州话，以及官话即北京话等，这些方言罗马字在各地推行几十年，曾经鼎盛一时，出版过17种方言的《圣经》以及《四书译注》，乃至小学用的修身历史地理生理数学诸科的课本，出版物总数在100万册以上。
如此看来，方音的实录原本就是拼音实践中一种撇不开的固定内容。譬如英文著作中孙中山写作SunYat-sen，实际上是客家方音的孙逸仙。被错译成常凯申的Chiang Kai-shek，原是粤语发音的蒋介石，过去的革命语汇曾将其戏称为蒋该死，其实就中便是借用了粤语乃至其他方言的谐音。而Peking表示的北京，p自是省却送气符号后的结果，而区分尖团音的ki，则不免和包括鸟鸣啾啾的粤语在内的若干方言十分切近。这样看来，洋人们记录和念诵的汉语汉字，实际上正是和古音一脉相承的方音，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保留了若干古风呢。
其实，威妥玛式的影响，甚至在今天的大陆地区也还有些许的痕迹，主要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名地名，或者某些商标和大学的名称，譬如孔子Confucius，孟子Mencius，孙子Suntzu，天津Tientsin，广东Kwangtung，青岛Tsingtao（啤酒），茅台Moutai，中华Chunghwa（香烟），苏州Soochow（大学），清华Tsinghua（大学），功夫Chinese Kungfu。这其实正是承认了，一种新体系对原有体系的替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不但需要一个不方便硬性限定的过渡适应期，而且原有体系的某些元素，也不妨如哲学上的否定一样，成为新体系的合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