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教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３月２４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教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第２１次国史讲座中，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和与战”、“中西文化”等三个关系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龚书铎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一股思潮，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不是革命而是现代化，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因为，第一，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第二，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其中已经包含有争取现代化的涵义，说近代史的主线是革命并不排斥现代化；第三，不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不等于不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问题在于如果仅就现代化而谈现代化，不把现代化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问题联系起来研究，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就难以讲清楚；第四，中国近代史中究竟是以革命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近代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问题，如果以现代化代替革命作为近代史的主线，那么整个近代历史就要重写，就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在和与战的关系问题上，龚书铎教授指出，甲午战争是日本策划的有准备的战争，是执行其大陆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什么“中国如果不抵抗，早就会实现现代化了”那么简单。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中国海军力量薄弱造成的，而是由于李鸿章之流忽视战备、避敌保船以及以夷制夷、一味求和等一系列错误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这在中法战争时期中国“不败而败”的事实中也得到了典型印证。正如当年《申报》所说：“从来言和必先言战，战者和之本，能战而后能和，没有不能战而和者也。”“必能战而后能守，能战守而后能和，二策相为表里，缺一不可者也。倘不能战而退守则为怯敌，不能守而议和则为请降。”不论是和战，还是和战守，能战是根本。“断未有不修战备而主和议，而可奠疆宇于苞桑，巩河山于磬石者。”
在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龚书铎教授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如何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主张：第一种是主张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第二种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三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第四种是主张汇通中西文化，认为对待中国传统之学不可一概吸收，对待外国输入之学也不能一概拒绝，只能食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古今东西”熔铸一炉，创造近代中国的新文化。其中第四种主张，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轨道的选择，也是近代中国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优良传统，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继承发展。
龚书铎教授最后指出，近代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过程中，有三个特点值得肯定和弘扬：一是吸收西方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爱国主义的精神非常强烈；二是吸收西方文化具有主动性，并非被动地靠外国传教士的传播；三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有所选择，不是盲目地全盘吸收，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当研）